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沉睡了千七百年的金石是如何被唤醒的？

鲁迅《己未日记》表述，整整百年前的1919年3月29日晚，在京教育部工作的他，是跟二弟周作人同往琉璃厂“德古斋”选购了东汉延熹元年（158）八月《刘平国刻石》拓本等三枚后，才与沈尹默、沈迈士、钱玄同、刘半农等十位学界同道，于前门车站附近饭店度过有意义的一天的。此后，他又对《刘平国刻石》拓本作了深入考释；在今国家图书馆藏《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就保存有他的系统考述与图像摹绘。

《刘平国刻石》位于新疆拜城县黑英山乡玉开都维村北约1．5千米博孜克日格（音作：伯什克勒克、博孜克日克）沟口西侧山壁，是为最邻近今中国西部边陲一方（两段）东汉摩崖，内容简述当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汉族工匠孟伯山等六人，在山口部位开辟由南疆去往乌孙栈道捷径和修筑工事功绩。因摩崖地处天山山麓，人迹罕至，虽历经千载风霜，始终处于与山石融为一体原始状态，近乎沉睡千七百年也乏人知晓，直到距今百四十年整的清光绪五年（1879）夏秋之交，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委派嵩武军提督张曜挥师平定阿古伯叛乱，为迫使俄国归还被占北疆伊犁而重新探寻该天山孔道，才于非常偶然情形下发现了该千年金石，随后经随军幕僚、深受海派书画界领袖吴昌硕敬重的“苕上七子”和“湖州六才子”之一施补华率先验证不虚，拓本才经由张、施和之后地方官陆续流播内地金石学界，相关研究一时成为当初中外学术史上显学。

法国汉学家沙畹《中亚汉碑考》中东汉《刘平国刻石》拓本及其研究书影

按照鲁迅著录拓本间光绪六年随军地方官徐桂丛跋语张曜惠赠云云，他入藏属摩崖发现之初早期善拓，可见鲁迅碑拓鉴藏眼力独到；尽管自光绪七年起已先后有潘祖荫、张之洞、赵于密、叶昌炽、锡纶、汪鋆、郑业斆、缪荃孙、盛昱、李文田、廖平、袁昶、褚德彝、张度、杨岘、罗振玉、樊增祥、徐郙、曾之撰、吴昌硕、李葆恂、杨守敬、王仁俊、沈塘、邓邦述、黄以霖、章钰、金蓉镜、杨锺羲、黄绍箕、程颂万、端方、潘震、田北湖、李晋年、徐树钧、王懿荣、费念慈、陆继辉、吴昌绶、刘继增、徐树铭、萧雄、李慈铭、王瓘、方若、李瑞清、潘飞声、邹安、邓实、徐乃昌、谢彬、王国维、姚茫父、邵章、王小隐、周大烈、王树枏等等众多金石、史地学者和宦游新疆官宦瞩目该碑拓，以《刘平国刻石》引申阐发史学、古文字和中外关系等议题，甚至还出现在曾朴、安文澜、费毓桂三人科考试卷上。

继鲁迅后关注《刘平国刻石》学者依然不乏其人，见诸题跋和著述尚有蔡守、吴湖帆、柯莘农、沈兆坤、吴士鑑、马衡、梁启超、陆和九、朱天农、许以栗、毛昌杰、储皖峰、黄文弼、陈修孝、胡小石、黄鸿图、陈承修、郑孝胥、唐景升、吴其昌、郭沫若、欧阳辅、郑文焯、李根源、姚虞琴、朱大可、杨宪益、杨震方、马雍、谢国桢、沙孟海、饶宗颐等。

《刘平国刻石》以无可争辩历史事实表明：早在东汉时期，至少天山南麓地区业已纳入我中原王朝版图并接受管辖和统治，并且当地很可能是南北丝绸之路之间一条重要联络通道。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一全新西域文物浮现被打捞，并以拓本形式流传内地，不仅唤起海内学人长期学术鉴证，同时也引发东西方汉学界广泛行注目礼。特别清末新疆处于对东西方文化列强门户洞开无政府管理状态，海外汉学界甚至较之国人更早介入实地考察、拓制工作而捷足先登，领先一步，民国以前内地学人涉足访碑则几乎为零。在纷至沓来外国探险家行列中，不乏法、英、日、俄和芬兰等国汉学家身影，他们就仿佛1925年鲁迅《华盖集》中杂文《忽然想到》之六开宗明义讽刺的那样：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

事实上，《刘平国刻石》被发现，一开始就伴随着清政府抵御英、俄等外部势力干涉、分裂新疆险恶企图，才不期而遇，目击碰撞出探索与发现学术火花的。鉴于新疆为英、俄等老牌殖民帝国争夺、染指中亚势力范围而欲分羹一杯重要枢纽，这时期频繁进出新疆甚至《刘平国刻石》所在地，打着各种旗号从事考察旅行探险队伍，或多或少都带有针对新疆进行政治渗透、军事侵略和文物掠夺意图的先遣队性质。只不过同时来华法国团队由相对纯粹汉学家任领队，日本考察所得也部分转交本国汉学家破译。所以，相对前者而言，法、日两国探险者研究目的较为单纯明晰。当然，他们盗掘、破坏中国文物性质、目的并未就此可改变与减轻，哪怕他们就《刘平国刻石》只求拓本而未加切割，没有像他们对待其他文物般运交华盖，浮槎海外；但这无非限于当年技术、运输条件不具备完取原石使然。只要为实现某种不可告人政治、军事和外交目的，他们依然会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沙俄就曾于19世纪末，不惜代价把位于帕米尔高原虽字迹漫漶且断成两截，却记载清乾隆廿四年（1759）清兵长途跋涉到此驱逐和卓木叛乱并标识中国主权领土范围象征纪功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河库尔淖尔碑》，强行劫掠以企图销毁历史证据，肆意篡改历史，不断扩张其领土边界划分向中国纵深伸展。至今，这一被抢劫到原沙俄的乾隆纪功碑原石，尚保存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博物馆内。就《刘平国刻石》而言，各国文化列强一开始似乎尚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或觉得它还未达到值得其为此大动干戈的时机，因而一直没将相关动手议题提上议事日程。

而在当年中国周遭西方列强对华虎视眈眈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尤其俄国对我西北领土觊觎之心不死的收复伊犁危急关头，地处与俄交界天山南麓《刘平国刻石》被发现，显然增添了中国跟霸权邻国据理力争的斗争底气、勇气与举证信物。加之施补华贶赠拓本对象的内地金石学家，几乎都是在朝主张跟沙俄于西北领土主权上抗争到底，甚至不惜一决雌雄的主战派朝廷命官，因此，他们对《刘平国刻石》研究也格外上心，其成果既代表着学术界观点，更发挥着一定意义的政治导向作用。而在中国学人究问《刘平国刻石》同时，19、20世纪之交，其影响还通过上述涉疆海外探险考察团队对拓本的搜集和实地考察、椎拓，扩散到海外汉学界；这其中以法国和日本的研究开拓最为领先，研究能力与深度最为强劲。

作者：陶喻之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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