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丁聪黄永厚前辈愉快合作20年

陈四益与丁聪（右）

黄永厚作《挥手从兹去》

丁聪画《丁陈合作图》

黄永厚（左）与陈四益

■陈四益

前辈先生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穆青提出要办一本杂志，定名为《瞭望》，先是月刊，1984年改为周刊。办刊物需要人，把我从新华社湖南分社调到了北京。

刚到《瞭望》时，我主要参加评论和文化报道的编辑工作。因为是月刊，工作之余，行有余力，也开始给其他报刊写一些杂文。

《瞭望》改出周刊后，更加强调时效。穆青希望《瞭望》新闻周刊要有一个副刊，并起名叫《珍珠滩》。我是这个副刊的编辑。新闻周刊的副刊，不同于文艺刊物，不但要有文艺性，而且十分强调思想性。因此它以随笔、杂文为主。因为我没有办副刊的经验，便多方请教前辈先生，一则吸取经验，二则联络作者。吴祖光先生经验多，学问也好。他告诉我：“编刊没窍，就是人头熟”。这真是经验之谈。人头熟，稿源就足，救场有人。高手多，刊物质量也有保证。

另外，周刊的出版周期很短，就必须多准备些稿件，以备不时之需。尤其需要一些短小的稿件，这样便于版面安排。编过报刊的人都知道，长稿易得，短稿难求。这种短小的稿件，往往最难组织。所以在筹备周刊时，我尝试用文言写寓言式的短文。一为求其短，二为求其有趣。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十几则。每则不过一二百字。蒲松龄有《聊斋志异》，袁枚有《子不语》，佛经有《百喻经》，都是我喜欢读的，我便把这一组文字叫作“新百喻”，虽然那时远不足百篇。又一想，这些文字若能有图，岂不更加有趣？而且版面也更加活跃。找谁作图呢？那时我也胆大，一下就找了华君武先生。那是比我长一辈的大家，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杂文作者。没想到华先生毫不介怀，把我带去的十几篇“新百喻”看过后，认真对我说：“你写的很有意思，配上画更好。但你用的文言，背景都放在古代。而我却很少画古代人物。不是不能画，但人物、服饰、器物、建筑，都要去查找资料，费的劲儿会很大，所以我不合适。这样，我替你介绍两位画家，他们都擅长画古代故事，比我更合适。”华先生讲得很诚恳，也很热心，不由我不感动。我问是哪两位？他说：丁聪和缪印堂二位，你看找谁？这两位漫画家都大大有名，也是我久闻其名的。丁聪先生画的古代笑话等作品，我都熟悉，所以一张口便说：丁先生吧，但是我不认识他啊。华先生说：你不认识，我认识呀。这样，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你拿着信去找他。写罢，又把丁先生的电话告诉了我。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丁先生，一开口，丁先生就说，这事华君武跟我说了，你什么时候把你的作品带过来，我看看。于是，我按时登门造访。丁先生先看我带去的十几则《新百喻》。看过后，说：“有意思，我画。”没想到，就这五个字，竟成就了我们二十年的合作。直到丁先生病重，我们的合作没有中断过。

《新百喻》开始是想为《瞭望》准备的，所以写出十几则后就送给当时一位副总编辑审阅，不料一两个星期过去，他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算是“留中不发”吧。这位副总编人很好，同我关系也不错，不是有意刁难，倒是有点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枪毙”，但又有所顾忌。编报刊的都知道，对于稿件的尺度、批评的分寸，很难统一规格，即便原则一致，遇到具体稿件，看法也可以千差万别。这样，“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我送去的，当然只好由我去要回来。丁先生的图很快就画好了，既然《瞭望》不用，我就要为这些稿子找出路了。

在这之前，因为是初次尝试用文言写作，虽然是浅近的文言（我自己掌握在初中水准就应当可以看懂），但究竟文言写作已经长久不用，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能入时人眼，也无把握，所以就复印了几份送给一些前辈先生和我的几位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学征求意见，其中就有王朝闻、严文井、黄苗子等前辈。没想到都得到了认可，有的还颇多赞扬。同学就更是细为斟酌了。有了这些前辈和朋友的认可，我那一颗忐忑的心便完全放下了。

这一组《新百喻》分别投寄给多家报刊，如《新观察》《方法》《北京日报》《学习与研究》和北京《支部生活》等等，都给予刊载。但是，真正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专栏，还是在《读书》杂志。

