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悬命 | 父亲徐庆儒之于荣宝斋和朵云轩
【导读】说到分别坐落于北京和上海的“荣宝斋”和“朵云轩”，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会陌生。这两家老字号的“木版水印”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作者的父亲徐庆儒先后供职于荣宝斋和朵云轩，见证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经典与辉煌。
学徒入行荣宝斋
我父亲名徐庆儒，原名徐庆，生于1916年，祖籍北京，出生于漷县一大家族。小学毕业后，没再升学。奉母亲之命于1933年春，进荣宝斋学徒，正儿八经磕头拜崔毓生先生为师。崔毓生与岳海亭、彭霭亭实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第二代传人。师傅辈以其精湛技艺印制过《七十二候笺》《翁同龢梅花四条屏》《王绍农折技花卉》《二十四节气封套》等。中国刻印诗笺、信笺的历史久远，清代尤盛，不仅品种繁多，而且精妙雅致，在社会高端阶层使用者众多。时至晚清民国间，仅琉璃厂一带，就有刻印经营者二十几家，而唯有荣宝斋技高一筹，卓尔不群，可谓名噪京城。溯源而上，则是第一代传人王月轩，京城有名的木印巨匠。据传，皇宫里的不少“印刷品”，均出自他手。光绪丙申年(1896年)，荣宝斋在井院胡同二号成立“荣宝斋帖套作”，不惜高薪聘请王月轩入主，并要求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以达极致。如同郑振铎先生1933年《访笺杂记》所言，“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得不少……刻工较清秘阁为精。仿成亲王的拱花笺，尤为诸肆所见这一类笺的白眉。
木版水印，勾、刻、印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同样载入史册的还有京城雕版高手戴文斋、及其弟子冯华庭等。与父亲(1916—2003)同期先后学徒入行荣宝斋堪为师兄弟的有:王宗光先生(1917-1989，北京顺义人，1932年入荣宝斋);田永庆先生(1914-2006，北京通州人，1933年入荣宝斋);孙连旺先生(1923-1996，北京通州人，1938年入荣宝斋);张延州先生 (1919-2001,河北衡水人，1934年入荣宝斋)。(这些人士最终成为业界继往开来的一代标杆。限于资料收集困难，可能有遗漏)旧时代，几乎任何行业，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传统行业的学徒生活是很艰苦，甚至是艰辛的(不少人中途放弃了)。严格，刻板，保守，工作量大，低报酬无报酬是通例。荣宝斋算是“好单位”就规定:一律穿大褂、布鞋、短平头，3年为一节。店方管食宿，每天吃两顿饭，没有休息日，半年可有1次探家。给师傅端茶倒水，盛饭递烟铺床都是必须，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至少也要12个小时。有空只能在店里练习毛笔字，学画画，读唐诗宋词。旧时看似单纯枯燥的主张学习古典诗文，实质上也蕴含着对人格修养品德的塑造之义。“弗学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他的师傅就挺有学问。那时候，刻印师徒也就十几个人，师傅都是手把手教，他说过，他很努力，有苦，也有乐。大有梁启超入万木堂，“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的感觉。
▲荣宝斋徽章
从“提刷吊耙”开始，如同书法从“提按顿蹲”开始……只有经历严格刻苦的系统训练，刻手要“刀头具眼，指节通灵”，印者要“悟心裁”，得“天然之韵”(明·李克恭语)。父亲秉性正直，属内敛温和之人。他的诚实、恭谦和刻苦，恐得师傅的厚爱;他懂礼貌，守规矩，和有“眼力见”，得益于严格的家规家风;他的聪慧，踏实与木版水印相对单调、平淡、精致的气息相吻合，也自然易赢得先贤的器重。大家都知道，学艺之道遇到良师益友是很重要的。诸多领域没有名师的训导，难达日臻完美的境界，没有高手点拨，难得业界真谛，恰如年逾八十，今尚健在的荣宝斋木版水印大师徐心友先生说:“许多看似简单，人人都能会的东西，事实上有些人就是做不好。原因何在? 四两拨千斤、点石成金、化通俗为神奇……原来独缺高手的点拨，悟道乎? 追神乎? 不是无师自通，而是无师无法通。不教，你就不会，就‘顿悟’不了。就像窗户纸，不点不破。这来不得半点不诚实。”真是言之有理。
