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对话“联”:什么样的对联书法才是好作品?

2016-07-14信息快讯网

如何欣赏和学习对联书法艺术?上海书法家刘一闻和浙江书法家鲍贤伦7月9日展开了一场“书对话联”的趣味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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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对联,印章不能随便盖

谈起对联书法的发展历史,刘一闻介绍,对联书法主要出现和发展时期是清代,因为文字狱,使很多原本在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转向文字研究和小学研究,而这些原本研究文字的人也渐渐对文字本身的美产生了兴趣。对联形式很独特,又有装饰性和实用性,渐渐成为文人墨客钟爱的创作形式。

对联的源头可以上溯到秦汉时用于驱鬼的“桃符”,鲍贤伦介绍,从文献上看,至少明太祖时期民间写对联、贴对联已经蔚然成风,现在明代对联还存在一些实物,但以清代为主。从桃符到对联的发展,也可看到对联负载的民俗因素逐渐被文人所雅化,在这个过程中,文人学者的实践起了很大作用。

对联看起来简单,但在创作上要求很高。刘一闻对对联创作兴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当时工人文化宫办画展征稿,只能写毛泽东诗词和鲁迅诗词,我打算写毛主席诗里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写着写着发现,一幅字写到下面没有上面写得好,写了下联又觉得比上联写得好,于是反复重写,把家里的纸都写完了,还特地去朵云轩买了三张宣纸写,到最后仍然觉得不满意。那以后,我决定,要把对联写好。”

从此以后,刘一闻开始注意上海的书法家前辈们如何写对联,看老先生们怎么叠纸,怎么用笔。刘一闻也透露了一个写对联书法的“小窍门”:他当年去潘学顾家中看他写字,那时老先生们家中都不富裕,写字的案子很小,而且,在这张案子上又要吃饭、烫衣服,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才能写字。也因为案子小,每次潘学顾在创作对联时,都把两张纸叠在一块写。当时,刘一闻的案子也不大,也学着潘先生的方法创作,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这样做有个好处,在书写过程中可以顾及对联中用笔章法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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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闻作品

在鲍贤伦看来,写对联是学习书法艺术创作最简单的方式。“现在对联样式花样百出,但我觉得,写对联最方便的书体还是正书,也就是篆、隶、楷,草书最麻烦。因为对联字与字间的大小、间距都有讲究,两边对得太好不行,对的不好又别扭。相比下,正书更容易把握,但在正的情况下,也要试探下'边境’,在书写中寻找一种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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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贤伦作品

说到如今对联书法存在的问题,两位书法家都不约同的感觉到,“印章”的问题最为普遍。“我在参与全国性的书法评选活动时,经常看到一幅作品密密麻麻盖满了印章,对于这样的作品,我心里面是拒绝的,真正懂的人不会这么做。”刘一闻讲了一个故事,有次,他在谢稚柳家里,正好有位客人捧着一幅画作来拜访,还说此人作品十分有名。谢稚柳说,“打开看一下”,没想到,他打开画面一角就立刻卷起来了,对客人说,可以把画拿走了。客人好奇缘由,谢稚柳说,“印章都不会用,怎么能把画画得好。”可见打印章是很难的事情。“我请教过谢先生,印章怎么盖才妥,他说,要看情况,最忌讳是看到有空的地方就盖印章。就像下棋一样,一子得体,满盘皆活。盖一个够了就不要第二个,盖了两三个不够可以继续盖第四第五个。盖的不恰当,反而糟蹋了画面。”刘一闻说。

作不成对联,宁写古人的”好联“

对联从民俗走到书斋,随着书法艺术的繁荣逐渐扩大。刘一闻和鲍贤伦的对联书法都属于有个性的“文人字”,他们的作品在章法、字形、字体塑造甚至文辞内容选取上都有不同的追求和志趣。本次对话的学术主持刘恒指出,对联里包含的人文“雅”的东西不可丢掉,这些需要通过作者的文化修养去体现。对对联书法艺术和文辞内容的共同阅读,才构成对联的完整欣赏。

然而,如今对联中”文“和”书“的脱离非常严重。鲍贤伦提出,”文“”书“关系涉及到传统书法在现在的生存状态,尽管现在提倡书法家自作诗自作联,是一种希望回到”文书合一“状态的愿望。但成为优秀的文章和诗人并不容易,不少“自作诗”“自作联”错漏百出,文辞拙劣,损害了书法原本的美感。“我认为书法家学写诗有好处,但除非自己写得确实好,不要轻易落笔。其实,不如做一些古人集句,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书写,既体现自己的书法特点,也能表达个人的追求志趣。”

刘一闻也觉得,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确有难度,”自作联“不是想当然。”如果自己做不成联语,宁可找古人好的联语。明代有些句子像大白话,很亲切自如,大家都可能看懂。像'有时沦茗思来客,或者看花不在家’,只要留心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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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闻

“抄古人”其实也有讲究,“用我的字体去写李清照就不合适”鲍贤伦说。刘恒指出,如今许多人对于“抄古人”想都不想,像王维的《山居秋暝》,诗是好诗,但选出来的入展作品,一眼望去,全是《山居秋暝》。“书写前人诗句应当有意识地选取适当的内容,才体现文人书法之义。有人喜欢豪放,有些人喜欢优雅。吴昌硕的书法特点就不适合去写宋词,内容能跟自己的美学风格对称,才是文书合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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