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钧陶:“纸囚一世”亦英雄

2016-09-11信息快讯网

报记者 付鑫鑫

不久前闭幕的2016上海书展上,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开卷书坊”(第五辑)里,有吴钧陶第一部散文集——《云影》。翠绿色的封面,犹如一股清风,带走了夏末秋初的暑气,有沁人心脾之感。书中记载了吴钧陶与巴金、草婴、屠岸等人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也有他与夏洛蒂·勃朗特、马克·吐温等伟大作家跨越时空的神交往事……

吴钧陶生于书香门第,求学上进,喜欢看书、爱好藏书,却在初二肄业。他戏称,自己只有病历,却无学历。他一身病痛无数:软骨病、麻疹、结核性痔漏、骨结核、右腿残疾、肾结核、肠梗阻……多少次,他是死神的“漏网之鱼”。

他一生结伴纸墨:小学三年级就有作品刊发在校刊上;少年因病休养6年,却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药渣》(后收入《留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他迈上工作岗位,以写诗、译著为人间乐事。《圣诞颂歌》《鲁迅诗歌选译》《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新译》《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维莱特》《马克·吐温十九卷集》等等,陆续出炉。

60岁时,第一部个人诗集《剪影》问世,自称“花甲新秀”。2001年,第二本诗集《幻影》诞生,他“晋升”自己为“古稀新秀”。最近,他一直盼着3年前就已交稿的《心影》能够付梓。

“明年90周岁‘鲐背之年’,应该有机会把《心影》抱出来,见见我这个老爷爷和广大读者了。”吴钧陶惦念着。

市中心繁华地段,喧嚣不止,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坐北朝南矗立着一栋红色外墙的新里洋房。穿过设有对讲功能的防盗铁门,转入狭长的走道,尽头是一扇配有纱窗的木门,门里站着89岁的吴钧陶老先生。

“在这儿呢,快来,空调开好了。”吴老声调不大,口齿清晰。迎客进屋后,他一边扶着特制的高脚助步车斟茶,一边像老朋友一样跟记者唠家常:“阿姨 (保姆)去超市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现在,我来给你倒茶。你先看看桌上那些书和资料。”

细细打量这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起居室,东边正中靠墙是一张大床,床头的另一端紧挨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以作会客之用;北边、西边、南边倚墙而立全是书柜,真是应了那副自题的对联———“身无分文债,家徒四壁书”。

尚未落座,吴老扶着助步车站在桌边,坦然地解释说:“我这脚不好,老毛病了,十多岁时动手术留下来的。”说着,他将右腿的伤口展示出来———本该正常凸起的右臀被病魔从侧面挖去,留下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窟窿,连带着大腿肌肉顺势凹成一条深沟。那幽暗深邃的伤口仿佛无穷的黑洞,要将周围一切都吸进去,令人莫名心悸。若非亲见,很难想象吴钧陶曾经承受了多么残酷的锥心刺骨之痛。

(耄耋之年的吴钧陶,至今仍笔耕不辍。最近,好友韦泱先生帮他提前出版了一部“九旬诗稿”《人影》,他还记挂着明年即将出版的《心影》。付鑫鑫摄)

被病魔折断双翼的“小鸟”

时光回溯到七十多年前,1940年,吴钧陶在上海师承中学念初二,复习功课时的辛苦熬夜、体育竞技时的剧烈运动导致本就羸弱的他旧病复发——痔漏,又一次开始折磨他。起初,他还硬撑着去学校上课,可后来,细菌感染、持续高烧,脓包、伤寒接踵而至,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再次与纱布、橡皮膏和药棉为伍。

1941年8月11日,吴钧陶躺在怡和医院的手术台上,麻醉针刺进蚯蚓状的静脉血管。恍惚中,他觉得时间停止了、海水凝冻了,奇异的生物不再游动,世界变得安静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麻药的效力逐渐散尽,他重回尘世间,有了光、有了声,也有了生命,似是梦境的世外荒凉、杳冥犹如闪电,稍纵即逝。

暑假过后,9月中旬,已请假两周的吴钧陶重返校园,然而,身体的状况并未好转。10月,美籍华侨刘吉赞医生确诊,他患的是骨结核。他的右腿像被什么东西牵扯着,不能抬高、不能着力,每走一步就带点拖、带点颠,脚与地面一接触、摩擦,就会感到疼痛难当。为此,他不得不因病辍学。

