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儿科要扶持“小卫星”

2016-01-29信息快讯网

 

目前,儿科类三甲医院看的80%是常见病、多发病,这并不合理。为缓解儿童“看病难”,近日,上海提出将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儿科医联体。如何引导家属带着孩子到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看病? 记者调查发现,上海十多年前就开始推进这类分流路径,由一家三甲儿科类医院充当区域儿科中心,周边下级医疗机构如同无数“小卫星”,儿科诊疗实力获得整体提升,并起到分流患儿的作用。在专家看来,要让这种理想状态持续推进,还需持续不断地提高基层儿科实力,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和市场的作用。

优势医疗辐射,盘活儿科资源

有没有可能把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投放到下级医院,去示教、查房,给下级医院的儿科医生充当“外脑”,让下级医院里的一个个儿科如同一颗颗小卫星围绕在这家医院周边,遇到疑难杂症可以获得第一时间的“智力扶持”?

这个设想在上海已有十多年的实践。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前院长、小儿心胸外科专家刘锦纷教授告诉记者,1998年,这家全新的儿科类三甲医院在浦东开业,到2000年前后,来看病的小患者越来越多,医院部分病房开始“一床难求”。相比之下,浦东地区的不少二级医院门庭冷落。比如,浦南医院的儿科,由于小患儿减少,床位使用率变低,儿科逐年萎缩。

“你们千万不能关儿科,撑住。”这是刘锦纷对浦南医院院长刘卫东说的一句话。与此同时,儿童医学中心做出一个决定:派出高年资儿科医生到浦南医院做技术扶持,每周去带教查房、讨论病例;并让浦南医院的儿科医生到儿童医学中心来“回炉学习”,跟着这里的医生查房、看病。

“二级医院病人太少,实践机会太少。”这是一名浦东医院儿科医生的原话,言语间流露的是对前往三甲医院“定点学习”的珍惜。

刘锦纷记得,当时为达到“同质化”,浦东新区相关部门还专门拨出一笔装修款,把浦南医院的儿科病房装修得跟儿童医学中心一样,即不仅要追求这里的科室水平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口科室一致,连住院都要让小患者感觉“就是住在儿童医学中心”。

密切地跟师学习,让浦南医院的儿科实力飞速提升,原本萎靡的儿科“复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先后还与浦东人民医院、浦东公利医院推进这样的“技术支撑”项目。

“这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因为二级医院儿科发展起来后,不仅缓解了三甲医院的压力,也真正地服务一方百姓,周边居民感受到切实的便利。”在刘锦纷看来,上海计划建五大区域儿科医联体是正确的方向,“在儿科紧缺的情况下,发挥优势资源辐射效应,盘活已有的儿科资源,实现梯度就医目的,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用“价格杠杆”拉开就诊梯度

梯度就医,喊了多年,在强化基层儿科实力后,能否就此实现? 在医学专家看来,与之配套,不妨进一步引入“价格杠杆”。

为小孩看病不易,同样的诊疗,对于儿童病人,不论事前准备、检查过程、事后处置,都比成人时间长、使用人力多。记者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看到,同样一个CT,成人5分钟就能做完的事,在儿科类医院则完全不同———小孩会哭闹,于是医院需投入麻醉师、护士,先给孩子做镇定,然后等待、观察,以免出现不良反应……平均20分钟才能给孩子做一次CT,期间要承担的镇定风险、投入的医护人员人力成本,都不计入收费项目。

有鉴于此,上海禾新医院执行院长、儿科专家吴振龙告诉记者,5年前,台湾小儿科医学会向台湾健保局建议,儿童诊疗费的收取应体现梯度,孩子年龄越小,诊疗费越贵。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如今,在台湾,以西医医院为例,4岁以下儿童各项门诊的诊察费都要加成20%。

在专家看来,这种价格梯度也能引导大家分流去往不同层级的医院。仍以台湾为例,台湾的医院分4个级别:基层院所、地区医院、区域医院、医学中心。基层院所就是当地的诊所、门诊部,医学中心相当于大陆的三甲医院。以门诊挂号为例,与大陆类似,台湾的门诊挂号费也需要病人负担小部分的自费部分。如果到诊所挂号,民众自己付50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9元),其他费用由诊所向健保局请款;如果直接到地区或区域医院,就要自付80-240新台币;如果直接跑到医学中心,就得付360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70元)。

“分级的目的,是希望引导病患落实‘小病先到小诊所’,碰上疑难杂症,再转诊到设备比较齐全的区域医院或医学中心。当然,越是上一级医院,自费部分就越多。”在台湾开过小儿科诊所的吴万增医生说,在“价格杠杆”的调节下,市民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在他看来,这样的“价格杠杆”也是在提醒大家:医疗资源很宝贵,它是用来帮助生病的人,要用在需要的地方,千万不可以浪费。

在中国大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诊疗价格也有差异,以普通挂号费为例,在三级医院是14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是免挂号费的。此外,在门诊、病房,不同层级医院的报销比例也不同,但有专家谈到,“价格杠杆”的引导作用发挥得很有限。

“从0-14元,老百姓对价格差的感受不大,所以遇事还是直奔三甲医院。”专家强调,拉开价格差是手段,不是目标,提升基层儿科实力是它不可或缺的前提。

本报记者 唐闻佳 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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