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哉！五代故宫缘
梁金生和父亲梁匡忠合影，手里是爷爷的遗像，用这种方式陪爷爷重回北京故宫走走。
1960年，梁金生（右二）四兄妹和父母合影。
父亲梁匡忠在午门整理瓷器。（除署名外，均由梁金生提供）
清晨，67岁的梁金生骑着自行车，进故宫东华门，沿筒子河向北，经过俗称的“三座门”，拐入树影婆娑的宫廷部，走进那间熟悉的办公室，翻开《一九七二年以后历年损伤文物登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整天数这些数字，会不会很枯燥啊？”
“嘿！您还别说，我觉着挺有意思。”梁金生一口的京腔京韵。
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件文物，见数要见物，见物要见数。南迁之后到底有哪些文物没有回到北京？新中国以后故宫接收了哪些捐赠？文革期间有哪些文物遭到破坏？……自1984年被调到故宫保管部，到2008年退休，他每天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被故宫返聘，至今已是第8个年头，可他还在埋头整理。这不只是他的生活内容，还是一种嗜好。什么时候能够数完呀？
“数不完。就一直数下去吧。”他嘿嘿一笑。
外人对他的这种嗜好很难理解。暂不说数数这件事是否枯燥，单凭故宫曾给他和他的家族带去的磨难，他若对故宫怨之避之，反倒好让人理解。对此他的解释是：“我对故宫的感情是天生的。”
从他高祖父开始，梁家五代人服务于故宫。所以说，梁金生生来就是故宫人，他的头脑里“植入”了先人给他预存好的“记忆芯片”，他的血液里能嗅出故宫的味道。1979年，31岁那年，梁金生“上山下乡”之后如愿进入故宫，由老师变成了泥瓦匠。他觉得值。
如今让他惦记的是，儿子要是能来故宫工作就好了，那他家就是六代故宫人了。您还别说，真的有戏，但本文暂不透露。
给皇帝画画的祖辈
梁金生的电脑里，存着一幅编号为“故8742”的团扇扇面。小小的扇面上有山有水，有林有石，有桥有屋，有景有人，布局精巧，笔锋清逸，其意境颇似唐代于鹄《寻李逸人旧居》一诗中的“旧隐松林下，冲泉入两涯”。扇面左下是工工整整的落款：臣梁德润恭画。
梁德润是梁金生的高祖父，也就是爷爷的爷爷。梁家祖辈原籍河北大成。咸丰年间，梁德润来到紫禁城，成为内务府宫廷画院如意馆的画师。今天，故宫收藏有91幅梁德润的画作。正在午门－雁翅楼展厅举办的“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上，有一件展品是“着色人物寿字图”，为梁德润和其他两位画师合笔。梁金生去观展的时候，在“寿字图”前站了很久。
光绪年间，梁金生的曾祖父梁世恩子承父业，担任如意馆的掌管。梁世恩画得不多，故宫藏有9幅他的画作。
整理书画目录时，梁金生会特别留意是否有先人的作品。一旦整理到，他内心便会涌起一股神圣的热流，仿佛这是对先人最独特的祭奠和告慰。藏品真容是不让随便看的，梁金生便把先人画作的电子图片集成电脑的文件夹。每回打开，第一个念头是：“这是先人画的。”第二个念头是：“哦，这都是国家的。”
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深得家传，继续进宫作画。这时候，梁家可以被称作宫廷画师世家了，然而，命运在1924年发生了转变……
这年年底，溥仪被驱逐出宫，如意馆被封，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为防止国宝的损失或外流，急需对清宫旧藏进行系统典查，政府为此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梁廷炜由一名画师“过渡”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梁廷炜转成了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院中设有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和总务处。梁廷炜被分配到图书馆，进行图书的编目整理。
院墙内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为保全中华民族文脉，1933年2月至5月，13491箱故宫文物分五批南迁。梁廷炜随文物颠沛流离，此生竟再也没能重回四合院的家。
爷爷和父亲的南迁之痛
“故宫人最后分道扬镳，有的留大陆，有的去台湾，这对于他们来说有许多痛楚和难言之隐，加之两岸几十年的政治纷争，以及对故宫文物迁台的不同看法，故而大家都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不愿过多的提及。”这是章剑华所著《承载》中的一段话。
这段话说中了梁金生的家族之痛。1949年1月6日，梁廷炜作为故宫文物迁台的第二批押运人员，带着爱人、两个儿子和长孙梁峨生在南京的码头登上了招商局海沪轮，岸上是挥手告别的长子——25岁的梁匡忠和他怀中刚出生不久的梁金生。本以为这只是南迁过程中又一次寻常不过的短暂分别，家人很快就能团聚。谁想到这一去，不但故宫国宝从此分散两岸，梁家三代人也骨肉分离，父不能尽慈，子不能尽孝，天海茫茫永相隔。
这样的痛如何能碰!