1942年农历新年,吴钧陶的病已经发展到夜不能寐、痛不欲生的境地。3月9日,在吴家,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那时,无奈、困苦、愤懑、绝望萦绕着吴钧陶。在后来的诗中,他写道:“我真想仰天长啸。再也耐不住了,再也耐不住了,我恰像笼中的小鸟,怎禁得起失去自由的烦恼。”

本该活力四射的青葱岁月,病魔却将他捆缚于床榻间。二次手术后,吴钧陶的病情仍在恶化,右腿痉挛,短于左腿。1942年底,因结核入侵右髋关节,右腿宣告残疾。

然而,病痛的折磨并没有吓退他求学若渴的心。小学三年级,吴钧陶就读于上海英租界内的工部局北区小学 (今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开始接触英语。卧病在家,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补习功课,收听广播自学英语。

1947年10月,年仅20岁的吴钧陶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动笔撰写长篇纪实散文《药渣》,希望能在人间留下一些印迹。他坐在床上,身后垫着枕头,把一块小桌板横在身前,一笔一笔写着,将过去6年的病与痛一一记录在案。

“我整天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就会想将来该当如何。十多岁的光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却无奈与医院、病床结伴,苦不堪言。与其躺着、想着、痛着,还不如看书、写作、学英语。将这段苦难的经历记录下来,既能释怀自己,也可宽慰家人。这份‘绝笔’写着写着,燃起了我对生活的希望,成为我眷恋生命的寄托,给了我走向未来的信心。就好像《药渣》让几近放弃的我,看到了茫茫大海上的地平线,期待朝阳与新生。”回忆起当年写作《药渣》的初衷,吴钧陶很释然,语调中透露出风暴雨过后的平静。

1948年初,吴钧陶的父亲吴曦春用重金买回了美国新药——链霉素。几个月后,久治未愈的创口完全收拢,病情趋于稳定。1949年10月,吴钧陶终于站了起来,迈出家门,走上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翻开自己生命的新篇章。

(吴钧陶与其主编的《马克·吐温十九卷集》。韦泱供图)

小学三年级就发表文章

时针再往前拨。1927年,吴钧陶生于安徽省贵池县儒林巷一个书香门第,排行长房长孙。祖父吴藩,清末时中过举人,曾任安庆造币厂厂长,后在青岛的华新纱厂和上海信和纱厂担任总经理。父亲吴曦春,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后在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抗战时,任上海信孚印染厂总经理。原本,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可病愈后的吴钧陶,并不想从商,反而想从文。

1936年11月,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日,取得百灵庙大捷之际,尚在读小学的吴钧陶,为此写过文章《致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祝百灵庙大捷》,并代拟一封回信。结果,两篇作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校刊《兰畦》上。他对文学的偏好,初现端倪。

长达六年的病痛折磨,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并未击碎他的文学梦。1952年,接受过整形手术,不需要拐杖也能自如行走的吴钧陶,经父亲的介绍,进入太平洋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在家写稿、编书,《高玉宝传》《卓娅传》《马特洛索夫传》都出自他手。

初出茅庐,吴钧陶的稿费是每千字五六元钱,报酬不高,却为人仗义。好友周礼荣偏好音乐,吴钧陶就送他30块钱买小提琴。而他自己除了学习声乐,还报班学习俄语、英语。

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翻译外国文学,尤其俄国进步作品,风靡一时。好友、翻译家陈良廷鼓励吴钧陶也尝试翻译外文作品。

1954年,吴钧陶在外籍英语教师克莱顿(EddieCrighton)的英文补习班上,认识了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周孝怀的儿子周植庸。同学周植庸知道吴钧陶倾心于文学与翻译,便带他去拜访巴金。

吴钧陶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巴金在淮海坊(原名霞飞坊)的住房不大,书堆得到处都是。“巴金夫妇还请我们吃茶,叫‘沱茶’。茶壶很小,架子下面放个酒精灯,慢慢烧。茶杯也小,像小酒杯,一口就喝掉了一杯。”

与巴金的见面,给了吴钧陶勇气,促使他把父亲藏于家中的英文版 《圣诞颂歌》(狄更斯著)翻译成中文,交到平明出版社,还同时附上了他平日创作的诗稿。

不久,巴金的弟弟、平明出版社总经理李采臣亲自登门造访。他感到十分意外,以为是好事降临了。不料,李采臣先生拿出他的译稿,说编辑部看过了,觉得不能采用,很抱歉。吴钧陶一下子跌到冰窖里去了。然而,李采臣又说,想聘请他到平明出版社工作,问他愿不愿意。几分钟之内,冰火两重天,他的心像登上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吴钧陶哪有不愿之理!

