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人集】悼傅璇琮先生
傅璇琮先生(1933一2016)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史研究中开风气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唐代文史研究上，更是近五十年来的“第一人”。傅先生走的时候几乎没有和世界告别，但我们会继承他留下的学术遗产，高举他精神的旗帜永远向前。
曹旭
傅璇琮先生不幸逝世。在1月23日一个黑色的星期六，一个寒流充塞天地，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天，他走了，留下了比寒冷更令我们战栗的伤痛。
在纪念傅先生的时候，我体会有以下几方面:
傅先生早年的挫折是他一生的财富
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生于1933年11月，少年时代即是才子。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此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文化大革命”，不仅把前一辈的学者像扫落叶一样摧残殆尽，对傅先生这样的新学人，在学生期间就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刚毕业留校的傅璇琮先生，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牵联而受到审查。两年后，又因参加乐黛云、裴斐为首的文人“反党小集团”被打成右派，并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不久又“贬谪”到中华书局，极像唐代一个新毕业的进士，因为与朝廷中某个被彻查的官员有来往，就被莫名其妙地一贬再贬，尝尽了人间的寂寞、白眼和牢愁。这是傅先生的不幸，也是傅先生的大幸，是他一生的财富。
首先是贬谪带来的时间和空闲，使傅先生因祸得福地在文史领域博览群籍，专心致志地埋头业务，发愤著书。他先后任中华书局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2008年又重回清华大学任教授。其间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秘书长，规划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历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终于在学问、人品上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学界的领袖和泰斗，在其长达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任何荣辱、得失、工作繁忙，都不能影响他在一个看来为人作嫁的地方，做出许多开风气的创造性的研究。他是一个奇迹。
傅先生的著作多着眼于政治、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故能发千古之覆，具有开风气的创造性
傅先生一生撰写、主编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如《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代诗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唐翰林学士传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 等古籍整理著作，参与主编 《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全宋笔记》《全唐五代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校笺》《宋登科记考》《宁波通史》等等，都有前无古人，五丁劈山的气魄、力度和大眼光。
一个作家的“资料汇编”。对于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傅先生不畏艰难，做了“杨万里范成大”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开辟了中华书局资料汇编的先河，成为有功于学界的一大特色。他出版的一些研究著作，很多都是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政治制度与文学体制着眼的。如《唐代诗人丛考》重视诗人群体的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重视政治制度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李德裕年谱》更是深入到“牛李党争”的内部，揭示了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斗争、互相倾轧的黑幕。因此，弄清真相是傅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只有在文献和历史的基础上弄清真相，才能发千古之覆，谈得上对文学的理解。
这一点，他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学时说得尤为深刻。他说:“陆游南郑从军诗百余篇失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原因，归于政治的压迫，王炎罢官，幕府解散，陆游离开南郑前线。这百余篇诗因受到王炎政治悲剧的牵累，无法入集;陆游自己在 《东楼集序》 中说“欲出则不敢”;“不敢”时间一长，埋在他心里的作品就佚失了。这是政治事件对文学的损害，不论是对陆游，对南宋诗坛，以及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从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出发，我们就可以体会陆游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中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的一种渺茫之感。由此我们知道过去对此诗的评论赏析，往往不着边际。
千古情同，我猜想，傅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中考察诗人集团时，也许他想到了现代政治运动中一个又一个的集团。
傅先生的获奖感言，是他为人为学和一生学术方法总结的遗言
傅先生的 《唐代科举与文学》，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如《登科记考》《唐六典》《通典》《文献通考》《全唐诗》《全唐文》，以及大量唐人诗文集为基础，把唐代科举与文学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与心理状态，重现了当时的时代风情与社会习俗，深入揭示了唐代文学的规律性问题，特别具有创造性和首开风气的作用。
2015年12月，《唐代科举与文学》获得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该奖颁发时，傅先生已病了很长时间，未能莅会，但他在逝世前一个多月抱病写的获奖感言，不啻是他一生学术的总结，也是他为人为学最后的遗言。
