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如何解“鱼与熊掌”困境

一座绿色山峰，三条河流从山顶蜿蜒流下——这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形象标识。随着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三江源挂牌成立，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等9个国家公园纷纷开始试点。不久前又传来消息，吉林、黑龙江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在筹划中。

3年前，“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一概念首次进入中国最高层级的政策文件之中。1年前，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为国家公园建设付出了极大心思和努力，但谁来管理，谁来出钱，机构如何设置，人员如何招聘等问题仍然困扰众人。从国家角度来讲，应加强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自然遗产，而从地方来讲，要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两者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不久前，同济大学召开了“生态文明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研讨会，多位专家发表了真知灼见。“构建绿色经济产业链是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吴承照说。而这与当前蓬勃发展的旅游经济，并不是同一条路。

保护与开发，难以回避的现实博弈

1872年，世界首个国家公园诞生于美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公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也不尽相同。不过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国家公园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

中国国家公园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去年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透露了一些“轮廓”，其中提到，国家公园实行更严格保护，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想通过挂上国家公园的招牌发展旅游业的人慌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边建设自然保护区，一边发展旅游是惯用手段。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张希武对此颇有感触：“少数自然保护区倒成了‘门票经济’的招牌，有些甚至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

如果想要切实保护自然环境，人类就要适当让步。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成立15年来，水资源增加了近80亿立方米，草地量提高了30%，一江清水源源不断向东流去。不过，10万人为此进行了生态移民，70万周边牧民减少了放牧牲畜量。

目前我国有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3000多个，占国土面积的18%，保护了75%的生物多样性。不过在这片土地上也生活着大量人口。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谢焱保护野生东北虎的做法，就是走进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山林中，清除冰天雪地中的一个个陷阱、一张张罗网，这些是当地农民为捕猎留下的，他们并非不知道自然保护，只是想增加收入。

向自然要发展，并非只有旅游一条路

国家公园模式之所以风靡全球，正是因为它能比自然保护区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就是其中的典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说，人们只要支付10美元的门票就能一览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过想要近距离观赏黑熊、灰熊等猛兽，“私人订制”的收费就高多了。

“向自然环境要经济发展的路，并非只有旅游一条。”苏杨说。2001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每斤茶叶的收入还不如毛竹，但是在提高技术含量、打造出‘从自然保护区种出来的健康茶叶’品牌金骏眉后，茶叶单价翻了百倍之多。当地茶农仍然生活在原地，也没有扩大茶园规模，但日子已经今非昔比。收入提高带来的改善是：偷猎者数量大大减少了。

谢焱团队保护东北虎生活环境的思路是，大量收购当地农民种植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活得到改善后，当地居民十分自然地从捕猎者转化成环境保护者。

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苏杨认为，地广人稀的美国能很方便地打造一个没有居民的黄石公园，但在中国很难。吴承照认为，原住民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国家公园建设不是把人都迁移出保护区，而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两年前，吴承照承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于国家公园的研究课题。在他看来，中国国家公园要兼顾国际规范和中国国情，国际规范是把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中国国情则是兼顾当地居民的需要。“以国家公园这些区域的生态资本为基础，通过多种多样的转化模式，提高当地居民收入，走一条绿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