幸遇经典《北京笺谱》《十竹斋笺谱》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了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木版水印”技艺则是其璀璨之一。木版水印，本名叫木刻雕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技艺早在唐朝已是相当的成熟。明天启六年(1626年)刻制的《萝轩变右笺谱》与明末崇祯年间(1644年)印制的《十竹斋笺谱》代表了木版水印技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时至民国，史上的辉煌已是衰落。难觅经典，技艺流失，从业艺人寥寥。鲁迅先生基于对中国绘画(尤其是版画)和文化的喜爱，毅然提出印制《北平笺谱》和重印《十竹斋笺谱》。
“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修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拨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见鲁迅《北京笺谱》序)1933年，由鲁迅与郑振铎两位先生多年苦心辑成的各式信笺，计人物、山水、花鸟320幅，全套六册，委托荣宝斋刻印。父亲正值学徒期间，不久，即在师傅指导下上手尝试，之后一年间共印行了一百部。鲁迅很满意，曾在对西谛的信中说:“到了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鲁迅《十竹斋笺谱》重刻说明
当代著名的杂文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叙述自己几经周折得到《北平笺谱》的心情:“晴日楼窗，独坐摩挲，浮生栗天，聊遗疲累，盖亦劳者自歌至一例耳。”欣喜之态，尽洒笔端。其收藏的1933年版《北平笺谱》，于201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97万元人民币被拍走。有人说:“见过了 《北平笺谱》，其他的笺纸都不想再看了。特别是笺谱中那幅署名荣宝斋造笺的月季，红花绿叶，似有微风吹来，摇曳生姿，像一个披着飘逸裙裳的古典美人，清丽脱俗，气质高华”。“那洁白细腻的纸质，那一幅幅潇洒出尘，丰韵独具的笺画，令我爱不释手。”(见徐天一《北平笺谱重印记》)
翌年，鲁迅先生觅得通县王孝慈先生所藏的胡氏传本，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徽人胡正言刊印，已逾三百余载的罕世传本，并评价极高，“《十竹斋》笺样花卉最好，这种画法，今之名人就无此手腕;山水刻得也好”。“清朝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尔后三百年间，亦无出其右者。(参见《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的确，这是一部传世经典。
真是天赐良机。邂逅经典名作，朝夕相对，眼追手摹，冬去春来，一年复一年。兴许唯有师辈们的认可，父亲续《北平笺谱》后，开始“独立上手”印制《十竹斋笺谱》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断断续续，历时七载春秋。由于仅印行一百部，印制精良，如今恐怕已很难见到这一版本的《十竹斋笺谱》了。
这期间应该有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也应该有寂寞、枯燥与单调;更应该有非亲历者难以名状的“顿悟”，渐进、渐悟、渐成……第一卷问世后，鲁迅先生评价“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父亲的师兄王宗光先生在《木版水印》一书中说“……印者崔毓生、岳海亭是当时荣宝斋的指导印刷的师傅，但未亲手参加《十竹斋笺谱》的印制;1934年至1941年，印制这部书，出自崔毓生徒弟徐庆儒一人之手。此人1958年调往上海‘朵云轩’任水印技师，近年已退休。以上情况，除当时参加者，知者甚少。”王宗光即鲁迅先生所说的“画者王荣麟”。专家认为，1935年版的《十竹斋笺谱》见证了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荣宝斋的奖状
重读郑振铎先生《<十竹斋笺谱>跋》，又似情景重现，“自复绘以至印刷之工，余曾目睹，故能语其层次:初按原谱复色分绘，就其所分绘者一一刻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深浅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唯恐失样，用力之轻重，色之缓急，意近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每次唔言，必语及版画，而于《十竹斋笺谱》尤为着意焉，即微疵点污，亦必指令矫改，以其尽善。”“诸画千巧玲珑，别具一格。以设色凸版，压印花瓣脉纹，鼎彝图案，与乎桥头水波，山间云痕，尤为胡氏之创作。人物则潇洒出尘，水木则淡淡清华，蝴蝶则花彩斑斓，欲正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出纸面。”(见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由此得知，鲁迅、郑振铎二位先生的赞誉和诸多好评，自然包含了对父亲的肯定，而对此，父亲却很少谈起。
