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孤单的疑欧主义

英国脱欧公投尘埃落定，51.9%的选民支持脱离欧盟。积极推动此次公投的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将6月24日称为“英国独立日”。英国独立党具有强烈的疑欧主义色彩，1993年该党的创建就是作为对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直接回应。这一条约旨在欧洲一些关键领域如外交政策、军事联合等方面进一步一体化。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英国独立党以表达强烈的疑欧主义、反移民、反体制的政治诉求而迅速走红。2009年，该党以使英国脱离欧盟为目标，首次获得欧洲议会席位。2013年，独立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良好，在国家选举层面中位列第三。2014年，疑欧主义的动员成为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第一大党。独立党在每个区都赢得席位，包括苏格兰。它得到了最大多数的选民支持，并且在欧洲议会中获得了24个席位。

疑欧主义最早是用来分析政党对待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和态度，现在通常指对待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一系列消极态度。通常来说，边缘性政党更倾向于具有疑欧主义的特征。极左和极右政党在政党体制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也恰是因为这种边缘位置，促使极端政党通过增强对欧盟的反对来凸显自己与主流政党的区别。

疑欧主义已成为欧盟所面临的现实威胁

疑欧主义处于政治谱系极端的左翼和右翼。左翼的疑欧主义认为，欧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它只对那些在布鲁塞尔游说的大企业有利。右翼的疑欧主义者认为，欧盟是一个官僚巨兽，它对成员国实行过度监管，鼓励劳动力自由迁徙，对传统的国家民族认同构成威胁。当这两种观点相互融合时，就成为英国独立党的政治根基。

英国独立党通过强调区别和排他性来捍卫民族国家的同质性。而欧盟由很多不同的国家组成，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在劳动力和文化方面可以自由流动。而这一点和独立党优先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一理念相悖。因此，独立党具有强烈的疑欧主义色彩，持强硬的反移民和排外政策，反对欧洲一体化。毫无疑问，英国公投结果表明，疑欧主义不再仅仅是一个刺激性的条件，而是欧盟现在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忽视这一问题在策略上来讲是非常不明智的。

疑欧主义在英国有着历史传统。疑欧主义在欧洲一体化初期就出现，且最早是由精英推动。1986年6月30日，《泰晤士报》刊登撒切尔夫人发表的“布鲁日演说”，该演说充满了对欧洲一体化的不信任，“疑欧”一词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此后，“疑欧”逐渐演变为“疑欧主义”。在一体化建立之初，《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前，疑欧主义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处于政治边缘的现象和话题，因为在此之前，欧盟所强调的是“宽容共识”的政治理念。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后，产生了有关欧盟民主赤字和合法性的辩论，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平民表决政治”在欧洲的兴起，疑欧主义思潮弥漫且嵌入到了当时的政治当中。

难民危机使疑欧主义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每个人对欧盟的爱似乎都减少了，即使是知识分子精英也是这样。欧盟正在从各个方面受到指责和攻击。极右翼指责它是一个过度监管的官僚机构，削弱了欧洲在全球的竞争力；极左翼认为，欧盟就像1990年代在拉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并不欢迎它的人。在债权国，如芬兰和德国，民众对欧债危机充满愤怒，担心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财政补贴；而在重债国，如意大利和希腊，民众对紧缩政策充满愤怒，认为这是欧盟，尤其是德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2015年初难民危机的爆发犹如雪上加霜，使得疑欧主义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对欧盟的怀疑，使得选民认为欧盟应该为所有的事情买单，包括经济混乱、产业结构调整、紧缩和私有化、失业和工作不稳定、对移民的恐惧等等。即使在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德国，与2007年相比，2015年对欧盟的支持率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法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这一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经济衰退、难民危机带来的疑欧主义上升，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21世纪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深刻的分歧，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可以自由迁徙、通晓数国语言的人在高技能专业领域里工作，他们远远将那些不能流动的低技能工人抛在了后面。这些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被沮丧和失落包围。在此情形下，他们找不到更好的保护伞，因而转向了对主流政治排斥的态度。当这些情绪与英国独立党的意识形态诉求捆绑在一起时，就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让人们回想起昔日光荣的民族主义，人们一心想回到过去，而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经济代价。

极端意识形态吸引力在于降低了世界的复杂性

英国的脱欧公投鼓舞了其他反对欧盟的成员国。在荷兰，约一半选民想举行公投。如果现在立即举行公投，目前民调显示多数选民愿意留在欧盟，但领先优势很小。丹麦也是类似情况。在瑞典，民调显示如果公投，只有32%的选民愿意留在欧盟。即使在欧盟六个创立国之一的意大利，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欧盟有负面看法。在法国，国民阵线的领袖玛丽娜·勒庞多次指出，布鲁塞尔迟早会榨干法国，如果她明年当选法国总统，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法国主权的回归。

有的政党领袖将疑欧主义加以量身定做，以适合自己的特性。荷兰自由党的反伊斯兰平台，希腊金色黎明党的暴力行为，都可以聚集在疑欧主义之下。疑欧主义导致的这种恐惧的情感和文化并不孤单。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谈及英国退欧的时候，指出英美在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上是相似的，不愿看到外来人口涌入自己的国家。疑欧主义政党在地方、国家和欧洲议会不同层面的选举中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主流政党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念，因为主流政党害怕失去选民的支持。因此，除非发生显著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才可以撼动这些疑欧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建立的基石；或者除非欧盟能够注入更多的民主合法性，否则，欧盟将继续成为疑欧主义者的替罪羊。

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人类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众多的数量，如此广泛的分布，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环境等方面又是那么不同。人们很容易忽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因此，极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将世界的复杂性降低，甚至只剩下口号、标语和僵化的指令。这是反智的，对复杂问题提供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这也是疑欧主义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欧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也告诉我们，理解他人和我们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相同和差别，是一个更加宽容的世界的重要基础。

文/杨云珍(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