照片初版背后的信息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莫欧礼：我在各个博物馆工作过。我早先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当然与我同人工制品（artefacts）和档案打交道有关。物（things）与文本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证据形式。博物馆也让我接触到人类学家，他们对物质文化最有话说。有一位人类学家曾对我说：物质文化不属于任何人，这却也意味着人人都可以研究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能从很多方面进行定义，我的方法是让物质文化更趋近人文学科。我把物质文化看作物的环境、物的重要性、物的制作、所有权和使用等等。我也把它看作这样一种历史，以其观之，物虽无法像文本那样阅读，却能发出与文本同样响亮的声音。我们从物中获取的信息往往包含人类文化的间接陈述，它能够诉诸共同的记忆和情感。

图像也是物。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因为我们只关心视觉图像的内容，以为它的物质特性、形式和尺寸不重要。摄影和其他任何一种图像生产系统都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颜料，还是打印墨水，抑或感光材料，都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不过，摄影最直接地将物（和人）从现实存在转换为图像。一幅画是一个世界，一幅摄影则关于一个世界，这个区分通常是成立的，只不过摄影和其他图像一样，有成百上千种用物质的语汇来探讨的方式。

今天，摄影往往是数码形式的，摄影史其实该称作“前数码时代摄影史”。在漫长的前数码时代，照片被冲印在铜、玻璃和纸上。在中国，人们还热衷把照片冲印在瓷器和一种类似画家用的宣纸的纸上，如此一来，就能用钢笔和墨水对拍摄对象的“小影”进行“补景”。对材质的选择显示出拍摄者和消费者抗拒把肖像完全等同于照片，这种抗拒心理是物质和个体意愿一个很有意思的交叉点。

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是保存和搜寻照片的绝佳场所，但也不尽然。照片的价值常常是“隐形的”。我得知太多欧洲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处理掉馆藏照片，原因是觉得这些照片包含的信息“大家都已知道”，还觉得数字化保存更方便。（数字化有诸多优势，但它也让人更难实际接触到有形的物品。）在中国，许多照片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官方认为照片（以及地图等其他视觉性材料）属于“文件”，这种合法性时常能让照片留存。

博物馆馆藏照片有时会在书籍和文章中反复被复制，后期传播能让照片图像为大众所熟知，但照片的初版（在玻璃或纸上）或许有不为人知的信息。我最近一次访问大英图书馆时领悟到这一点，那里收藏着斯坦因敦煌之行拍下的照片。斯坦因为出版《亚洲腹地》一书整理照片时，觉得照片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于是用钢笔在照片底片上做了一些小修改，像是清理洞窟内壁，增加额外几包手稿让一大摞手稿看起来更整齐，把地面“扫”干净之类的。或许考古并不是一门完全客观的学科，又或许摄影师——斯坦因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摄影师——其实是在运用“写实”的媒介来展示除镜头之外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进行探险考古活动

几年前，一幅“大总统”曹锟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它在一枚小型纪念章上，边缘刻有“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十日大总统曹锟就任纪念章”字样。这枚纪念章由一位荷兰外交家的孙辈捐赠给了荷兰民族学博物馆。在曹锟1920年代短期掌权时期，这位外交家恰好生活在北京。曹锟的支持者广泛地散发这种纪念章，甚至把它散发到了国际上。这幅印在瓷盘上的小圆形照片让我思索，早在1960年代之前，政治领袖徽章的历史其实已经开始了。

作者：王文欣
编辑：单颖文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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