再遇经典《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是一幅非常杰出的仕女画作，长187厘米，宽51厘米，在中国美术史的教科书中几乎都有刊载，知名度极高，为中国现存最珍贵的古典名画之一。1953年前后，按领导的安排，父亲着手印制唐代大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这是业界首次尝试大尺寸的绢本画工作。全画分作采花、漫步、戏犬三段，描绘贵妇们高簪插花，体态丰盈，雍容华贵，悠闲自得的景致。画面线条柔和，色泽鲜明，光彩照人。
父亲曾说:“印制这幅画很吃力，它那挺拔而严谨的线条，如眉、眼、嘴、手等，还有头花纹和贴身的纱衣，都和现代的画法不一样，特别是大片的朱砂和微显肌肤的披纱，对印制技巧要求很高。画工细风格一路的人，最爱用朱砂，也最怕用朱砂，这种矿物颜料难以画匀，在细心分析了线条的各种特点，颜色的层次变化，抓住了画的精神和基本调子，大家大胆地干了起来。……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这张古代名作复印了出来，可以这样说，这张复制品是相当成功的，也可以算是当代木版水印的一幅杰作，国内、国外的行家看后无不点赞称好”。(见徐庆儒《独特的木版水印技艺》，1981年《朵云》二集)此复制品被选为国家礼品。接着的几年内，田、孙两位先后又接手此项工作。当时郑振铎曾言:“荣宝斋这几年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特别是在绢面上的刷色，印刷到七八百次 (如《簪花仕女图》的复印本)，几有乱真之感。推陈出新的好例，于此足以说明之”。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家杨仁恺曾说:“对于荣宝斋来说，确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了印制《簪花仕女图》的经验，接着复印出《马远踏歌图》大立轴和《唐宋元集绘册》，就显得游刃有余。”
建国后，荣宝斋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首先是《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得以重印。
父亲自是当仁不让，再次担当使命。那时期父亲正逢年富力强，与他的师兄们相生共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展示着自己的智慧才华。那时最早成功完成的是徐悲鸿的 《奔马图》，印数较大，影响广泛，几乎家喻户晓。据说得到周恩来总理赞赏和推荐。齐白石的《虾》《荷塘月色》、徐悲鸿的《漓江春雨》《敦煌壁画》《宋人画》等木版水印作品相继问世，硕果累累。
▲父亲工作照
那时齐白石、徐悲鸿是解放后最早“介入”木版水印的两位大师。他们多次地由侯恺、王仁山直接引入工作间，向大家讲解绘画知识，交代要领，与勾刻印人员一起探讨难点。“他们常来，见到他们也没觉有什么稀奇。尤其是齐白石大师，喜欢说笑话，说着湖南音很重的普遍话，有些音听不懂，但常有逗乐，挺有趣味的……”往事都在父亲的回忆中。齐白石的木版水印专集有花鸟鱼虫，是一本册页。荣宝斋曾有一张齐白石在水印间的照片，就是当时齐先生看了木版水印作品以后真假难辨 (因为原作就在其中)，很是满意，便当场在好几本都重新签字，表示皆为原作。还开玩笑说，这样价钱可卖高些。父亲说他当时就在齐的桌案对面，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后来广为流传的齐白石先生对其《虾》等作品真假难辨的故事，也发生在那时。就在他们几位的手下“演示”出来的。不少国画大师在自己的原作与复印品面前被“迷惑”，足以说明木版水印这门“中国功夫”之神力，以及对从业人员高水准高精度的认同标准。在父亲看来，“骗”过外行是低水平的，只能叫“印刷品”，而不能叫“复印品”。好的木版水印作品就是可“乱真”，就是如启功所言“下真迹一等”。
▲齐白石先生在水印间
自此，时光推延，1960年代之后荣宝斋继续创造出业界更大的辉煌:《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等木版水印作品一一问世。
朵云轩传帮带
1958年秋，父亲以八级技师的身份调入上海人美社水印工作室。据悉，荣宝斋自1953年评定职称以来，勾、刻、印当时获此最高级别职称资格者，共9人。父亲是其一。
