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父亲对国军将领不制止士兵祸害百姓行为很是不理解,认为他们放纵手下抢劫、屠杀民众太愚蠢,是自掘坟墓。当国共双方军队交战后,父亲才明白国军将领之所以放纵士兵祸害百姓,是为了让士兵尝到战争的甜头,获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以使其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当炮灰。国军将领以牺牲民心换军心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愚蠢至极,也是失败的根源。
国军沿途抢劫,挑夫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走路当然就慢了许多。但挑夫只要稍有迟缓,国军就用树条抽,枪托打。挑夫负重前行,挨打受骂,又吃不好,瞅准机会就想逃。其实,逃是逃不掉的,只要挑夫跑,国军就开枪射杀。父亲时年不满16岁,体态微胖,加之很少参与生产劳动,体力、耐力都不适宜做挑夫。所以,父亲在西行路上挨打受骂最多。待走到萧县境内时,父亲已是精疲力竭,就是看护的国军枪打、条抽也走不动了。正当催赶的国军骂骂咧咧、痛打我父亲时,一辆载有军官和家眷的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一位校级模样的军官走下车来,制止了士兵对父亲的打骂,将父亲带上了车。
上车后,父亲得知,要他上车的是国军第五军第四十五师作战处的一名军官,他的太太刚分娩不久,身体较弱,离不开仆人的照顾,刚诞生的男婴也急需人抱。可他们在撤离徐州时,担心带仆人西撤是累赘,就将仆人打发了。军官夫人,见我父亲眉清目秀,又是位学生,遂让老公要来我父亲,随车照顾她,并给她抱孩子。
12月1日夜,四十五师西撤到萧县西南祖老楼区相山庙一带时,即被追赶的华野主力部队撵上,双方交火开战。战斗激烈空前,解放军的炮弹和子弹不时光顾军官家眷栖身的茅草屋周围。战斗进入胶着状态,那位作战处的军官见西撤无望,就抽身来到夫人身边,和夫人商量要将孩子送人逃生。夫人起初至死不同意,哭着哀求军官说:“全家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要是能逃,也逃到一处。”但军官不同意,哽咽着劝说妻子,孩子带在身边一则可能被流弹打死,二则带着是累赘,不便逃跑;如果送人,说不定还能保全生命。夫人也看到情势的危险,遂默认了丈夫的决定。她在西撤路上得知我父亲是萧县地界人,经一天多的相处,觉得他忠厚老实,又颇具正义感,遂拉着我父亲的手跪求道:“小兄弟,俺知道你是位善人,俺拜托您将孩子送到一个好人家去,让他活命吧;孩子若能活命,俺来生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说罢,她把孩子包好,给孩子套上金质的长命锁,又摘下自己的手饰、挂件等放到包孩子的棉被里,亲了亲孩子的脸,掩面挥手让我父亲把孩子抱走。
军官喊来两位贴身卫兵,化装成农夫模样,陪同父亲一道将孩子送人。
父亲在两个卫兵挟持下,向相山庙东南方向枪炮声稀疏的地界走去。当夜战斗甚烈,战场周边村庄的百姓要么逃走他乡避战,要么紧闭门户不开。父亲一行抱着孩子走了三四个村庄,敲了30多家农户的门,都没有找到愿意开门接纳他们的百姓。黎明时分,他们来到距战场约10多华里的一座村庄的村口时,两个卫兵死活不愿进村了。他俩强行将孩子抛弃在村口的路边,并摘走孩子脖子上的金锁,拿走孩子身上的金银手饰、挂件等贵重物品。
父亲劝他俩逃走,他们不听;父亲要回家,他们也不让,押着父亲原路返回。可当父亲他们到国军阵地时,两个卫兵却阻止父亲去见将孩子送人的军官夫妇,反而送父亲到一个战斗连的连部,交给该连连长看管使用。
后来,父亲推测两个卫兵不让他返家的原因,一则可能怕父亲出卖他俩,引领解放军或地方民兵抓他们;二则是他俩是外地人,怕返回途中遭遇解放军或地方民兵,有父亲这位学生模样的当地人在一起,见到解放军或民兵都能蒙混过关。不让父亲见军官夫妇的原因是害怕父亲说出真相。
国军四十五师同解放军在相山庙一带连续激战一夜半天后,渐感不支,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遂向兵团司令部求援。12月2日夜,援军赶到四十五师阵地,协同四十五师同解放军进行一夜死战后,四十五师方得以西逃。
父亲说,他被两个卫兵送到四十五师的一个战斗连队后,连长就安排他给前沿阵地送子弹。由于父亲走了一晚上的夜路,身心俱疲,加之父亲本身力量就弱,根本就扛不动沉重的子弹箱。父亲连着几次都没有将子弹箱扛到肩上,遂用双手抱着子弹箱走向阵地。无奈,父亲力量过弱,才踉踉跄跄前行几步,就摔倒在地。连长见父亲的确扛不动子弹箱,也不是干重活、粗活的料,也没有为难父亲,在骂了一通粗话发泄不满后,就安排父亲在连部做杂务。
国军四十五师逃出相山庙战场后,边打边向西撤,约在12月4日才西撤到永城县陈官庄一带与兵团主力汇合。但此时的四十五师同兵团主力一道,又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父亲后来回忆,裹挟他撤退这个国军连队的文书,在西撤路上被解放军的流弹打死,该连连长就安排我父亲接替文书的工作,在连部里接收抄写文件、命令等。
四十五师在陈官庄一带被解放军围困了近40天,但他们弃守徐州时,为快速逃跑,限定每人只能携带7天的干粮,虽然他们在西撤路上,沿途抢粮,强拉牲畜,但也不够近40天吃的,再加上,他们在同解放军交战后,一些士兵为便于逃跑,还扔掉部分随身携带的食物。所以,当他们被围困不几天,就断粮断炊了。
