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谱”田野调查:彩云之南,民族交融自古有之

2017-01-04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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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5省(区)是位于我国西南的多民族地区,有34个少数民族,占我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60%以上。此次,记者跟随上海图书馆少数民族家谱专家前往云南,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等地,前往丽江,分别调研彝族、白族、纳西族的家谱保存状况。

据悉,截至目前发现的彝族家谱有1400多种 (数量仅次于满族),白族、纳西族家谱约有百余种。云南楚雄彝族与四川凉山彝族,因其分支不同,文字尚未统一,纸质家谱流传甚少。作为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目前所知的彝文家谱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大理段氏乃白族皇室,与中原文化来往可追溯至唐代,且后来两族交流密切。深入研究白族家谱,可清晰反映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而丽江木氏,自宋理宗宝祐元年至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一直是纳西族土司。木氏家谱中展示出的史料,体现了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另一种形态。

纵观以上三个民族的家谱,形式上有口传家谱、纸质谱牒、石碑家谱等多种;内容上,起初多有父子连名特点,甚至早期还带有神话色彩,与汉族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类似。有意思的是,藏族、纳西族、白族在传说中被认为是三兄弟,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本身同根同源的特性。

彝族毕摩口传父子连名家谱

“阿皮玛罗——玛罗多伽——多伽捏武——捏武果租——果租睦奴——睦奴那列……”在云南楚雄市彝人古镇,毕摩 (彝语音译,意为念经的智者,即祭司) 鲁成龙 (彝族) 内穿黑衣、外披毛皮斗篷,头戴法笠,手持法铃,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62代家谱。

原来,鲁氏先祖曾居四川西北,二十代后南迁到“苦峨奔摩切”(今昆明滇池地区)。他们是滇中哀牢山腹地鲁姓彝族的一个分支,自称罗罗颇,自认是先祖“阿皮玛罗”的子孙。鲁成龙属楚雄市树苴乡依七么村鲁石保一脉,为62代。

史载曾有母女连名

上海图书馆少数民族家谱研究专家王鹤鸣先生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家谱中,存世最多的是彝族家谱,共有1478种,其中大部分是口传谱牒。彝族历史上曾形成过两种谱系,一种为“母女连名”系谱,另一种为“父子连名”系谱。前者存世极少,但在古彝文典籍中仍有遗存。

“吾哲施南一代生子不见父,施南兹额二代生子不见父,兹额地列三代生子不见父……阿俄石尔七代生子不见父。石尔俄特啊,要去找父亲,要去买父亲。”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毕摩何定安(彝族名为曲木约质)即兴地背诵了一段“母女连名”家谱。

他说,据凉山彝文史诗 《勒俄特依》 记载,远古时,石尔俄特之前七代是母系氏族中的七代妇女,第八代石尔俄特最终“娶妻配成偶,生子可见父”,从此转入父系氏族。起始谱系是“石尔俄特一,俄特吾勒二,吾勒曲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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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定安还说,在彝族人的观念里,不会背家谱被视作“低等的人”。在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记者偶遇县文广局局长张达峰 (彝族)。18代父子连名家谱,他脱口而出。张达峰说,老一辈人里,目不识丁却能背几十代甚至上百代家谱也有的是。改成汉名之前,他的彝语名字叫“伟农马加”,现在给儿子取名“马加子恩”。

“别人一听我们的始祖从‘瓦扎’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彝族哪一支了。”张达峰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大凉山有四五十支黑彝,迁到宁蒗定居的约有五支,他就是其中一支。

“黑彝是贵族,白彝是平民。现在改用汉名,还能区别开来吗?”记者问。

张达峰答:“背家谱能知道谁是黑彝、谁是白彝,但如今思想开放了,大家都不说了。以前,黑彝、白彝不能通婚,等级界限还是很森严的。”

彝族是一个十分重视血统的民族。何定安说,过去,在偏远的村寨,偶尔会出现一些极端情况。比如,某一家族中的长子杀了人必须偿命。假使该长子尚未生育孙子,则由族长召开本家族会议,邀请毕摩根据彝历的10个属相推算,并选取非嫡系一脉、与长子年龄相仿的男子,为被害人偿命。非嫡系男子须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的死法自杀,比如跳河为水、跳崖为土等,其身后事及家属的抚养全由族人共同承担。“甚至可以说,能替嫡长子去死,在家族中是无上的荣耀。可见,彝族对嫡长子血脉的重视。”