1957年,而立之年,已经立业的吴钧陶与杨昭华喜结连理。杨昭华,圣约翰大学附中校长杨文恺之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懂英文、喜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在中学任数学老师。

“我年轻时生过病,耽误了学业,交女朋友时,就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吴钧陶聊到爱人,眼中充满柔情,语调温和地说,“杨昭华很符合我的要求,但她离过婚,还有一个小孩。这件事,我曾经犹豫过。父母知道后很惊讶,因为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先例,何况我是长子。但我母亲还是比较开通、大度的。婚后,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外孙都31岁了,时不时会开车接我出去兜一兜。”

(吴钧陶(后右)与冯春(后左)、张秋红(后中)、方平(前左)、钱春绮等翻译家在一起。韦泱供图)

英译中不行,改中译英

1955年底,公私合营,平明出版社并入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大会上,原平明出版社的10个编辑,其中4个被打成“右派”,吴钧陶名列其中,工资从之前的110元降为74元。

“右派”摘帽之后,他一方面从事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则在外国文学编辑室担任管理员,管理资料室的外文资料。

文革期间,1969年,知识分子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曾经作为“右派”但已“摘帽”的吴钧陶,被编入“第五连”。

“你们报的同事,大概编在第六连,就在我们隔壁。”吴钧陶在记忆的海洋里抽丝剥茧。他将自己的背弓起来,示意说:“在干校,我管农具。那些农具背在背上,很重,可整理铁铲、铁锹是我的工作。出工前,要为同事准备好农具;不够用时,还要赶到附近连队去借;收工以后,再把农具擦洗干净、收拾好。寝室的墙是煤屑砖砌的,油毛毡的顶,四面透风,冬天冻得瑟瑟发抖。”

所幸,没过多久,1971年8月,吴钧陶被调往上海燎原化工厂“战高温”,其实是去废品利用仓库,整理各种废旧机器、铁管、零件,准备回炉或回收利用。

吴老说,那个年代,与工人师傅在一起,精神压力少了许多。上工时,他认真地刮铁锈、清理螺丝钉;业余时间,还给仓库里的工人师傅读报、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因此,工人们都很喜欢他。回家以后,他“诗性”不改,偶尔写些小品。对于挚爱的翻译工作,虽然英译中不能继续,但他开始萌生了中译英的想法。

“我从抄家漏网的书中找到了一本 《汉英辞典》和鲁迅的诗集,尝试将它们翻译成英文。译鲁迅的诗总归没有政治问题的。”吴钧陶说。

八小时工作之余以及周日,不用上班,吴钧陶会尽情享受这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搬出《汉英辞典》和破旧的《鲁迅诗歌注》以及其他参考书,坐在桌前、铺开稿纸,开始冥思苦想、字斟句酌。有时候为了一个字、甚至一个出处,他会翻查仅有的资料,琢磨半天。“苦吟风雨寒窗下,仰望星云夕照中。”“人生滋味甘与苦,宇宙奇观幻亦真。”———吴钧陶自创的这两副对联,无疑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翻译家陈良廷与吴钧陶先生(右)在切磋。韦泱供图)

“囚于纸”,乐在其中

记者问:“吴老,您少年时写散文 《药渣》,后来从事翻译、主编外国文学、诗集,自己也一直坚持写诗。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题材创作,比如小说,却偏爱诗歌呢?”

“这可能跟我的家庭环境、人生经历有关吧。”吴钧陶解释说。幼年时,住在祖父三层带花园的老屋里,顶楼俨如一个图书馆。其中藏有《四部丛刊》、二十四史等线装书,他“望书兴叹”,心生敬畏,不知从何学起。虽然看不懂,但他就是喜欢看书。《唐诗三百首》更是熟读于心,不会作诗也会吟。

5岁时,吴钧陶好奇学校是什么样子,就问大姨妈、时任贵池中心小学校长的王秀芝,答曰:“不如明天我带你去看看?”

吴钧陶一听,乐得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把王秀芝着实吓了一跳,忙说:“不要跳,不要跳,跳伤了可不得了。明天,我一定带你去。”

吴钧陶的母亲王秀岑是位知识女性,婚前就读于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她特别喜欢抄录一些古诗词。数十年来,她都一边抄写,一边背诵。也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吴钧陶从小就喜欢诗词,偶尔也会抄录一些杜甫的诗稿。

有一天,他抄录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其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引发了吴钧陶无限的感慨:回想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将家中八个子女抚养成人,感念那份伟大的母爱,他萌生了把杜甫诗歌翻译成英文的念头。

