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来去之间”有何玄机

经过十多年悉心经营，上海“总部经济”已有所成就，在沪跨国公司总部机构数量已超过千家。这样大的基数下，出现一定程度的“有去有留”并不意外。但同时，跨国公司总部的流动，也为分析上海的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有益视角。“来的”为何而来，“走的”又因何而去，“去留之间”，上海该如何扬长避短，打造新优势？

在昨天由市发改委主办的上海“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研究成果表彰会上，这样一份解剖在沪跨国公司总部机构去留案例的报告，成为九个一等奖获奖成果之一。

值得思考的“一来一去一转型”

这份研究的主题，是将上海与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进行对比，研判我们这座城市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方面的能力，包括制度、政策、环境等因素。确切地说，这份报告是由市发改委“出题”，由著名咨询机构安永完成的“作业”。

在过去五年的“熙来攘往”之中，安永选择了高度聚焦的视角，解剖了三个案例：一来、一去、一转型。“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药企阿斯利康，“去”的是农业巨头美国阿丹米(ADM)公司，而“转型”的则是通用汽车。

经济势能显然是决定跨国公司总部“去留”的重要因素。阿斯利康之所以来，正是看到了中国医药市场蓬勃的潜力。早在其决定投资上海之前，阿斯利康就预估中国市场将在两三年后成为其最大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因为重点推进“医谷”“药谷”建设，张江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全球领先医药企业集聚的态势。安永认为，这种在产业链协作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促使阿斯利康落户上海。

同样，通用汽车在新加坡建立新的国际运营总部，原先上海总部更侧重中国市场，也与汽车市场的表现相呼应。当时，中国汽车市场经过多年超高速发展，已经进入“微增长”时代，亚洲汽车消费新的热点在于东南亚，而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区位优势比上海更加明显。实际上，十多年前，通用汽车将国际总部从新加坡迁入上海，正是为了争取赢得在中国市场的“决胜之战”。当然，尽管“微增长”，但中国市场的基数够大，通用汽车的中国业务依然需要坐镇上海。

如果说前两个案例证明了经济大势的影响力，但分析ADM的去留之后，安永用“值得深思”来形容自己的发现。安永发现，新加坡在税负、金融业、以及国际航线便利度方面的优势，促成了ADM的落地。ADM的业务涉及大宗商品交易，同时近年来将不少精力放在企业并购上，因此，它对税负很敏感。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综合税率仅5%，而中国则超过20%；此外，大宗商品的交易，需要金融业能灵活、及时地提供服务，作为全球金融衍生品之都，新加坡优势巨大。

平衡去留之间的天平砝码

通过这三次典型的“去”与“留”，跨国公司选择落户地的考量因素已经越来越明显。市场大小、增长快慢的确重要，但并不能左右一切。在安永看来，跨国公司在做出选择前，会在“成本”与“效率”的博弈中反复权衡。在这台天平的成本侧，摆放着三个砝码：要素成本、政府相关成本、生活环境；而在效率侧，主要起作用的是市场、经营环境、服务能力、劳动力供给。

在安永的报告中，比起亚洲其他几座国际都会，上海的优势与劣势似乎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落位。比如，都说上海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将渐渐消失，但安永认为，如果分析低端人才，这句话成立，但在高端人才方面，上海的优势依然巨大。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上海人才资源是新加坡、东京总和的3倍，而薪资水平仅为他们1/5到1/3。反过来，在政府补贴方面，上海却落了下风———安永建议，在政府补贴的长期性和效率方面，上海仍有改进空间。

此外，在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生活环境等方面，虽然经过多年发展，上海已经大有成就，但相较于香港、新加坡、东京等城市，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上海的国际学校虽然不少，但学费高，而且大多服务于发达国家家庭，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孩子关注不够。

作为市政府的决策支持项目，安永以及昨天获得市发改委表彰的几十篇研究报告的精华，已经体现在上海“十三五”规划和其他重点工作中。比如，全市目前“补短板”工作的重点———交通、生态环境，在安永报告中，这些都是上海相对其他几座国际化城市的弱项。

目前，全球产业布局正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在安永看来，新加坡的综合优势，使其对跨国公司总部构成强大吸引力，而上海、香港、东京这三座城市都有机遇，但也面临着很大挑战。安永课题负责人朱晖说，未来，上海依然存在“协调亚太的能力”，但仍然需要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