具有百年历史的朵云轩，创立于清末 (1900年)，规模较小，只能印刷少量的诗笺、信笺、扇面之类。解放后的一段时间从业人员寥寥，工种不全，民间作坊式地生存着，几近历史的“空白”。这种短板的弱态与上海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定位极不相称。幸好上海的有关方面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筹建时招入了已在“河南中路摆刻字摊的蒋林椿师傅”，“在一家弄堂厂里，找到了改行当杂物和切纸工的杭文连、戴荣森两位水印师傅”，“在刻字店里发现刻字高手罗旭浩、韦志荣师傅和钱少卿、计文元与王德俊三位裱画师傅，加上从人美社调来的白描高手胡丁文，初步搭成班子。”(详见2000年8月5日《读书周报》)
1958年国营的朵云轩在衡山路237号大楼前宣告成立。(1960年后归入上海书画社) 业务上，开始印制一些纸本的画片、册页之类，绢本的《陈老莲花鸟草虫册》才上手尝试，大尺幅写意、工本、绢画均尚未涉及。
▲1960年父亲与众人在衡山路办公楼前合影
印制被称为“明四家”之一仇英的《秋原猎骑图》，运用了分版套色，当时为水印出版业以来所罕见，单色版多达190余块。这对勾、刻、印三者都是一个考验。经过“勾者笔力深厚，刻者刀锋精细，印者匠心独运，三者的完美结合，才使达到乱真的境地。”(徐庆儒语) 如作历史分期断代，这件作品无疑成为“朵云轩”重建后首批木版水印作品中的代表作。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1958年，“朵云轩”从上海出版学校招入了26位半工半读的学生。这是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才十六七岁。父亲说这些年轻人:聪明，好学，有悟性，有礼貌。真是褒誉多多，爱护多多。单位里邀请多位书画家来讲授书画艺术知识，父亲则集中讲授木版水印知识，然后分勾、刻、印、裱，分别去各工作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一切都手把手地从最基本的开始。
▲父亲在工作室授课
仅水印，当时就有10多人，虽然还有几位师傅同在，就其责任，是既可有责，又可无责。但对父亲而言，处于水准之顶端，所有人技艺好坏，他都会关心并负有责任，成为没有头衔的“技术总监”。相互之间，一语“师傅”以概之。如此“大规模”地带教徒弟，业界算是少见。这种师徒状况也是当时的特定产物。现在反思，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承，讲究精、深、专、个性化、耳提面命的内涵，成为今日改革的课题之一。这也与之前荣宝斋有所不同。后者是有具体指定，即一师几徒，相对独立，分工明确，脉络清晰。事实上，当时的中央美院(1959年)已开始实行了有较为严谨师承关系的导师工作室体制。如“吴作人工作室”(时年50岁)、“罗工柳工作室”(时年43岁)、“董希文工作室”(时年45岁)。其作用与意义，日后得到彰显。
▲1964年朵云轩荣宝斋相关人士合影。前排左三戴长林，左四徐庆儒，左五田永庆，右二冯忠莲，右三孙树梅，右四张延洲
大家相处得还挺好，显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当时的年轻人后来有人成了画家、书法家，有人当了领导，多数人成了朵云轩的中坚力量，默默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朵云轩木版水印传统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代表。高级技师胡琴云女士曾对我说:“那时徐师傅先给我们上大课，然后给我们几个人上小课。他很耐心，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我也很认真，我可以算是他的得意门生”。朵云轩的水印精品如齐白石的《墨荷》《明·徐渭杂花图卷》《群仙祝寿图》等，不少都出自她手。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退休后她还为美术学院学生讲课授业。2009年，蒋敏先生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称号。我曾去他家中祝贺。这一荣誉于他，当之无愧。蒋敏先生数十年来，兢兢业业，雕版无数，成为朵云轩木版水印精品《萝轩变右笺谱》及上述诸多精品力作雕版的“第一把刀”。蒋敏先生谦逊地对我说:“是我遇到了好年代。如果你父亲健在，这一荣誉肯定是属于他的。我们那时什么也不懂，他虽然不是我的直接师傅，但他很懂，经常和我们一起探讨刻印技艺。我和王崇礼等一批人关于木版水印的知识都是他，或者说主要是他传授的。他是领衔的师傅。我们视他为父辈。今天大家都很怀念你的父亲”。“他人很好，作风严谨，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在父亲眼里，他们都是父亲的爱徒:王崇礼、岑久发、胡琴云、李桂英、翟光林、唐玲妹、张龙珠、楼杏珍、季其珍等等，其中王崇礼先生更是出众，勾刻印皆通，为人谦和大度，后因病早逝，甚是惋惜。父亲的耄耋之年还常常提及他们。
