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王蒙为什么痛恨“小鲜肉”
[摘要]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是自南北朝佛教新词输入、晚清近代西语新词之后的第三次新词浪潮，其特点是一种草根的青少年文化，它们往往既不雅驯，也不合乎汉语原有规范。
一次晚宴上，在座一位颇有身份的企业家和我感叹自己“实在看不懂”现在层出不穷的新词。他说，自己16岁的女儿前一阵说话时讲到“然并卵”，“这是非常粗俗的话，女孩子家怎么能说出口？我们家里一想家教很严，我当下严厉训斥了她，她被骂哭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竟然还是网络流行语。”
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最近看到新闻，说著名作家、82岁的王蒙在“汉语盘点2016”活动中炮轰一些网络流行语，表示像“小鲜肉”这样词让他特别反感，他甚至觉得“哪怕你直接谈对性的欲望都比谈‘小鲜肉’好听”；而“‘颜值’”是仅次于小鲜肉的我最痛恨的字之一，什么影帝、影后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词。”他之前就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批评“影帝”、“影后”等词的滥用，以至后来广电总局发文禁止使用这些词汇，不过看来收效甚微。对此他也很无奈，说“我没有权利，也不能制止这些词”，他当然认可新词的出现是好事，但还是应当“正确使用”好我们的语言。
王蒙
词语不问出处
毫无疑问，王蒙的评语是一种保守的反应。那些新词之所以令他反感和痛恨，说到底是因为它们不够“正确”——也就是不合规范，仿佛是不洁的、污染的、冒犯和挑战了原有的秩序，而他提议的“正确使用”便是提议要重组和净化语言环境。不过，语言就像货币一样，它在流通中是中立的，其唯一的检验标准不是它的出身，也不在其正确或纯洁，而在于它是否比其它同类更能被人接受。
美国人类学家Ashley Montagu曾说过：“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明令禁止，便放弃咒骂的习惯。”那些看似不合规范或出身可疑的词语也是如此。王蒙当然并不孤独，他批评的名词滥用和流行语粗俗化，历代都有人反对（毕竟中国自古讲究“必也正名乎”），但从未能成功阻止。如果他觉得“影帝”、“影后”太泛滥，那请试想一下，“和尚”原也是高僧才能使用的敬称，到后来却成了任何佛教男性出家人的通称。“大夫”、“郎中”原本是北宋翰林医官院任职者才能称呼的，但民间却渐渐习用以指称所有医生，元明时一度严厉禁止，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违者处以重刑——但即便如此，大夫、郎中作为医生的通称还是沿用至今。
新词往往令人不舒服，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既然是新词，那自然是原本所无的，它们或是外来输入、又或是打破了原有的规范才得以产生的，生来就与人们早已习惯的语言秩序格格不入。社会的巨变势必伴随着描述这些变化的新词大量涌现，这尤其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二手时间》中恰当地描绘了这种感受：“记得那是在1995年，我走在高尔基大街上，两个女人在我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但她们确实是在说俄语。我呆住了！原来是这样，我都晕了……她们说的都是新词，主要是新的语调，夹杂许多南方方言，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我只有短短几年不在俄罗斯，但感觉自己已经成了陌生人。”
清末留学生
晚清时人们就已不满一班“新进少年”滥用新名词，张之洞1904年在《学务纲要》中斥责“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有多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按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词大都早已是常用词汇，我们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当，更不至于危及中国的“学术风教”，更讽刺的是，张之洞念兹在兹的“国文”一词本身，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是自南北朝佛教新词输入、晚清近代西语新词之后的第三次新词浪潮，其特点是一种草根的青少年文化（往往结合外来文化或译语），在全新的互动语境中，造出许多表达新感受的词汇，而它们往往既不雅驯，也不合乎汉语原有规范，但却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快速传播乃至野蛮生长。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任何一种语言除非死亡，都会不断地更新，总会新的词出现，而不再使用的旧词则逐渐消逝，因而当代中国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词，正表明这种语言的活跃和再生能力。三四十年前，大概都无人能想象古老的汉语能变得如此新潮和富于创造力。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发生剧变的时代里，竟会没有涌现出什么新词来描述种种新现象。
