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台上是个巨星，台下是个苦命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华人世界喜欢听歌的或不喜欢听歌的，都不可能没听过邓丽君的名字，她真是个巨星中的巨星。无可否认，邓丽君本身真是个好女孩子。她善良、温柔，不多话不多事，很安静，有委屈也不会向人说，规规矩矩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演唱。我因为跟她有一点小小的缘分，所以跟她有些交往。她本身是个很低调、很安静的人，然而，她在台上与台下的表现可说完全是两回事。
我跟她结缘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世界公益金一百年，他们要办一个百年庆祝活动，请我做艺术总监，我们找到了邓丽君。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半退出舞台了，也不太做公开的演出，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住在法国或是日本。因为太出名了，不敢跟华人来往，因为到东到西每个人都盯着她。她每次来纽约，除非另有公事，不然就会来找我；而我去香港，只要她在，我也会去找她。那时候她在日本真的是红，有次她跟我说，太累了，希望以后只做个recording artist，意思是她将减少在舞台上的演出。所以，我帮她安排的第一个华人进纽约无线电城演出，是她生平最后的战役。我在香港和邓丽君签的无线电城演出合约，当天有一两百家媒体做见证。可惜的是约也签了，中西百人大乐队也请了，无线电城的场地也订了，订金也付了，最后她走了，观众的眼福、她的心愿、我们主办方的努力，最后都付之东流，多可惜呀！
作者与邓丽君在香港
邓丽君真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命人。年纪很轻的时候，不到十一二岁，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就出来唱歌。那时候的训练没有这么好，她唱的也不是很滋润。长大了以后，愈练愈成熟，愈来愈好，她红了，开始被人利用，也有一些男人盯着她，她也默默地承受，因为她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一套。她不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吃一碗排骨面、一客小笼包，只要同桌的对象好，她就很开心了。我记得有一次她请我们到香港仔吃海鲜，我们无忧无虑地玩得很开心，她却吃得很简单，在小船上，她吃点稀饭。还有，我们点什么她就吃什么，很不挑嘴。
现在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不过喜欢她的人不妨想一想，邓丽君生前是否过着很刻苦的日子？她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名牌的包包，她也穿名牌的衣服，但都是厂商赞助的。除非是她特别喜欢的设计，她自己是不会去追求名牌的。再说以当年小邓的架势和地位，又有哪一家名牌能越过她的名气呢？她不需要这些，舞台的衣服都是她自己或是专人设计的。再说当年中国也还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时候也不是很流行Armani、Gucci、Prada、Chanel。她穿的衣服就是以好看、舒服、实用为原则，其实她穿什么都好看。
邓丽君很奇怪，在台下，她人不高，小小的一个人，可是在台上，她一穿上高跟鞋，穿上礼服，就变成一个巨星，变成一个高不可攀的人。
邓丽君生前唯一的糗事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当年她因为台湾护照在国际上行走实在太不方便，一个不小心听从了一个不好的意见，弄了一张印尼假护照。她的假护照，从中国香港转台湾飞日本，本来没想拿出来用的，刚好台湾护照过期了，就暂时想顶一顶过关再说，却被发现用印尼假护照，因而在日本被关了七天，不过不是牢房，只是女拘留所。在拘留中，她还为其他的人唱了《千言万语》，保出来后用中南美洲贝里斯的护照飞法国，并开始在法国、日本两地轮流居住。