“这期间，我是边辅导年轻人边从事印画。1962年我印了齐白石晚年的得意之作《红莲鸣蝉》。这幅画高4尺，宽2尺，在木版水印复印写意画中是比较少见的。用墨浑厚，落笔如飞，俯仰向背，枯湿浓淡浑然一体，构成这幅画的特点。画面的右上角一朵鲜明娇艳的荷花，虽小却很突出，惹人喜欢，点出画的主题。一片荷叶上有只鸣蝉，欲飞欲立，栩栩如生，十分逗人喜欢。一个沉静的画面，被这个小精灵点醒了。大片泼墨荷叶，寥寥数笔，神采毕现。半工半写的知了和粗笔泼墨荷叶，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是齐白石先生惯用的绘画手法，也是他的独到之处。
▲《红莲鸣蝉》
印制写意画从勾、刻、印技艺上来讲，与工笔画有很大不同，要做到胆大心细，比如水气，墨韵，飞白，用笔，色彩等，都要由印者理解领会的程度和技巧掌握的水平决定。一般来说，每印一幅写意画，先要读画，领会画的诗意，笔意等，颜色浓淡都得一一记在脑子里，不能印一遍时看一遍原稿。既要聚精会神，又要一气呵成，只要做到这几点才能和原作相像，甚至可达乱真”。父亲于1981年时如是说。关于写意画，吴昌硕先生与齐白石先生的作品都笔墨写意见长，但风格不同。父亲的得意门徒，曾任木版水印室主任的王崇礼先生说，“齐白石的《红莲鸣蝉》是幅大写意画，色彩变化大，水印要掌握墨色墨韵，水印技师徐庆儒既掌握了画的用笔，又体现了原作墨色的层次，印出了水墨淋漓，明快又富变化的效果。”
始终牵挂木版水印
1972年，又有一批年轻人进入“朵云轩”。如今已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林玉琴女士便是当年其中的一位，迄今已有近40年工作经历，成为业界佼佼者。之后那几年我父亲基本不再印画了。至上世纪80年代，父亲已为陆续出版的精品力作《萝轩变古笺谱》《明·徐渭杂花图卷》《十竹斋画谱》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和成功范本的“演练”。传递的要义也即自身独有的，积40年功力的经验之谈。
1976年父亲退休，被浙美国画系徐银森教授等请去为其学生讲课，并帮助筹办“西湖艺苑”，传授木版水印技艺。几年后潘天寿先生等水印作品成功问世。
▲父亲退休后留影
父亲的退休生活过得悠闲自在，喝酒品茶听戏，读书看报读帖，都是父亲的“乐事”。每月5日，要去单位领退休金，也是父亲的“乐事”之一。看得出，他每次出门心情总是很好的。原因何在? 那就是那天他依然可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看到他的弟子们以及所能取得的成绩，那天总有人事先为他泡好茶水，嘘寒问暖……曾有一次，见到传达室的老人退休了，来了位临时工。父亲说，请一个生人还不如请他去，他可以干得更好。水印间有何问题还可以随时来问他，并与蒋敏先生说起过此事。显然，那不是为了钱，无疑是一位老人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痴情与挂念。
▲晚年与孙辈们
1984年起，我在上大美院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当时美院聘请的一些画家、教授常有联系，一次有事去复兴西路34号大楼吕蒙先生家，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无意中聊到我父亲和木版水印。快近30年前的往事，吕先生居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事。
还有一次，在吴兴路程十发先生家间隙聊起木版水印，记得画家朱朴先生也在(朱与程是很熟悉的朋友)。印象深的是程先生用沪语风趣地说，“好的水印作品确实蛮结棍的 (厉害的意思)。有一次在朵云轩，伊拉(他们)就‘骗’过了我的眼睛。”还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大概就是侬父亲弄的……好一个“骗”字，折射出木版水印之幽深魅力。
缘于职业，父亲也见识过不少的名人大家。如郑振铎、齐白石、溥心畲、郭沫若、徐悲鸿、赵朴初、王雪涛、李可染、谢稚柳、唐云……父亲说，未能面见鲁迅，算是一生之憾事!
也缘于职业，培育了父亲的职业操守:敬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极致化、担当且不计名利。这是一种贯穿一生又超出生命体之外，既潜移默化于心，又生鲜动感可寻的具有中国精神内涵与民族风范的工匠精神。
▲80岁生日聚会照
父亲70岁生日时，一大帮徒弟们自带做好的菜肴、寿面簇拥至我家聚餐祝贺;80岁生日时，一大帮徒弟们又自发在衡山路香樟园为其祝寿。热闹之中，父亲是个尊尊的长者，又似得了奖状而心情躁动的“孩童”。欣喜、感激之余，父亲或许更为自己所忙碌了一生的事业的过去、眼前感到由衷的宽慰;我知道他心中还有深切而更多的希翼。
2016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