关于爷爷梁廷炜和父亲梁匡忠的南迁故事，梁金生更多是从书上或者别人的嘴里知道。
南迁文物于1936年搬入了南京朝天宫库房，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像日子就可以这么安顿下来了，梁金生的奶奶便带着孩子们来到南京，与爷爷团聚。
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相继爆发。南迁文物分南、中、北三线向后方紧急疏运。梁廷炜走的是“北线”，他带着家人，经徐州、西安、宝鸡、汉中，于1939年抵达四川。
梁金生在那志良所著《我与故宫五十年》上看到过爷爷遇到的一次险情，“汉中文物刚刚搬完，梁廷炜先生留在汉中办理结束的时候，忽然警报来了，他正与新绥公司的阎淳朴先生结账，他们商量一下，觉得赶快跑出城去，藏在菜籽地里，最为妥当。他们急急出门，疾步往城外跑，可是来不及了，紧急警报发了，街上不能有行人往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找一条干河，在桥下躲起来。警报过后，他们知道城外的菜籽地里死了不少人，原来敌机来时，先在空中向菜籽地丢了几块石头，大家以为炸弹，争着往外跑，敌机俯冲下来，低飞扫射，因此死了不少人。起初他们后悔不该迟迟走出，以致没有赶到菜籽地，现在却又庆幸自己出来得迟了。”
梁金生还听别人讲，在乐山沿大渡河押运文物至安谷的途中，因逆流而行，爷爷曾不慎落水，幸好并无大碍。还有一次是去郑州的途中，敌机突袭，爷爷身体不好，行动不利索，一个工友背起他就跑。
梁金生感叹，“南迁之路仿佛唐僧西天取经一般，历经劫难。”
三路文物安置妥当后，故宫博物院分设了安顺、峨眉、乐山三个办事处，梁廷炜被分配在乐山办事处。1941年峨眉办事处增加库房时，院里录用了17岁的梁匡忠，派他去驻守新库。在风光秀美的峨眉，梁匡忠遇到了心上人，成了家。
梁家五兄妹的名字都跟国宝押运所到之地有关：梁金生的大哥是1944年在峨眉出生的，取名梁峨生；大姐是1946年在乐山出生的，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此取名梁嘉生。梁金生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是国宝东归南京后的1948年所生，南京又叫金陵或江宁；梁金生的妹妹也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宁生；弟弟是1956年在北京出生的，取名梁燕生。
1953年，梁匡忠随回迁文物回到北京，此后一直在故宫工作。70岁退休之后又被返聘8年，直到2002年。从17岁到78岁，父亲为故宫服务了61年。2007年，83岁的父亲离开了这个痛与爱交织的世界。媒体报道说，海峡两岸最后一个见证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人走了。
2010年，故宫发起“温故知新：两岸重走文物南迁路”活动。梁金生和其它亲历者后人，如尹焕章之女邓嘉嵋、来自台湾的庄尚严之子庄灵等，相约去寻访故宫先辈的南迁故事。当年存放文物的祠堂和山洞已经废弃了，当年故宫人借住的房东家变了模样，但大山还是那座大山，河流还是那条河流，老树还在、苍天还在、脚下的路还在。只要有它们的见证，不论先辈与后人经历过多么不同的世界，它们就像一道神奇的密码，倏忽打通了他们之间的情感通道。不论是死还是生，不论是在海峡这一岸还是那一岸，他们都有同一个梦乡。
受“伤”的少年
从记事起，梁金生就知道家族与故宫的渊源。父亲时常在下班后进行政治学习，少年梁金生戴着故宫发放的家属证，提着饭盒给父亲送饭，顺便在故宫玩玩，看看皇帝的家。
