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的名媛——郑念

上海最后的名媛

前些日子，微博上许多人在转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晶亮的眼睛。时光当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正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一九三九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

一九四八年秋，郑念夫妇回国。后来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一九八○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藉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

出狱后，郑念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狱前减轻了三十斤。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

文革结束，郑念获得平反，处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国时已经六十五岁，又积极去适应新环境，着书、演讲，抵御老来的病痛、孤独和飘落异乡的怅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九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