既然如此重视血统,为何彝族文字家谱很少呢? 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副馆长华胜刚颇为头疼地回答说,那是因为彝文尚未真正统一。他拿出 《莫俄惹古谱牒》 《图母估揲尔》 两本书,讲解道:“仅从封面就可看出两种彝文的不同。前者是凉山彝文,为垂直柱形;后者是楚雄彝文,为矮胖盒形。印刷体、手书都是如此。”除去四川凉山彝族,在云南境内,彝族也分东南西北中五大支,所说彝话尚有不通之处,遑论文字统一。

在图书馆一楼,记者发现了线装《德布母系史》 《安龙堡施氏宗谱》《毕摩谱系经》 等手抄书。华胜刚倒苦水说:“在彝族风俗里,毕摩是智者。一旦毕摩逝世,须将其毕生所抄经卷全都焚烧陪葬。这本施氏宗谱,我们还专门让毕摩施文贵在封面、扉页和末页都加注了汉字,便于识读。”

负责彝文文献修复的李燕鸿说,彝族崇拜火神,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火塘。“古文献多是写在棉纸上,烟熏火燎、风干发脆,有点火星烧了就没了,这也是彝文文献研究的一大难点。”

毕摩传承必须世袭

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记者见到了一篇古彝文碑谱拓片 《罗婺贤代铭》。黑底白字的拓片,用玻璃框裱着,全长3米多,宽1米有余,占了一面墙的三分之二。

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欧丽 (彝族)说,这是云南境内,至今发现的彝文石刻、碑刻中保存完整、内容丰富、刻面最大的一方。明嘉靖十二年 (1533),曾统辖西南“三十七部”之一罗婺部的世袭酋首凤氏土司,将这篇文章镌刻掌鸠河畔的悬崖峭壁上 (今禄劝县)。碑文全篇581字,主要记述了罗婺部世袭酋首凤氏土司从先祖阿珀阿俄到益弄益振 (汉名凤昭) 共14代约350年历代承袭、祭祀、征战等史事。

欧丽解释说,明嘉靖六年 (1527),凤昭的叔叔凤朝文,谋夺府职,叛变朝廷。嘉靖九年 (1530),凤昭平叛有功,仍被给予官职。“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彝族土司逐渐融入中央朝廷、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她说。

据鲁成龙推断,碑谱的内容多半是毕摩写的。他说,毕摩是智者,熟悉天文、历法、祭礼、医学等各种知识,对族中一应事务皆有发言权。毕摩修撰家谱的方法也大体相似,主要由起源传说、始祖希母遮到六祖分支的记述、迁徙图、父子连名谱,以及家族大事记等内容组成。

鲁成龙还以自己举例说,毕摩世代相传,传男不传女,父传子或伯传侄。“我就是第13代毕摩传人。”

白族皇室血脉因战而改姓

云南大理,白族段氏,因金庸《天龙八部》 中的段誉而名声大噪。其实,书中的段正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乃大理国国王,公元1096年至1108年在位。《大理国国王段氏族谱》 中,记载了自开国君王段思平以来历代的“段王爷”。

唐代,南诏与中原来往密切,白族受汉族文化影响颇深,素有修纂谱牒之风。宋代,大理国贵族大姓段、高、赵、董等族谱都已比较完善。元代仍封白族段姓为云南总管,各大姓族谱大多得到保存。明代,统治阶级在云南实行汉文化专制政策,销毁了大量地方民族文献,白族谱牒多付之一炬。据统计,西南现仍存世的白族家谱约10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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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族谱似修六经

“现存的白族谱牒,大多是明清以后修纂的。”大理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丽(白族)说,馆藏白族家谱20多种,早至清代晚至民国,主要是手抄本的复印件。言毕,她捧出了装订成书的喜洲《赵氏族谱》复印件和 《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复印件。“这两本家谱规模宏大、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堪称白族家谱中的典范。”

白族文化研究所原所长赵寅松(白族) 激动地说,他来自大理州洱源县凤羽镇,属喜洲赵氏一脉,为唐代南诏清平官赵铎些的后裔。而喜洲《赵氏族谱》详细记录了赵氏家族七支30多代的世系。全谱共六卷六册,按诗、书、易、礼、春、秋的形式修撰,不仅记有家族世系,还有艺文,包括咏诗、志诗、祭文、祝文,以及竹枝词、白话歌等。