梁家在1960年拍了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大姐、小弟、小妹和梁金生。这是一张没法更“全”的“全家福”——新中国成立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身在台湾的爷爷、奶奶、叔叔和大哥从此都没了消息。
“全家福”上，12岁的梁金生特意把“三道杠”别在袖子冲着相机镜头的那一面。他是个要强的孩子，是学校的大队委员。但就算再优秀的孩子，一旦沾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海外关系”，还是会变成“落后分子”。梁金生对爷爷、奶奶、叔叔、大哥全无记忆，但他们的去台像魔咒一般带给他太多伤痛。
上中学时，梁金生积极上进，却迟迟加入不了团组织。他回忆道：“我是班长，班里的钥匙一直在我手里，放学都是由我负责锁门。但有一次，团支书说，我们要开会，你把钥匙留下。我失落到极点，想不通为什么没有我。”那年，梁金生14岁。他其实知道，这跟爷爷去台湾有关系。但他不会去问，去哭，去埋怨。这层“海外关系”让家里人谁都吃尽苦头，谁都心知肚明，但谁都默默承受。
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他申请入党的时候。1968年，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同时申请入党的5个人里只有他是知青，别人不会填申请表，他就帮他们填。可最后只有他的申请没被批准，理由是“海外关系不好调查”。
“像我们这些子女，不算‘红五类’，也不算‘黑五类’，招工、入学都没份儿。”梁金生无奈自嘲，“干脆是‘黑五类’倒也好了，能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招工、入学中占一定比例。”和梁金生一起插队的12名知青都被招生、招工或回到了城市，只剩下他一个人。
1974年底，梁金生与同时插队、后被招工到另一个牧区教书的北京知青苏剑结婚。苏剑调回梁金生所在的牧场，夫妇俩一起在牧场小学当老师。苏剑是公办老师，有工资；梁金生是民办老师，有工分。有钱又有粮，夫复何求！
故宫文物的“大内总管”
1978年，梁金生夫妇有了儿子。苏剑叨叨着要带儿子回城，梁金生不想回。博弈的结果是，他妥协了。1979年5月，一家三口回到北京。
这年7月，北京市为安排知青就业举行了统一招工考试。填报想去的就业单位时，梁金生惊喜地发现，故宫博物院有3个部门在招工！其中两个要求30岁以下，只有工程队招收30岁以上壮工。这一年，梁金生已经31岁，要去故宫的话只能改行当泥瓦匠。他毫不犹豫，“这有什么关系呢？能回到故宫就好。”
得知自己被录取的那些天，平时不怎么爱笑的老父亲满脸喜滋滋的。梁金生“熟门熟路”去上班，大殿还是小时候见过的大殿，花园也是小时候见过的花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又那么久违。他像是失散的孩子好不容易回到家，开心得想在“妈妈”怀里哭一场。
1984年，梁金生被调到保管部工作，这才有幸见到了爷爷和父亲一起守护过的南迁文物。2004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管理处，梁金生走马上任，负责文物总账、文物征集、国内外展览目录审批、估价等工作，相当于故宫文物的“大内总管”。
你很难说这个工种是“白领”呢还是“蓝领”，除了脑力劳动，还得搬搬抬抬。“故宫故宫，就是苦工。”但梁金生偏愿意吃这份苦。
一说到文物的保管和征集，他兴奋得不行。“文物保管总的目标是让文物延年益寿，子孙永葆。做这个工作真不容易，库房的保管条件、制度、人员素质都得跟上。”“文物是‘活’的，得摸准它们的脾气。我们设计了缓冲间，环境介于库房和外界之间。要想把一件书画作品从恒温恒湿的地库里拿出去展览，得先在缓冲间放个一两天，让它适应适应。”……
梁金生还时刻关注着故宫流失文物的下落。