吴钧陶还补充道,少年时,得病数年,整日躺在床上,常常会想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这些问题,用诗歌来解答很凝练,而且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所以就对诗歌产生了特别的偏爱。学诗、写诗、译诗,他把时间和精力都专注于此,除了翻译小说,他已无力涉足其他文学品种了。

“杜甫是我最喜欢的唐代诗人,病痛的折磨让我对生活的苦难、人生的坎坷有了深刻理解。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所以我更倾心于同样历经磨难的‘诗圣’杜甫。”他说。

在他看来,格律是唐代诗歌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在确保英译准确反映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在形式上也应有所追求,尽可能做到格律化。

“格律并不是镣铐,遵循格律来写诗,并不是带着镣铐跳舞,更像是按照音乐的节拍和节奏跳舞,它可以使舞姿更优美。”吴钧陶说,仅从这一点看,祖父和父亲对于古体诗的偏爱遗传到了他的身上。

1974年9月,吴钧陶被调离燎原化工厂,回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综合部报到。1978年,编辑室改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吴钧陶的《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出版,至此,他已跻身国内英译唐诗著名翻译家之列。同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一本汉英对照的 《唐诗三百首》,约请翻译家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主编并参与翻译。

在《唐诗三百首新译》(1987年版)的编译过程中,吴钧陶将所有的来稿进行汇总,定期上门送到英国文学教授、古诗词翻译家陆佩弦家中求教,或约请陆教授来吴家商讨、修改译稿。

在家中,他们一边修改译稿,一边将译稿用打字机打印出来。所有译稿都由吴钧陶打印成三份,一份寄给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份寄给当时已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许渊冲,一份自己留底。一本书,300多首唐诗的译稿,在打字机和复印纸中缓缓流出。在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书房里,到处都是稿纸和打字纸,吴钧陶坐在纸堆当中,被困得不能动弹,却乐在其中。吴老自创了一个词形容当时的情景———即“纸囚”。

忍“孰不可忍”的倔强

吴老说,他自号“纸囚一世”,一是说自己“一辈子与纸墨为伍”,甘愿画地为牢;二是效仿外国国王,“封为一世”,不过,他的王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书的海洋。别看他的名号虽然“霸气”,但其实内心善良、细腻谦和、平易近人,一生交友无数。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期间,他热情好客,常邀同事到家中聊天,钱春绮(德语、法语)、黄杲炘(英语)、张秋红(法语)、冯春(俄语)是常客,他们和吴钧陶一起被誉为翻译界的“五剑客”。他们聚会,常常讨论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偶尔也会聊些时事政治。

当然,大家之所以喜欢到吴家聚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家藏书颇多。而吴老的记性很好,什么书放在哪里,心中自有一本账。老同事需要核查哪本书,随时找得出来。大家谈到兴起,还会当场站起来背诗,颇有古代“诵诗煮酒论英雄”的味道。

吴老说,年少时,他因病痛受了许多苦,所以将心比心,人家受苦,他看着难受,能帮人家的地方都尽量伸出援手。1980年,吴钧陶英译杜甫诗时,获悉著名翻译家孙大雨曾翻译过《离骚》《楚辞》等篇章,遂邀请他加入古诗英译丛书。但孙大雨婉拒了他:“现在的稿费等于是奴隶劳动,我是不拿出来的。”

十多年后,1993年4月26日,吴钧陶撰写的《丝将尽,泪欲干》一文刊发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向广大读者呼吁,重视孙大雨的译作。第三天,有外资企业派人访问吴老,有意资助孙大雨出版译著,那一刻,吴钧陶喜极而泣。1996年,孙大雨的 《屈原诗选英译》和《孙大雨诗文集》出版。

吴老说,在他的朋友圈里,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只有“互帮互助”的温情传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吴钧陶写诗,同事姚奔帮忙投稿到《诗刊》,为此,吴钧陶结识了诗人李小雨。后来,李小雨为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剪影》。

“我性格中有一种韧劲,有一种坚持不懈,忍别人觉得‘孰不可忍’的倔强。这或许是我能够在重病中熬过来,在文革灾难中挺过来,在学历甚差的情况中自我学习而有所成的原因。”吴老一边向记者展示家中藏书,一边总结说。

书柜上,约20本不同封面的《爱丽斯奇境历险记》 一字排开,吴老狡黠一笑,逗趣地说:“别看各个出版社的封面五花八门、五彩斑斓,还有‘畅销千万册’的宣传,其实都是我一个人翻译的版本,内容一式一样的。最近一本是迪士尼公司来要的,不肯算版费,但稿费千字120元,我也给了,盛情难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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