当时台湾对她是不够好的，舆论也不是很好。那段日子，一沉百踩，基本上邓丽君的名字在台湾是慢慢往下走了，谁知道突然之间小邓在祖国大陆大红特红起来，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家家户户每天晚上都是《小城故事多》《甜蜜蜜》，那还了得？台湾的军政要人、各种媒体又把邓丽君送回神台。唉！人呀人！就是这样神仙、老虎、狗。小邓那时真是点滴在心头，命呀命！
80年代在邓丽君与周龙章在香港
谈邓丽君，还不能不提到Angela Mak（麦灵芝）。一年又一年，我看到她们在一起，前后有十二年之久。麦灵芝本身长得不难看，不过，她看起来整个外型像个菲律宾的粗犷男人，根本不像女孩子。麦是个强势的女人，对邓非常好，也非常保护她。我去香港时，不论是去香港仔吃海鲜小粥，还是在五星级的四季大餐厅，只要是邓请客，Angela都在那里打理一切，包括付钱。麦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很有艺术修养的一个才女，人也很深沉低调。她是邵氏公司《连体》这部电影的导演，这部电影的主角是陈玉莲。
邓丽君和麦灵芝在香港赤柱有一栋好大的房子，两人在那里一起住了十二年。我跟麦不是太有缘分，因为我每次碰到邓，总是跟她胡来乱闹，而麦总是在旁边不大开心。有一次，邓丽君和我们在饭桌上聊得愉快，大笑起来，麦就拿着筷子朝她点一点。
香港媒体报道邓丽君与周龙章在纽约
邓丽君也交过几个男朋友，也许都让她灰心和失望。唯一的一次订婚是在一九八一年，她与香格里拉集团老板郭鹤年的儿子郭孔丞订婚。香港的豪门是很烦人的，自以为是的，规矩又多，后因郭家老祖母要求她退出演艺圈，也要她断绝和圈内好友的来往，让她无法承受压力而退婚。台湾当局，因为邓丽君在大陆受到疯狂热爱的关系，对小邓是特别礼遇。基本上小邓爱台湾，但对台湾不能不说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望。还有一点，就是邓丽君看不惯台湾或香港电影圈那种虚无缥缈、钩心斗角，然后暗器伤人、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作风。这让她觉得无聊及可笑。因此，一九九○年后邓基本上定居法国，每隔三两个月也飞日本录录音出张CD，直到她准备在纽约无线电城做正式告退演出，但却在第二年死在泰国。
像邓丽君这么红，亿万的人都崇拜她，爱护她，要听她的歌。结果呢？结果她在泰国的清迈，在一家旅馆里，叫天不应，叫地无门，一个人死掉了。这对人生来说是不是个天大的玩笑？
还有些可怕的事情，一个人要是往生了，我们对他应该要有基本的尊敬和重视。可是邓丽君在清迈过世了，记者知道她已经走了，赶到现场的每个记者只要付五块钱美金，都可以跑到太平间去，把邓丽君头上的白布掀起来拍照。这对邓丽君又是一件多么可怕及不公平的事情？真是一个苦命的女孩子，才四十出头，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至于有些人或媒体把一个小她十五六岁的什么Paul（保罗·史帝文）——只帮她拍拍照片的人包装成她的男朋友，或是各式各样的大小明星争先恐后地说，我追过邓丽君，又或是某个大哥大明星夸口说邓丽君追过他，等等，这对往生者都真是莫大的侮辱。她生前就是不声不响、委曲求全的一个人，往生后还要被别人消费、被别人摆布成各种各样其实不是她的形象，情何以堪？
邓丽君死后，麦灵芝等于被世界除名了，整个人就从人间消失了。麦把她们住的房子还给邓家。那栋别墅很值钱的，她什么都不要，就消失了。我相信她现在一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在怀念邓丽君。
我也在怀念邓丽君。记得有一次在香港，我和她还有罗大佑一起进一家夜总会，台上有一个菲律宾乐队在表演。他们都认识邓丽君，一看到她眼都直了。没一会儿，除了打鼓的起不了身之外，三个歌手、琴手都从台上走下来，来到我们桌旁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他们又要邓丽君接着唱，那天她开心，就她唱一句，然后叫罗大佑唱一句，我再唱一句，我们三个人轮流唱起来。一下子，这一切都过去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呀！我爱小邓，我爱邓丽君。这样也好，上帝身旁多了一个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