国军断粮后,为填饱肚子,只得与占领区的老百姓争粮、争食。国军各部队派出精干士兵,游走于陈官庄周边的村镇,抢粮、抢食,搜寻一切能够入口的食品。等老百姓的食物被抢光后,他们就宰杀队伍中拉大炮的骡马,军官和骑兵的战马,从沿途村庄抢来驮军用物资的牛、驴充饥。牲口宰杀完了,就吃榆树皮,茅草根,甚至连老百姓家里储备用来喂牛羊的干萝卜缨、红薯秧子也吃个精光。总之,国军真真切切地饿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凡是能充饥的东西,不论是能入口的,还是不能入口的,都争抢着吃。为缓解国军断粮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每天派飞机向陈官庄地区空投食品。但由于国军阵地太过狭窄,空投的食品大部分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只有小部分食品落到国军阵地上。因食品稀缺,国军常为争抢食品厮打,甚至发生枪战。
淮海战役中,国军除不占“人和”外,还不占“天时”和“地利”。好像苍天也要消灭国军似的,1948年的冬天冷得特别早,也特别厉害。时令刚进入12月,寒潮就袭来,气温骤降,成天刮刺骨的北风不说,还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坚守阵地的国军将士饥寒交迫,卧冰盖雪,冻死饿死者不可胜数。国军阵地皆在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就连情急之下挖的战壕也遮蔽不了身体,不利战士作战。
解放军和国军攻防双方在萧永边界僵持了近40天,解放军围而不攻,国军防而不逃,一味固守待援。此时的战场景象若“楚汉垓下战场”再现,国军像当年的楚军一样陷入“十面埋伏”之中,昼夜四面皆“楚歌”。
这“楚歌”就是解放军发动的心理战。在国军身处饥寒交迫,突围无望、援军无影之时,解放军采取散发传单、喇叭广播等形式有序分层次开展攻心。先是向国军高层喊话,通过手摇发电机带动的大喇叭和手卷铁皮喇叭,昼夜轮番向国军阵地宣读毛泽东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奉劝杜聿明、邱清泉等“体惜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接着向国军下级官兵喊话宣传,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国军插翅难逃的战场形势,内战的不义,起义投诚的待遇,优待俘虏政策,解放区穷苦百姓翻身后分房分地的喜庆事件。解放军还时常让起义投诚官兵阵前劝降,被俘国军现身说法,翻身农民宣传解放区的光明,以此瓦解国军的战斗意志。
据我父亲回忆,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让他代做连里文书工作的那位连长,早没有了在相山庙战场上初见时的勇、猛、狠劲,代之而来的是满脸的沮丧与无奈,时常自言自语说:“天亡国军,天亡国军呀!”一天晚上,他心事重重地对父亲说:“看起来国军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出这一劫呀!家里尚有高堂父母、妻儿要我养活呢!”父亲乘机劝他带兵阵前起义,投奔光明。他连连摇头说;“这事万万做不得,一是因为长官正处在危难之际,现在背叛长官就是不仁不义;二是自内战开战以来,我多次与解放军战场拼杀,双手沾满解放军的鲜血,共产党宣传不记仇,谁知他们秋后算不算账?”接着他又说:“我一恨自己没有战死在抗日战场上,那时战死了还是个民族英雄;二恨自己看不透形势,抗战结束时,没有解甲归田。我愧对父母,愧对妻小!”
父亲回忆说:“这位国军连长姓王,广东人,名字我忘记了。我只知道他告诉我他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兄弟姐妹6人,二老健在,一妻两子在广东农村老家。他1938年参加国军,在抗日战场上真刀真枪同日寇以命相搏,九死一生,靠战功一步一步升迁到国军加强连的连长。”
1949年1月5日,国军王连长像是预感到解放军要发动进攻似的,他把我父亲叫到跟前说:“小兄弟,大战在即,枪炮无眼,你逃命回家吧。”说罢,他就指派两个士兵将我父亲送出国军的阵地。
父亲在国军队伍中胆战心惊地生活了近40天,忍饥挨饿不说,还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每天都是和衣而睡,全身生满了虱子。
父亲在走向解放军阵地途中,几次被流弹击中,但幸好弹着点均在父亲穿着的棉袍边缘。由于我父亲营养不良,走路乏力,他虽然是早晨离开的国军阵地,但直到天黑才走了40多华里路程,跌跌撞撞地走到萧县地界的张庄寨附近的任庄,找到他在徐州师范一同读书的一位任姓同学家里,休息了4天,待恢复了些力气,向同学家里要些走路的盘缠、食品后,用了近2天的时间,才走回到距任庄近100华里的萧县城边的家里。
淮海战役胜利后,父亲是这样分析国军四十五师在陈官庄地区被解放军围困近40天,多数官兵在缺弹绝粮的情况下,仍固守待援,作困兽犹斗,做到了饿死不逃、战死不降原因的:国军土兵一是认为援军必然很快前来解围;二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心存幻想,感觉不会灭亡;三是觉得自己同解放军作战次数太多,战场上枪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官兵,投降到解放军的队伍里,也是另类,没有前途可言;四是重情重义,不忍抛弃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背叛危难中的长官。国军下级军官除有此想法外,还认为他们的长官是发现他们的伯乐,对自己有栽培提拔之恩,如果在长官身处逆境之时,背叛而去,就是不仁不义。高级将领一是有信仰,二是认为做二臣是耻辱。
作者:陈昕(系安徽萧县教育体育局干部)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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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