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拍卖《张先十咏图》。这幅宋朝山水画卷在故宫档案上有记载。当年，这幅画由溥仪赏赐给弟弟溥杰，从而流失民间。拍卖会上，梁金生代表故宫博物院举牌，斥资1100万元购回了这幅画。梁金生还拍回了清初画家原济的《高呼与可图》等一批故宫流失文物，让它们回到了久违的家。
由梁金生经手的最大一笔开销当属2003年以2200万元回购隋人书《出师颂》。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风波，有人认为故宫花大价钱买了假货。“这其实是误解。”梁金生解释，“这幅《出师颂》的引首部和题跋确实是后人所写，但不影响本幅部分的价值和书写年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它，是因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隋人书法系列里就缺这么一件关键的东西。买了它以后，一个个环节就串起来了。”
得意之举可谓如数家珍，但梁金生也有使不出劲儿的地方。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故宫存放在南京的2211箱南迁文物至今没有物归原主。“说是和文物产生感情了，舍不得还了。”梁金生叹了一口气，“我原以为退休前就能把这事情办成，可现在都退休8年了。”
比相思更长的是故宫情缘
梁金生存着一堆老照片，其中有一张他很宝贝，那是父亲生前和他一起在故宫拍的，他手里端着爷爷的遗像。爷爷和奶奶于1972年去世，可直到1985年，梁匡忠梁金生父子才从台湾经美国转寄的家信中得知这个消息。1988年，阔别故乡39年之后，台湾亲眷们回来探亲了！
梁家人重逢的历史契机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在这样的政府鼓励下，“海外关系”突然吃香了。
1985年，台湾一位文物专家来到北京故宫做学术交流，提到曾在台北故宫见过“终日穿着长衫”的梁廷炜，表示可以帮忙转交信件。梁金生马上代表家里写了一封家书。他在信中提到妈妈已经去世，询问爷爷奶奶的状况，再附上几张家人的照片。交信前，他特意找了本字典，用繁体字重新写了一遍。
几封信往来之后，亲人们终于相见。
“当时父亲的眼神好像呆滞了一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缓过来。”回忆起重逢时的情景，梁金生眼眶泛红，“大家都掉了眼泪，但这么多年的分离，彼此都有了各自的风雨见识，经历了无数的辛酸苦辣，不是一哭就能了之的。”叔叔们在台湾生活富裕，有洋房，有汽车，而梁金生当时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他感叹那时两岸的差距很大。
梁金生先后在1993年和1998年去台湾看望过家人。他还参观了台北故宫，面对已经成为镇馆之宝的文物，他心里就一个感觉，“都是故宫的。”他还去见了爷爷的老朋友。据他们讲，当年文物抵达台湾后，大家买的全是最简单、最便宜的家具，随时准备着回大陆和亲人团聚，很多文物箱子都没去打开，没想到会在台中雾峰乡的北沟滞留15年。后来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这些南迁的文物怕是回不了北京了。
梁廷炜从1925年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员，到1933年随文物南迁，到1949年随文物迁台，到1965年成为新成立的台北故宫的一员，到1972年离世……比南迁更长的是分离，比分离更长的是相思，比相思更长的是故宫情缘。梁金生说，爷爷有生之年没能回来，那就带着他的遗像，在故宫转一转。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