这一浪潮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时就有许多译词和港台词输入，以至于不时有语文学家出来捍卫语言的纯洁性：有学者认为，“酷”这个词用以对译cool不合汉语规范，而“跳槽”一词在明清时代原本指妓女换相好，其词源出身亦甚卑微龌蹉，用于描述换工作实在比拟不伦且不雅。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批评和抨击，这些词却仍然存活了下来。
自1990年代末网络兴起之后，新词的涌现更为迅猛，其不规范性也愈加突出，有些夹杂着外语（诸如“笑cry”、“抖S”），有些是音译或从国外流行文化中借用而来（比如“闹太套”、“图样图森破”、“中二”、“腹黑”、“霓虹国”），还有一些则全然是有意误读以造成一种戏谑的口吻（“骚年”、“妹纸”、“为毛”、“乃们”、“小公举”），以及一些生造的词汇，往往还带有性暗示或粗鄙的意味（如“屌”、“装逼”、“草泥马”、“然并卵”，以及王蒙所不满的“小鲜肉”）。从那一代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这些新词都是不合词语规范的，甚至莫名其妙，不免就会将这些看作是一团乌七八糟的火星文，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污染”。
漫展上的“葛优瘫”与二次元少女
这些主要发源于网上的中文流行语，一言以蔽之，体现的是一种源自草根的青少年叛逆精神。其生成往往蔑视原有的汉语正式构造，大量故意使用谐音和缩略方式，或构词夹杂外语书写，有时甚至必须借助外语（尤其是日语）才可解释其原意（如“控”[颜控、萝莉控等，“控”原是日语对complex的译写]、“腹黑”、“中二”、“人妻”、“大叔”），呈现出一种文化和语言上的杂交。这些词，很多原本是在主流媒体之外产生的，它们或是源于方言（如“作”、“二”、“哇塞”、“忽悠”、“靠谱”），或是被港台重新复活的字词（如“囧”、“屌”），又或是动漫文化中出现的（如“傲娇”、“进击吧”），但随着它们的流行，便渐渐由边缘走向新流行文化的中心，甚至自身变成了主流。在这一过程中，颠覆与驯化的双向过程并行。而最能体现出这些词汇的叛逆与颠覆意味的，是这些新词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性暗示和粗话，这可说是一种语言上的青少年涂鸦行为。
这也不止在中国如此，许多国家都曾试图“净化”语言，但现实一再证明，要想与这种现象斗争却是极其困难的。三年前，法国文化部曾为了“净化法语”而宣布禁用“e-mail”一词，为了阻止英语词侵蚀法语，他们要求人们改用法语的合成词“Courriel”（courrier electronique，即法语“电子邮件”的缩写）。法国甚至还曾在1994年下令把那些在广告中使用“英法混合语”的人送进监狱，但几次三番下来，还能未能阻止这类语言泛滥。相比起来，英语在这方面要豁达得多，汉语的“炒杂碎”（chop suey）、印地语的“苦力”（coolie），乃至现在大量盛行的网络缩略词和表情符（如用“u2”表示you too，以及lol表示表情），都大行其道而无人下令严禁这些“不规范”的现象。历史上许多刚出现时被认为是鄙俗或不规范的词语，到后来被社会所接纳之后，也就没人在意它们的“出身”了。
粗鄙化：代沟还是恶俗？
话说回来，新词仅仅只是“一时难以为人接受”的“代沟”问题吗？王蒙的发言确实流露出他与网络语言所代表的青少年草根文化的不解，即便在他觉得很多新词“很有意思”时也是如此——他说“我看着‘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觉得非常美好，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回想起我抚育我的儿孙的各种最美好的事情”，这番一本正经的发言只能说明他根本没领会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背后所蕴含的嘲讽、戏谑意味。如果说这不是代沟，那怎样才算代沟？
毫无疑问，现在网络新词之所以大量涌现，是因为中国已在现代化进程中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一种变化极快的“前象征”（Prefigurative）文化类型，即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们学习他们未曾有的经验。与传统上把老人作为社会权威和知识保管者来尊崇的气氛不同，如今倒了过来：年轻人才具有权威来理解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知识和新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中老年文化的失落和文化权威的丧失。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节目就是这一进程的缩影：那些早已人到中年的主持人或相声小品演员们夹杂着几句流行语作为笑点，却让人感觉一阵尴尬，仿佛这些年轻人创造的流行语只有在年轻人口里说出来才显得自然。这证明了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在《代沟》一书中早就预言过的，“与青少年打交道或作为一个青少年，目前都是最艰难的时期。”
