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追凶17年究竟尴尬了谁 河南“1·30”案最后嫌犯落网

“1·30”案最后嫌犯落网专家建议健全监督渠道防止个别警察“不作为”

■本报记者 赵征南

记者日前从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公安局获悉，3日凌晨零时20分许，沙湾警方联合石河子市警方，成功将河南项城市“1·30”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齐扩军抓获。

17年前，丈夫身亡，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村民李桂英被迫走上了追凶的道路；现在，5名杀夫嫌犯全部落网，李桂英也被人冠以“女福尔摩斯”的称号。只是，案子怎么一拖就是17年？本该属于公安部门的侦查责任为何由一个农妇完成？如今，没有了“命案必破”、“破案率”这些硬指标，该如何防止“不作为”？针对上述问题，记者对法学专家进行了采访。

齐扩军被抓时惊讶未反抗

1998年1月30日20时，齐扩军、齐金山、齐学山、齐宝山、齐海营5人殴打同村村民齐元德、李桂英夫妇，在致受害人李桂英轻伤、齐元德重伤抢救无效死亡后，相继逃到外地藏匿。在齐扩军落网前，其他4名嫌疑人已先后落网获刑。

“我们11月份看到各媒体的报道后，就关注了此事，然后通过对齐扩军家人社会关系的调查，查到了一条线索，找到了他。”沙湾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民警苏刚伟告诉记者，由于齐扩军刚换过住址，所以他对警方的到来很惊讶，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并未反抗，直接伸出了双手……

据齐扩军交代，当年自己在得知受害人一死一伤的消息后，连夜逃离案发地。为逃避法律制裁，17年来齐扩军隐姓埋名，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躲藏，2009年春节后逃至新疆。长期以来，他寄身于城乡结合部，以打零工为生，不停更换住所，每天提心吊胆，不敢交朋友，不敢和家人联系，更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怕出点意外被警察发现。“有时干上一天的重体力活，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自己也不敢向工头讨要。”他说，“这些年来，自己悔恨过，也想过被抓后多个版本的结果，更渴望这个案子被大家遗忘掉。上月，在央视又看到这件事的报道，更加害怕了，正准备近期拿上工钱逃往外地，警察就找来了。”

目前，齐扩军已被沙湾警方临时羁押，等待移交河南项城警方。

警方曾表示已成立倒查组

当年案发后，李桂英找到项城市公安局，得到的答复是“人跑了，如大海捞针，你有线索吗？你有线索我们就去抓”。无奈，她开启追凶之路。她打听到嫌疑人可能在新疆，就让姐姐、姐夫专门去新疆打工，当“线人”；她打听有哪些村民在外打工，不断“发展”线人，去海南、北京、山东等多地寻找凶手；甚至，她还查到了齐海营将名字改成齐好记。她曾多次将自己拼命找到的线索交给警方，得到的答复却是“你要提供有效线索，我们不能扑空”之类的答复。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还是找到了一些“有效线索”，嫌疑人终于一个个归案。

现在，嫌疑人全部落网，对于李桂英对破案的帮助，项城当地警方不应该说声“谢谢”吗？或许，警方更应反思破案经过，抓出那些不作为的“懒警”，让他们承担责任。

项城公安局先前曾表示，此案暴露出侦办民警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剩余逃犯追捕懈怠等问题，警方已成立倒查组，严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办案人员的责任。目前已查出南顿镇派出所内勤民警马某因与时任齐坡村副主任的齐海营父亲合作，将齐海营名字改为齐好记，被处以禁闭，接受调查；齐父涉嫌包庇罪被刑事拘留。

李桂英或不适用于国家赔偿

齐元德死后，李桂英要拉扯5个孩子，照料丈夫的年迈长辈，还要到全国各地寻找杀夫凶手，有人说，李桂英是被逼出来的。那么，她现在因为这些年的付出能获得赔偿吗？

“她可以向法院提出诉求，要求凶手亲属进行民事赔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记者，“不过，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她不在国家赔偿的范围内。”

“但是，这并不意味警方在一拖再拖的案件中没有责任。”上海百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范圣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警方相比，个人的侦查力量显然是弱小的，警方关于能力不足的说辞无法成立，而且，17年后嫌犯还能全部落网，证明此案并非难比登天。因此，此案中警方存在玩忽职守行为，应当追责，是否涉及犯罪要看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陈永生进一步指出，搜查证据、查清事实、抓捕罪犯……这些都是警方的义务，而且为了调查事实，警方还可以使用技术手段，普通百姓可没这个能力。

取消“命案必破”后怎么办

近年来，为了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警方“命案必破”、“破案率”等硬性指标逐步去除。没了这些，个别警察会不会“不作为”？

陈永生指出，不提“命案必破”，针对的是部分确实破不了的案子；而对于有可能侦破的案子，一定要全力以赴，穷尽所有可能的手段侦查，特别是“命案”、“重案”，警方应当比普通案件更加重视，尽量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去破案。

“不用担心，除了上述不科学的硬性指标，我们还有很多种方式监督警方办案。未来，如果百姓对警方有‘不作为’的疑虑，可以向检察院、上级警察机关或者媒体举报。也就是说，监督有三种渠道：一是检察院对警方侦查过程的监督，这非常重要，而且应该更加主动；二是警方正常的考核，比如投诉情况；还有就是媒体对案件侦查的公开透明进行监督。”陈永生说，“目前的问题在于，监督渠道或许还不够通畅，还不够主动，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