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生命的交融

2010年11月10日，本文作者与草婴先生（右）在上海举办的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合影。

■陈建华

草婴先生走了，熟悉他的人都为之哀伤。

先生翻译活动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这主要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记得1980年他在为我们开设的“文学翻译”课上，就谈到了他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他还将刚刚译完的部分初稿油印出来，发给我们，并以此为例谈他的译介心得，如结合《安娜·卡列尼娜》的译稿来谈人物外貌的翻译等等，例证鲜活生动。那年，草婴先生才五十多岁，他给自己设定的译出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的宏大计划才起步不久。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完成。如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所言：“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当然，这里不仅仅是宏篇巨译，还有生命的交融。

我想起发生在他晚年的一件事情。20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那天，华东师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与上海作协、译协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次具有纪念性质的学术讨论会。在筹备这次会议时，我自然想到了草婴先生。是否要邀请他，我很犹豫，我知道先生已八十八岁高龄，且已经卧病两年，身体虚弱。当时的译协秘书长赵芸女士前往医院探望草婴先生，告知了此次会议的事。先生表示想参加。会议举行的那天，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坐轮椅来到了会场。先生在会上讲了二十多分钟，谈到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人格力量和人道主义思想，也谈到了他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体会。先生说得很动情，让在场的许多中外与会者动容。

先生抱病与会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是基于先生对托尔斯泰的挚爱。这种爱不仅仅是因为译者的身份，更是出于对托尔斯泰人格和理想的认同。草婴先生曾这样解释他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理由：“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草婴先生也曾在一次专访中谈到：“托尔斯泰文学作品在中国获得成功，主要是作品本身写得好”，而且“他的作品思想性比较接近我的内心活动。”在他参加的那次纪念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的会议上，他再次生动地阐述了自己与托尔斯泰在心灵上的沟通。

确实，这是一种生命的交融。托尔斯泰的人生、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的作品一样富有独特的色彩。屠格涅夫称其为“思想的艺术家”，可谓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在时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紧张探索，并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极富个性的。尽管他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中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在以往的文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托尔斯泰追求的真诚和执着并提。如草婴先生所言：“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艺术创作是托尔斯泰人生追求的一部分。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理解托尔斯泰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披肝沥胆的人生追求与呕心沥血的艺术探索相交融的倾向。

同样，草婴先生也是一个把自己的精神血肉融入翻译事业的不平凡的老人，翻译事业是草婴人生追求的一部分。草婴先生早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中学时期就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姜椿芳的引导下开始了翻译活动，为《时代》翻译过一些俄文稿件。年轻时期的这些翻译活动促进了他精神上的成长。草婴先生回忆说：“通过阅读和翻译，我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意义。我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场搏斗。”抗战胜利后，他成为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的一员，走上了专业俄文翻译的道路。解放后，草婴先生集中翻译了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引起过热烈反响，而他也在这时开始关注人道主义问题。“文革”期间，因为对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作品的译介，草婴先生遭遇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在《我的翻译道路》一文中表示:“‘文革’结束后，我更加感到，像中国这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社会特别需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需要强调人对人的爱，因此下决心系统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

为了将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通过译文完整地传达给读者，草婴先生给自己定下的标准是“要具备像原著一样的艺术标准艺术要求”。在与翻译家高莽先生的一次交谈时，草婴先生谈到他力图达到这一目标的步骤：“第一步是反反复复阅读原作，首先要把原作读懂，这是关键的关键。”“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得心应手。”“第二步是动笔翻译，也就是逐字逐句地忠实地把原著译成汉文。翻译家不是机器，文学翻译要有感情色彩。”“《战争与和平》有那么多纷纭的历史事件，表现了那么广阔的社会生活，牵涉到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译者就必须跟随着作者了解天文地理的广泛知识，特别是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情、生活习惯等等”，这就“离不开字典，离不开各种工具书和参考书”。“下一步是仔细核对译文。检查一下有没有漏译，有没有误解的地方。仔仔细细一句一句地核对。再下一步就是摆脱原作，单纯从译文角度来审阅译稿。”要做到译文流畅易读，“有时还请演员朋友帮助朗诵译稿，改动拗口的句子。”“再下一步就是把完成的译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审读了。负责的编辑能提出宝贵意见。然后我再根据编辑的意见认真考虑，作必要的修改。”在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要通读一遍。

这里似乎用“精益求精”一词已不足以形容草婴先生的工作，也许“呕心沥血”才是更贴切的字眼。我们可以想见，草婴先生在书桌前那日复一日的默默的坚韧地工作。不能说，草婴先生的全部译著都是精确无误的（这是任何译者都无法达到的标准），但是读者是那么喜欢草婴的译作，因为他译出了托尔斯泰作品的精髓，如原著那样给人以精神的力量和艺术的震撼。当我们拥有了这么多洋洋洒洒的谈翻译理论的著述，拥有了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大量的文学翻译成果时，新一代的不少文学译作的水准恐怕还难以实现有实质性的超越。其中缘由，看看草婴先生的自述，也许就有了答案。我们今天不缺少一般的翻译工作者，缺少的是如先生那样将生命融入其中的优秀的翻译家。

纪念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的会议，也许是先生最后一次外出参加的学术活动，他的到来和发言倾注了先生对托尔斯泰以及翻译事业的全部情怀，这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一种生命的交融。先生安息，先生的精神和译著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