“古代修家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赵寅松说,别看现代白文与汉字几乎无异,但古白文却比汉文方块字“多笔少划”,藏有很多异体字,比如,汉文的“铜”为金字旁,古白文则为“玉”字旁。同时,读音也不同,常常借用汉字别音来标注白文读法。

农历七月十四是白族祭祖的日子“烧包节”,既警醒后人不能数典忘祖,又激励子孙重视读书。每到农历七月十四日傍晚,从家族中最小的子孙开始念“烧包”(内装冥币、冥衣的小纸盒)。

“‘烧包’外有‘祖考’‘祖妣’等字样,写上祖辈名讳,通常追溯到现世上面5代人,超过5代的则统一供奉祖先牌位。”赵寅松说,孩子们从小就跪着念“烧包”,念完一个烧一个,也是记家谱,而且识字越多越能得到家人赏识。

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补充说,石印本的《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卷十、十一中,记有董氏的诗文、楹联。董氏始祖董成,在唐代南诏时任清平官,写下了不少诗篇,《全唐诗》就选录了他的《听妓洞云歌》 《思乡作》等,“这些都反映了家谱修撰之人需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十三卷十一册的《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叙述了董姓在唐、宋、元、明、清的世次及支派分布迁徙。“家谱历经四次修撰,明嘉靖六年(1527)、清道光壬寅年(1842)、清同治丁卯年(1867)、民国十一年(1922) 续修。”刘丽一边翻书,一边讲解。族谱还记有50篇碑碣,约五六万字,“现在,很多碑碣已毁,文章却留了下来,这些都是研究白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卷五、六的封面上,记者看到“忘所自出迁居外县”“出嗣他姓抚他姓子”等字样。王水乔说,在白族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为躲避杀身之祸、灭族之灾而改换姓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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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师家谱篆刻在石碑上

据介绍,除了墨书谱牒,白族许多世家大姓常把世系表篆刻在石碑上,存放在宗祠内,形成了宗祠世系碑。

在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的董氏祠堂,记者见到了迄今发现篇幅最长的碑谱——篆刻在大理石上的 《董氏族谱》。除去略小的圣旨碑和梵文碑,五块旧碑完整地记录了从董伽罗尤至42世的谱系表。

据掌管董氏祠堂的法藏寺住持释惟实说,世系碑第一块《董氏本音图略叙》主要讲述了始祖仙胎伽罗尤的生平故事。相传,董氏世代皆为国师,为南诏、大理国的统治阶级所重视。

为寻找更多的碑谱,记者还专程前往大理市博物馆。馆长段进明(白族)向记者介绍了“故善士赵公墓誌铭”。碑额呈半圆形,内刻“姓赵讳禾墓铭”六字,外刻莲花及梵文,为明朝天顺五年(1461)立。

碑文中,可清晰辨认出赵禾生平,以及从曾祖赵益至10个孝孙共6代的家谱。“汉文碑刻的反面,还有梵文,多已残损。”段进明说,院中还有一块明景泰四年 (1453) 的碑谱“太源郡卜筮王公墓志”,也有关于家谱的记载。这些为研究白族各家姓氏源流及佛教传承提供了史料。

纳西族汉文、东巴文家谱并存

“诚心报国”“诚心报国”“诚心报国”,矗立于丽江古城中轴线上的木府议事大殿,高悬着三块内容相同、年份不同的黑底金字匾额,落款分别为“大明洪武癸酉年 (1393) 九月世守木得敬立”“大明永乐丙戌 (1406) 木初敬立”“大明嘉靖辛酉 (1561) 木高敬立”。自宋理宗宝祐元年 (1253) 至清雍正元年 (1723) 改土归流,470年间,木氏家族共传承22代土知府。

“一座木氏土司府,半部纳西民族史。”木氏第48代嫡系传人木光 (纳西族) 在丽江古城一间茶馆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木氏家族现今流传于世的家谱共有3种,一为 《木氏宦谱》,一为 《木氏宦谱图文世系考》 (以下简称图谱),还有一个碑谱。

木氏家谱三种版本并存

在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摆在橱窗里的木氏碑谱,高约3米、宽约1米。碑额上从右向左,篆有“木氏历代宗谱”六字。