《新百喻》成为《读书》的开篇，是在1990年谈定的。《读书》杂志编辑赵丽雅（扬之水）来找我，说是主编沈昌文先生的意思，觉得我的那些稿子放在《读书》很合适，她也这样看。那时《读书》在知识界影响颇广，很多当年的大学生后来都说他们是《读书》的长期读者。我当然也是《读书》的热心读者，能在那里刊登，何乐而不为。于是，先写了几首打油诗请丁聪先生作了画，叫作“玩具杂咏”，登载在《读书》上。既是杂咏，当然都有讽喻味道。在那个时候，读者一看都会会心一笑。据说，吕叔湘等先生看到后说，《读书》应当多登这样的稿子，于是又有了后续的“文化杂咏”。

这样，到了第二年，《新百喻》就成为《读书》的一个固定栏目。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每期封二都是我同丁先生的《绘图新百喻》。《新百喻》写到一百则，本拟收煞，以合“百喻”之名，但编辑部说，读者希望继续。那一段我也确实读到一些读者来信，说喜欢这个栏目。于是就又续写，直到二百多则，才终于停止。

在这之前，《读书周报》褚钰泉兄请我开个专栏。我问丁聪先生是否可以再开一个？丁先生很爽气：“你写，我就画。”这个专栏取名“诗话画”：用白话写一段文字，结尾一首打油诗，丁先生作一幅画。把“诗”放在前头，只是为了念起来顺口而已，并不是自以为那打油有多少诗味儿。在《读书周报》上登了一段时间，褚钰泉兄调离了周报。这时《读书》又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在封三也开一个专栏。于是就把《诗话画》移到了《读书》。

《读书》杂志那时每月都有“读书日”活动。编辑部找个地方，备点茶点，作者、读者都可以去，自由交谈。《新百喻》专栏出了几期后的一次读书日，我去的时候，丁聪先生已经同几位前辈在聊天。见到我，便招呼我过去，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老头儿。”我被弄得一头雾水，丁先生这才解释道：刚才他们问，同我合作的那个老头儿是谁？我那时正值壮年，但在他们面前是晚辈，被误认为“老头儿”，倒让我忍俊不禁，但也说明前辈先生都还认可我的写作。后来，《新百喻》由湖南出版社结集出版时，严文井、王朝闻、方成三位先生都为赐序，到“双百喻”时，再次结集，王蒙先生又为赐序，都说明前辈先生对晚辈的鼓励与提携。大概十年“文革”，人物凋零，因此他们都急切盼望文坛有更多新人出现。

陈文丁画与陈文黄画

“陈文丁画”，是后来人们给我同丁聪先生合作的所有作品的一个总称。它包括了《绘图双百喻》《诗话画》《杂咏》《古呆轶事》《准花鸟虫鱼》《京都新竹枝》《脸谱闲钩》《长话短说》等长短系列，二十年间，总计大约七八十万字，七八百幅图。一位前辈画家同一个晚辈合作这样长的时间，为我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字画了那么多图，恐怕是前无古人。所以萧乾老人有一次认真地问我：你同丁聪合作那么久，吵过嘴吗？我说：没有。他似乎有点不相信：“一次也没有？”我认真地回答：“一次也没有。”萧先生轻轻地摇摇头，说：“真是不容易。”后来，萧乾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有人问他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文学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他一定会把丁、陈合作的这些作品列入其中。

其实，在我，同丁先生不曾吵架，是很自然的。丁先生是前辈。一位前辈画家，一诺千金，二十年从未中断。甚至每当他要到外地时，总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急稿赶紧送来，我要出去几天。到回京，又打电话来说，已经回来了，有稿子可以送来了。走前“告假”，回来“报到”，“纪律性”极强。有时我因编务繁杂，该交稿时还没送去，他又会打电话提醒：“稿子要送来了。”若是我稿子送得晚，离发稿只剩两三天，只能向丁先生抱歉，而丁先生总是慢腾腾一句话：“勿要紧，总归画得出来格。”有这一句话，我就定心了。同这样的前辈合作，其乐何如！哪里还会吵架呢。当然，心灵相通也是合作愉快的基础。无论“百喻”还是“诗话画”，我所批判的、嘲笑的人和事，丁先生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所以文和图，总是相得益彰。有一年，开“两会”，《瞭望》准备刊发一篇报道，批评那些“瞒和骗”的风气，不说实话，不报实情。为了突出这个报道，请丁先生为报道作一漫画，题目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丁先生很快就画好，我们觉得很好，不但作了配图，还做了封面。起初，也有朋友担心是否过于尖锐，何况在“两会”期间，《瞭望》又是上会的刊物。但是我们觉得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对于国家太重要了。大着胆子上了封面。果然，效果大好，代表、委员都很赞赏。这又是丁先生在同我个人的合作之外，为我所在的刊物作出的贡献了。