他说:“《唐代科举与文学》是我在八十年代完成的一部著作，之所以选择科举为切入点，是考虑到在唐代，科举及第已经成为士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代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本书广泛收集相关文献，就唐代制举之源流、科目、考选、授官、策文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与论述，从而较为清晰地展现出这一唐代重要制度的情状与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主要属于制度史的领域，其研究方法也以历史考证为主。”“文化乃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究，让研究的对象活起来。”
在获奖感言中，傅先生向我们展示他的研究方法除了乾嘉学派的考证以外，结合国外的理论也很重要。翻开《唐代诗人丛考》，傅先生在扉页就令人惊诧地引用了一段丹纳《艺术哲学》中的“经典语录”，来解释唐代何以会出现李白、杜甫，何以会出现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在获奖感言中，傅先生更是说:“巴尔扎克对于其 《人间喜剧》的期望是‘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我对于这句话印象很深。”傅先生对丹纳《艺术哲学》就伟大艺术家及其时代关系的论述非常钦佩。他说:“《艺术哲学》的作者、法国著名学者丹纳所强调的‘环境，乃可资借鉴，‘环境，就是勾勒社会的文化风貌，通过‘环境，之描述来呈现文人的心态，通过文人之普遍心态来理解文学。”“此后，法国文学研究泰斗朗松进一步开创了‘文学生活史，，将文学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与生活空间中。”“我的这本书应该说受到了这类研究的启发，尝试以全景式的勾勒与描述方式，细致而具体地展现出在科举制的影响下唐代文人所生存的时代氛围、他们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从而进一步体察到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特有的情感与心理。”
从他前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到晚年用力的唐翰林学士生平考辨，都是文献与理论并重，乾嘉学派考证与西方文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完美结合之作，这使他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史研究中开风气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唐代文史研究上，更是近五十年来的“第一人”。
傅先生善于奖掖后进，提携学界新人是最受我们尊敬的原因之一
一个学问好，又尊重别人的人，我们才会敬重他。傅先生为人热情，礼数周到，做事细心，和任何人交往，永远有一颗平等的心。也许基于他为人低调、宽厚，或基于中华书局做编辑时与读者的联系、看作者稿子的经验和体会;也许基于怕我们会说他是“胡风分子”和“右派”，要夹着尾巴做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他奖掖后进、提携新人是出了名的，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我想说的是，到傅先生这一辈，做学术的时代和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傅先生的前辈，如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等已经茫然，个别的结识，大多数渺如云烟;而比他年轻的读书人，犹自带着裤脚管上的黄尘从改革开放的路上匆匆朝前赶，在学术和思想上还是干瘪的没有成熟的稻穗。因此，傅先生所处，正是当年陈子昂之登幽州台的情景，有一种学术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寂寞。
在我们还很青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赵昌平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提到“傅璇琮先生如何如何”。其实，无非他们都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新锐，而傅先生发现了他们，并经常鼓励提携的缘故。
有一个事实是，2008年10月，大象出版社出版傅璇琮先生编的《学林清话》，是他二十余年来专为人写序言的文字，有七十一篇之多。那是七十一人，七十一本著作，七十一双长在著作前面提纲挈领的学术的眼睛。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后的这三四十年里，一些学者的著作完成以后，都以能得到傅璇琮先生的序言为荣，而年轻学者，则以能得到傅璇琮先生写的序言为“登龙门”。
即便不算后来继续写的，只要看看已经写的名单，傅先生在不同的学术领域，特别在唐诗研究方面，不仅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也占据了学术人气的制高点。其中一些请傅先生写序的学者先他而去;而当年还显稚嫩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是全国各地挑大梁的学术领军人物。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傅先生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
我不研究唐代文学，与傅先生的学缘也比赵昌平、陈尚君浅得多。还在大学读书时，我读到宋代王禹偁与西昆体的关系时，觉得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写得不对，就写了一篇《王禹偁与西昆体》的文章，附了一封信，寄给正在编《学林漫录》的傅璇琮先生。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中华书局是不会理我的，想不到两个星期后，傅璇琮先生就写了一封比我的字迹还要端正的回信给我，建议把我文章中涉及他们书局一位编审错误的地方删去几句，然后在1981年出版的《学林漫录》第二集上刊登出来，这对我的学术自信心是莫大的鼓励。
后来我经常和他通电话、写信，请他为我们的学报写文章，请他来讲学。多年前宁波出版社徐季子编辑 《傅璇琮学术评论集》，还收录了我写给傅璇琮先生信函的影印件。他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朱易安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戴建国教授关系都很密切;上海师范大学的《全宋笔记》，傅先生是主编之一，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也是傅先生介绍的。
傅先生一向身体健朗，八十岁以后，除了耳朵不大好，手有点颤，其他都很不错。请他来讲学时，一个聪明的硕士生李猛从网上买了傅先生的几本著作，请傅先生签名，他说他看出傅先生的字已经有点颤，不如当年写给我信上的字那么劲健清朗了。
老人就怕摔跤。傅先生就是在去年年初摔跤骨折进医院的，躺在病床上，身体就会走下坡路，一躺不起。我的王运熙老师也是被一辆黑车撞成股骨骨折，进医院一年多离开我们的。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晚上打电话到傅先生家，师母已经昏昏沉沉，电话也说不清楚。但我听清楚的是，傅先生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病床上为人看稿子，像战士最后倒在阵地上。逝世的那天上午，傅先生还叫师母回家，说他不要紧。这让傅先生走的时候几乎没有和世界告别，但我们会继承他留下的学术遗产，高举他精神的旗帜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