“说起那块碑,当年还是我帮忙找回来的呢。”现年88岁的木光,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文革”时“破四旧”,立于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东元村莲湾小组的木氏宗谱碑被推倒,村民们将石碑垫在水里,当作河边石洗衣服。“拨乱反正”后,宗谱碑被送到黑龙潭边上。“撂在那,好几年都没人管呀,日晒雨淋的。后来是我听村里人说起,这才把它送进东巴文化博物馆。”

木光说,碑谱所载,三十四世祖木懿及其以前都是正宗,与 《木氏宦谱》 相同。如用纳西语音译成汉字,还有父子连名的特点。“到了三十五世祖,《木氏宦谱》 写的是木懿长子木靖,于康熙五年(1666) 袭父职诰命未到已病逝。碑谱记的是木懿四子木榽,因有战功被授千夫长。所以,这才有了两个版本。我是长子一脉,东元村是四子一脉。”

“你们这墙上挂的‘一世祖蒙古爷爷’,又是怎么回事?”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建华,指着茶馆墙上一幅画问。只见画中,有一老者,身披红袍,手持白卷,端坐石上。

木光的女儿木志玲从旁解释道:“蒙古爷爷是图谱中的版本。”图谱是清道光辛丑年 (1841) 木汉所制,原藏于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悉檀寺,“文革”时寺庙被毁,庙中和尚背着图谱逃下山来,现存大理州宾川县志办。图谱删去了前面14世代,将十五世祖变更为一世族爷爷,并改变了其身世,说他是西域蒙古人,“这有可能是,当时为了迎合清政权的需要。要知道,改土归流以后,木氏土司走向衰败,将始祖追溯至蒙古人,也许是为了能得到满清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

记者好奇,木氏家谱全由汉文写成,为什么不用纳西族东巴文? 木光说,继承土司职位,必须满足3个条件:汉文功底好、立下战功、威望高。“我小时候会说纳西语,但不学东巴文。祖宗们用汉文修家谱,才能与中原朝廷互相沟通。1952年以前,我就住在木府里。我知道,族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东巴文不进木府、不进古城。木府门前匾额上‘天雨流芳’四个字,其实是纳西语‘读书去吧’的谐音,鼓励族人学习汉族文化,参加科举考试。现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政府正在大力推广东巴文,你看街上店招都加了东巴文。”

纳西族祖先与藏族、白族同宗

“东巴,在纳西语里,意为活佛或智者。”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馆长李瑞山 (纳西族) 一边讲解,一边向记者展示馆藏文物,包括占 卜纸牌画、祭祀法杖和东巴经。

李瑞山介绍说,木氏历代宗谱碑的序文前11句,其实用纳西语描绘人类诞生之前的神话世界。从第12句开始是娶天女的第一世天神,至第七世天神“草羡里为”娶天女生三子:老大是藏族祖先,住土房;老二是纳西族祖先,住木房;老三是白族祖先,住瓦房。“这些生动反映了纳西族与藏族、白族先民之间同宗共祖的兄弟关系。所以,我们这里有藏族的东西并不奇怪,民族交融自古就有。”

在李瑞山的推荐下,记者见到了66岁的东巴纳西族老人和国伟。他家墙上,挂满了五彩斑斓的东巴画。和国伟坐在沙发上,认真地演唱祭祀、请战神时才会唱的东巴经,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家谱。他说:“纳西族主要分为四大支,素、叶、梅、和。木氏土司在明太祖朱元璋赐姓以前,其实属于素支;我是属于叶支。”

和国伟用音译方式简单撰写的17代家谱,是一份父子连名家谱。他说,他们的一世祖“尤老板读”曾住在香格里拉,第8代“伟刷伟高”开始搬到丽江,第9代开始在丽江定居下来。“以前,我父亲‘伟安伟和’还住在乡下的坝子上。公寓这里,是我新搬来的。”

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分析说,用东巴文写就的家谱多半藏匿于东巴经中,与家族迁徙的历史糅合在一起。“在丽江城里,纳西族人已改用汉字来修家谱;只有在偏远的山区,才用东巴文写家谱。”

和国伟告诉记者,“东巴信仰东巴教,掌管祭礼。我小时候跟着叔叔去做法事学了一些,后来又荒废了。直到40多岁,才正式学习东巴文,知道什么场合念什么经。”

“那您的儿孙还学吗?”记者问。

“儿子不学了,也学不会,今天学明天忘。不过,我要让孙子好好学习。现在像我这样会念多种经卷的东巴,已经不多了,丽江大概只有10个。东巴文化还是需要传承下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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