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问”撬动传统医疗

纪录片《急诊室故事》真实展现了医患关系。（图片来源：电视截屏）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抢救室有个“爱心衣物柜”，医生护士会将闲置衣物投入其中，以免无名氏患者衣不遮体，一些呕吐、大出血病人若衣服污秽了，也可到这里救急。这个设计源于《急诊室故事》的拍摄——这部反响热烈的纪录片让医院意识到一个细节：人即便进入抢救室，也希望“穿着得体，有尊严”。

医学伦理，正成为上海医院重新审视医患关系的新路径。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伦理视野下的医改与医学研究”学术会议暨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2015年会上，与会者谈到，业内过去更关注医学科研中的伦理问题，现如今，伦理理念正步入临床一线，一个个现实问题改变着现有医疗，也敲打着医护人员的“为医初心”。

一部纪录片改变了一家医院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视节上，在六院拍摄的《急诊室故事》斩获最佳系列纪录片白玉兰奖。该片还几乎囊括了2014年度中国电视界的所有同类大奖，获得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视发展史里程碑”的高赞誉。最近，该片的第二季又在东方卫视热播。

这部“叫座又叫好”的纪录片，也改变了这家拍摄医院。如今，医院里多了很多特别所在：在观察室开辟了晾衣区，让病患家属得以换洗衣物；新设临终关怀保留区，为患者提供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场所，尊重了患者，也安慰着家属……“因为纪录片的拍摄，让我们开始审视急诊服务中的伦理决策，并探索符合医学伦理基本原则的急诊服务流程。”六院党委书记方秉华说。

纪录片曾有这样一幕：六院副院长张长青遇到了患者“保肢还是保命”的伦理问题，患者希望能保住小腿，但如果强行保肢，极有可能性命不保。生死攸关之际，如何权衡生命权与生活质量关系？医生在向患者解释并征得患者同意后，施行了截肢手术。“在真实的社会和医疗故事中，有许多伦理学争议问题，当医学技术和医学伦理冲突时，当患方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时，医生如何做出选择，这给我们提出一系列思考。”方秉华说。

伦理困境引发医护人员新思考

方秉华将《急诊室故事》的拍摄及其引发的思考称为“新型伦理建设探索”，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医院里的伦理讨论主要集中于科研环节，比如新药试验受试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平衡、试管婴儿等新技术的开展是否涉及伦理争议等。

“医学伦理既要重视科研中的伦理，也要重视临床中的伦理。”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会长邬惊雷谈到，伦理正渐渐步入医疗临床。此前，学会探索了以保护隐私为核心、尊重患者知情权的“伦理查房”，由曙光医院最早发起，引起全国轰动。下一步，医疗临床伦理将与医学人文关怀渗入到上海医疗服务的更多方面。

这种理念首先冲击的应该是医者的选择。

有与会者谈到一则真实病例：一名患者，心跳呼吸停止已15分钟，按照中国心肺复苏指南，满30分钟为终止复苏的观察点，即宣告死亡，遗体将不能移出医疗机构。但患者的儿子出于风俗考虑，决定在父亲宣告死亡前把他带回家。按照医学伦理学，生命的自主权应在患者本人，但患者本人已不能表达。医生当如何抉择？最终，这个医生依照“有利无伤”原则，同意放弃抢救、自动离院。这个医生说，在人性面前，技术与标准有时也要让位。

不过，牵涉到伦理的考虑，困境更多。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国内开展临终关怀公益事业最早的地区之一，不少医疗机构的探索填补了国内许多临终关怀领域的技术空白，而一线医务人员也感受到不小的困惑。

“比如，临终患者家属为了尽孝或顾忌社会固有观念，违背病人的意愿让其接受治疗，造成病人的痛苦。过度治疗也带来家属的经济负担、医疗资源的浪费。”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内科副主任杨黎明称，临终关怀凸现医学与伦理的双重命题。

推进医学伦理学本土化很有必要

在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杨伟国看来，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局，折射出生命教育的缺失。“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医学发展，越来越多人的死亡将会经过一个漫长的临终阶段，但目前临终阶段的医疗救治却不断被异化——更多考虑活人的感受，而忽视了将死者的体验。”杨伟国谈到，明知是不治之症，应本着什么救治原则？竭尽全力救治已无希望的生命，带给病人的是快乐还是痛苦？在无价值的救治中，花费巨大精力、财力和物力，是否符合医学伦理学道德原则？这些问题是社会和卫生医疗机构需要思考和面对的。

医学伦理的中心，归根结底是人，是人的生命。在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医学伦理教研室主任常运立看来，生命伦理学将成为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未来方向，而推进医学伦理学的本土化很有必要。“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更多表现出对西方医学伦理理论的移植，而对我国社会的总体现实和特定文化背景关注得还不深，要让医学伦理学获得发展空间，就要让它真正扎根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加强对中国实际的关注和思考。”常运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