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位拓本搜集“二传手”讲起……

在法国汉学界跟《刘平国刻石》的相关者名单中，保宁（一作：邦宁，Charles-Eudes Bonin，1865—1929）无疑属于名列第一的先驱者；虽然他根本不曾对它展开过探讨，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位拓本搜集“二传手”。但正是得益于这位来华法国金石学家的努力，才有了稍后杰出法国汉学家沙畹，作为最早西方学者释读《刘平国刻石》的学术开创之举，以及身为沙畹弟子的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入疆从事西域考古之旅之际，专程慕名深入实地访碑。所以，我们理应承认保宁是法国金石学界就《刘平国刻石》发现和传播的先行者；而沙畹是就该石研究的启蒙者；伯希和则堪称对该石研究的实践者。

保宁，译音一作邦宁或博安，全名为夏尔-厄德·保宁，1898到1900年受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一作金石学）与美文学科学院派遣远赴中国西部，开展继其1895年夏首度中国西南和西北考察后（该次滇、川、陇、宁、冀、外蒙古之行不曾入疆，参看王冀青《法国碑铭学院保宁中亚考察队研究》，2018年10月“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参会论文）的又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甘新之旅；正是在此期间的1900年初，保宁继1899年底离开敦煌后按计划经焉耆翻越天山抵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鉴于当时重现于世的《刘平国刻石》广为人知卅个年头，拓本已然成为新疆官场馈赠贵宾高档文化礼品；加之保宁隶属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院，《刘平国刻石》拓本跟《裴岑碑》和《姜行本纪功碑》这后两种汉唐名碑拓本一样，自然成了他理所当然受之无愧的重要礼品。（保宁取得《刘平国刻石》拓本的方式是市场购买还是新疆当局赠送暂不清楚，依照当年外国探险家到新疆都例行会受到清政府地方当局接待甚至慷慨馈赠包括《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先例而言，他获得拓本的渠道是当局赠送的可能性更大。）随后包括《刘平国刻石》在内共10通碑铭拓本被保宁收入行囊带回法国，由碑铭学院接受，并委托法兰西学院汉学功底深厚的著名汉学教授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鉴定并作考释。所以，严格地说，保宁只是一位设身处地到新疆但并未亲临实地对《刘平国刻石》进行访碑的拓本获赠“快递员”罢了。而他之所以未能成为真正研究者，主要取决于他不通晓汉语，尤其对以中国深厚文史功底为基础的汉学知识匮乏，从而使他对《刘平国刻石》的重要性茫然无知而徒有碑铭学院学者虚名。不过，正如以上我们评价的，作为拓本得以进入法国金石学界视野的可靠信使，保宁接力递送贡献依然值得肯定。

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中亚汉碑考》1941年影印书影

继保宁之后国际汉学界率先对《刘平国刻石》拓本加以细致释读的西方学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汉学巨擘，被公认为“欧洲汉学泰斗”的资深汉学家沙畹。

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赞誉法国知名汉学家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参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这是因为汉学学科尽管初创于19世纪初期，然而局限于中西交通阻塞，法国汉学家们大多无缘来华作实地踏访。这种隔膜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代始有较大改观；被誉为“西方汉学第一人”的沙畹曾两度来华，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搜集过大量中国文物和碑帖。且早在1898年，他已在巴黎出版他首部有关中国金石碑铭学著作：《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当保宁出使中国，带回包括在新疆所得《刘平国刻石》在内西域和中亚地区石刻拓本，沙畹又凭借自己渊博的中国和中亚史地知识加以解码，终于在碑铭学院1901年2月8日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他针对包括《刘平国刻石》拓本在内十种中国石刻研究报告；而以《关于保宁考察团考古学成果的报告》为题结案的讲演文本，则发表在《碑铭学院纪要》1901年卷第1期上，其中有关《刘平国刻石》的见解是这样的：

中国人抵御突厥族人的斗争史，还与发现于库车的第三块石碑连接在一起。没有任何中国金石学家曾经揭示过这块石碑，而正是保宁先生的拓片，才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存在。碑铭的文字非常简短，也极为模糊不清，但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人们可以从铭文中读到一个名叫刘平国（Lieou P’ing-Kouo）的人，他是龟兹（库车）的左将军，铭文的年代是耶稣基督纪元后的158年。我们据此可知，在158年，中国人仍保持着在库车的影响力。我们纪元的91年，功勋卓著的班超(Pan Tch’ao)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确保了这种影响力。

随后，沙畹又以保宁所获十通碑铭拓本为基础，撰写正式学术报告《根据夏-厄·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中亚十通汉文碑铭的考释》（简称《中亚十碑考》）。1902年下半年，包括《刘平国刻石》考释在内的该书已先行由抽印单行本形式问世。而值得提示的是，《中亚十碑考》问世同时，正是作为中国莘莘学子的费毓桂于科考应试卷面大发华夏今不如昔，“然未有兵力之盛，直达欧西……”感慨之际，这一中西文化认知落差现象着实耐人玩味，更发人深思。而沙畹则由于成功考释保宁汉文搜集品，和他在汉学领域一系列成就，于1903年2月20日顺利当选碑铭学院院士。虽然他跟保宁一样同样未曾涉足《刘平国刻石》现场考察；但尽管如此，沙畹在对拓本研究、价值发布方面，依然走在西方汉学家最前列，而且这也并不妨碍他的碑铭学研究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正如同他在汉学研究方法论上最突出贡献，是把历史考证方法引入20世纪汉学研究。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19世纪历史和科学主义，十分注重史料和科学考证，并以严谨著称，相当于中国清代“乾嘉学派”倡导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学术流派。

沙畹《中亚十碑考》单行本传到越南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后，其弟子伯希和特地为该书撰写了书评。而正是这篇书评，不光标志着他首次关注敦煌莫高窟；同时，也为他日后进行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深入新疆拜城探访《刘平国刻石》奠定了基础。

民国卅年（1941），《中亚十碑考》被易名《中亚汉碑考》在华影印出版，这距其最初问世，已差不多过去近四十年时间了。

作者：陶喻之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