过气流行语成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特色
某种程度上，那些创新的网络词汇，也很像是粗头乱服的少年：它是叛逆的、颠覆性和挑衅性的，不愿遵守规范，重视好玩、新奇多过正确、纯净。虽然这些新词未必都粗鄙，但确实不可否认夹杂不少脏词，这也是因为，正如文孟君在《骂詈语》一书中所说的，“越是被禁止使用的语词，越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一旦使用起来使之呈现在语言交际中，就越具有一种震惊力，越能够藉此来痛快淋漓地发泄内心的不满情绪。”甚至可以说，这些词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在年轻人主导的网络空间流行起来，恰在于它原先是被成年人的主流文化规范所禁止和摒弃的。
确实，也有许多人担忧语言的粗鄙化正是走向“低智商”社会的征兆，因为这样一个“笨蛋社会”的标志就包括无脑娱乐、脏词盛行、恶搞成风之类的现象。不过，如果事实如此，那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一代年轻人。就中国而言，宋元以来的语言就日益走向世俗、随意、轻松，如今在我们看来还是传统典雅文化主导的时代，按刘福根在《汉语詈词研究：汉语骂詈小史》中看法却是：“相比于前代，明清詈词的使用频率与粗鄙程度都是空前的，有时简直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所以称之为‘滥用’。”随着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推崇和对经典文化的扬弃，对平民文化中粗俗一面的压制也进一步失去了效力。
在一个社会中，其结构秩序、伦理道德、文化风俗、审美习惯等本身原就具有相当的规范作用，以制约语言使用时不至粗俗。并不是说传统的古代社会就没人说脏话，恰恰相反，欧洲“在中世纪之前，身体部位和生理功能都被视为寻常，可以常常提起”（《脏话文化史》），反倒是在近现代的“文明进程”中，这些渐渐因不上台面而被摒弃，但直至19世纪，瑞典的城市中产阶级还会惊讶地发现，“农民们和以前一般的工人一样，骂起三字经来毫不脸红”（《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只是在早先的社会结构下，无论中外，俗文化都处于社会结构的底部不得翻身，绝不会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更别提追随了。
正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平等和解放，使得那些曾取悦于平民的俗文化（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戏曲小说）开始登堂入室，原先带着几分不雅的艺术形式也由于其流行而洗干净了自己的出身——想想黑人爵士音乐和东北二人转，前者被称作“合法化的粗俗”，而后者的民间形式也夹杂大量黄段子，至于年轻人原本表达自己愤怒的涂鸦，现在已明确被承认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此同时，原有社会权威和规范的不断瓦解或受到挑战，这又赋予了年轻人进一步确立自我的信心。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文世界网络新词的爆炸式发展，可说是百余年来现代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推广及打倒父权制）的最终逻辑结果。部分正因中国近现代的文化风暴清除了原先语言丛林中典雅的那些文化词汇，才导致那些“杂草”般的新词在清空后的地面上不受限制地生长了起来——如果要责怪这些新物种不够美，那也只能怪原先的生态系统先遭到了破坏。
许多原本粗俗的词，在广泛流行之后，其粗俗色彩在某些语境下甚至已大大淡化——例如一个人笑骂一句“她妈的”或惊呼一声“我操”，如今已算不得什么，反而很少人会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流行语都有其边界和语境，即便在网上再盛行，但在庄重的场合、新闻报道乃至学术论文中公然使用，毕竟还是有些不可思议。如果说有时这些新词让人皱眉，那更多的不是因为其本身不可接受，倒不如说是它“越界”渗透到了不恰当的情景中，使用者未能充分意识到它们在那种环境下并不有趣，反倒令人尴尬。
当然，即便反感，也没必要刻意去反对它们，因为如今的新词就像时尚一样，一时被人迅速接受盛行，过后大半又过气后被抛弃——如今还有谁会动不动说“打酱油”、“Duang”？再过两年大概“洪荒之力”也会渐渐没人说了。人群和时间会自动做出选择，来筛选出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词汇来。按照历史的规律，这些被所有人检验和使用的词汇，最终往往会被中立化，因为太过激进即便能一时博眼球，终究无法抵挡时间浪潮的再三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