我这个人运气好，得到过许多前辈的帮助与支持。在同丁先生合作的同时，我同另一位画家黄永厚先生也有很长时间的合作，他的图，同丁先生迥异，我的文当然也得是另一个风格。

黄永厚是黄永玉先生的二弟，相差四岁，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们老黄家的人都很有个性。认识黄先生出于偶然，是一位朋友邀我一同去探访的。他从安徽到北京，住在紫竹桥的中国画研究院。看他的画，很有个性。同他交谈，人如其画，个性彰显。他说到高兴处，就会畅怀大笑。说到他的画，他会突然来了兴致：“怎么样，来一张！”话音未落，已起身铺纸、提笔，画将起来。他画了一张李逵，画这位直肠好汉，一仰脖儿，喝了宋江给他的毒酒。题道：“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怀。”这幅画，作于“文革”时期。后来添注道：“为彭、陈、贺帅造像。”就是这幅画，我认识了这位画家。敢在那样的时期，为被称为“反党分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老帅们造像，有胆、有识、有良知。

同他的合作，从《聊斋索图》始。是他先画了几幅从《聊斋》中找出的画题，叫《聊斋索图》。我从他的画中又生发出一些意思，或同、或异，有时还唱唱对台戏。后来，他又画了竹林七贤图，每图都有一段题跋。我觉得他的竹林七贤图，自出手眼，很有启发，但是图上的题跋毕竟字数有限，不易为人理解，便自作主张，为每幅图作了一篇文章，每篇二三千字，寄给黄先生看了，他非常高兴，于是，就在《瞭望》上刊载。因为画了竹林七贤，我就想接着再谈《世说新语》，黄先生一口允诺为每篇作图，我当然喜出望外。后来结集为《魏晋风度》。又后来，湖南《书屋》约稿，我问黄先生是否有意一起来谈谈《儒林外史》，于是又有了后来在《书屋》连续刊登的《错读儒林》。这三种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总量大约也在七八十万字。《世说》《儒林》都还有些要写的没写完，希望完成后再出个完整版。

到了2006年，丁聪先生患病，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不能不中断。起先，因为读者有一两期看不到这个专栏，便来函询问《读书》：是不是陈、丁二位遇到了麻烦？编者怕引起误解，问我是否可以请另一位画家继续。我一直希望丁先生能够康复，不想在尚有希望的时候，更换合作者。后来，当我把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陈文丁画”送给丁先生看时，丁先生说：“这个画家画得蛮好。”丁太太逗他说：“那你就向他学习吧。”丁先生摇摇头说：“不行了，年纪大了。”见他对自己的画也认不出了，我很伤感，知道恢复无望。于是，便征求黄先生的意见，是否愿意把这个专栏接下来。黄先生同我的合作也已二十年，相互了解，便笑道：你当初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跑了第一棒，现在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跑第二棒，这算什么事儿啊。说归说，黄先生依旧爽快地答应了。“诗话画”的专栏，在停了两期后又继续了。只是“丁画”改成了“黄画”，文的风格未变，图的风格则由丁聪先生的工笔写真，换为黄永厚先生的彩墨写意了。同黄先生合作的文图，后来结集为《忽然想到》。这样，我和黄先生合作的图文，已出版的计有《聊斋索图》《错读儒林》《魏晋风度》《忽然想到》等四种。

中国的书籍，自来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但大多是插图，我同丁、黄二位画家的合作，则是文图相生、互为补充的统一整体。这样的组合，必须作文者与作图者心意相通、配合默契。我能在数十年写作过程中，有幸同两位前辈长期合作，这样的机缘，恐怕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要得，一是要能“遇”，这大概还不难，因为这样的“遇”是可求的。二是“遇”而能够“意”通，这就比较难了，因为对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乃至思想学术问题的看法，很难强求“意”通，若是难“通”，合作便有“隔”，不易契合。不能契合，便有“间”。有“隔”有“间”，虽能偶尔合作，终难长久。还有第三，就是要有“备”。要同前辈契合，就要靠你自己的实力。合作，总要旗鼓大致相当才成。第四，要有合作的风度与态度。譬如包容，譬如接近，譬如吸收，譬如融汇，譬如谦逊，譬如铭感。尤其是晚辈与前辈合作，更要多一些谦卑，少一些傲气，而前辈对晚辈，就会多一些尊重，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原谅。

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的两位长期合作的前辈，都具有这些美好的品性。那么我自己如何呢？我想，即或我有毛病，至少也还在二位前辈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