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基辛格：走向中国的最初步骤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美］亨利·基辛格著

方辉盛 赵仲强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白宫岁月》详细记录了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头四年(1969-1973)的经历，记载了当时众多国际大事件，包括他本人赴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直至越南战争结束;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谈判，以限制核武器竞赛;秘密访华……纵览全书，基辛格细致地描绘了众多世界领导人的形象，包括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毛泽东与周恩来、夏尔·戴高乐等等，也留下了分量相当、极其坦率的个人评论，时而微妙，时而坦率到近乎无情，精彩纷呈。

美国释放信号，北京理解了

1969年5月20日和6月10日，在新疆边境又发生了冲突。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更好战的国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但是，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的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机会在于，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为了弄清楚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如果我们行动太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大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我们行动太迟缓，又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苏美勾结，这可能驱使他们只好同莫斯科作现实的交易。我们考虑后认为，对苏联来说，我们选择中国可能让他们克制;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而刺激它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在国内，我们必须克服长期来形成的心理状态，即不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是把它看成只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受伤害的国家。

6月8日，苏联恢复了他们的外交攻势。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并且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他没有细说，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是针对中国的。6月下旬，苏联驻西欧各国大使展开了配合一致的行动，“揭露”中国对他们驻在国政府的政策，阻挠西欧各国承认北京。苏联还设法扩大它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联系;甚至向台湾伸出了触角。在这个阻挠中国打破孤立状态的努力的运动中，苏联外交官暗示，为了利于孤立中国，苏联准备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我把这些越来越多的迹象汇集起来向总统提出了报告。

我们现在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联系。6月26日，总统给我一封信，说明我们应该鼓励长期以来关心中国问题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鼓励他贯彻他的弄张签证去访问中国的计划。我把总统的指示推进了一步，敦促布赖斯·哈洛———当时他负责国会同白宫的关系———鼓励曼斯菲尔德把他的主动行动公开化。但是，还需要有一个更明确的姿态。修改我们对华贸易禁运的时机到来了。这种实际的改变并没有多大重要性，但是其象征意义却非常广泛。我们决定把对华贸易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处理。6月26日，我签署了一项给有关单位的指示：“总统决定，在广泛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修改我们的某些对华贸易管制。”由能干的埃利奥特·理查森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部长级委员会，被要求就如何实行总统的决定提出详细的建议。

最初，我们以为任何实际的执行都必须等到国会可望在9月通过经过修正的《出口管制法》之后。可是，理查森和我很快就认识到，如果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赶不上亚洲的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看来正在走向高潮。我向尼克松指出，6月26日的指示确有漏洞，可能触发一场冲淡对中国的有利影响的国内辩论。当时还有美苏关系问题。我们料想，不管在什么时候宣布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如果在这同时我们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我们就会招致美苏关系鼓吹者的指责，指责这是给苏联脸上一巴掌，而且我们还可能被指责为阻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理查森和我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二、取消不让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令;三、允许向中国出口谷物。总统同意了前两项，但是在保守派参议员的建议下否决了第三点。在我们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可能破坏这个周密制订的计划的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7月16日，两个美国人驾驶的一只游艇在香港海面倾覆，他们乘救生艇漂到了中国领海，被中国人俘获。我和理查森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反美运动。可是，中国保持沉默。1969年7月21日，即在总统就要出国作环球旅行的时候，国务院作了一个低调的、就事论事的宣布，即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这一宣布没有要求对等。中国人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因而未作正式反应。7月24日，中国人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周恩来也知道如何采取不对等的行动。北京理解了。

美国与中国之间开始了一场小步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十周年纪念日，两个著名的苏联将军对北京磨刀霍霍。9月1日，苏联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特维·查哈罗夫在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追述了苏联在二十五天内摧毁日军七百万人的进攻。总参谋部高级军事学院院长斯·波·伊凡诺夫将军9月2日在　《红星报》　上发表的文章发出了同样的论调。

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态度表示得更明确些，表明我们对苏联的这些威胁不会漠不关心。8月2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为一批外交记者举行的介绍背景的午餐会上，发表了讲话，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伙伴随进行试探。9月5日，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谈到共产党中国，不断改善我们的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打算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来谋求我们自己的好处。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可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关注，这种争论的不断升级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破坏。

对于美国来说，这样公开地关注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威胁，这是又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因为二十年来，它一直对这个国家采取敌视态度，而且在新政府上台后与之没有任何来往。

我们不能无视苏联对中国的进攻。这会打破世界的力量平衡;会在全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苏联正在实现它的统治。但是，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我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我们想要防止的事情的到来。

9月29日，我把到当时为止的前一个月来苏联的活动报告了总统，并且促请他，我们要作出更多的反应。

11月26日，我受权发出国务院建议的另一个信号，即把我们结束驱逐舰巡逻的决定透露给香港的中国官员。

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6月，至少有十次美国驻国外的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同中国官员搭了话。这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以前，只要中国人一知道他所遇到的是美国人，他们就总是马上中断接触。在这些场合中，至少有四次是中国官员主动接触的。于是，接触开始超出社交性的闲聊。1969年12月，我国驻香港的副总领事从一位可靠的中间人那里，听到了一位共产党官员的“个人”意见，即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切分歧得花长时间去解决，而在1973年之前，可以先建立某种形式的关系。

我们自己采取了一次主动行动。9月9日，在战争谣诼盛传的时候，我们驻波兰的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对总统作了一次例行的礼节性拜会。我于1959年同斯托塞尔相识，当时他作为一个研究员在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职。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外事官员之一———有专业知识，勤于思考，办事周密谨慎。当我们在等待见尼克松的时候，我请斯托塞尔在有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都参加的下一次社交场合，同后者进行接触，告诉他我们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

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到了12月3日，斯托塞尔终于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展览会上，碰上了中国临时代办雷阳。当斯托塞尔向雷阳走去的时候，后者后退，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追踪而至，并通过雷的波兰语译员向雷转达了他的信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斯托塞尔的接触并不是他个人特殊的行动，我们要国务院发言人在下次例行的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斯托塞尔和雷交谈了几句。多年之后，周恩来告诉我说，我们差一点使这位尊贵的代办得了心脏病，雷阳完全没有得到指示如何应付这种意外情况，他躲开斯托塞尔，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他。

可是，周恩来知道。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了自从2月16日因为其游艇误入中国广东省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