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凯南：1952，出任驻苏联大使

《凯南日记》

乔治·凯南著

曹明玉译

董旻杰校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1952年5月，凯南前往莫斯科途中。

乔治·凯南是二十世纪知名外交思想家，美国深受关注的战略家。他塑造了冷战时代，又不遗余力要打破美苏僵局。同时，他更是两届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凯南最后的“作品”《凯南日记》精选自八千八百多页的日记，真实再现了众多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还原了“二战”、朝鲜战争、冷战、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等二十世纪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凯南在日记中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识，质问了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不可侵犯的想当然的观念。

1952年5月，凯南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反美宣传海报，气愤的凯南亲手将它们一张张撕扯下来。苏联采用种种限制措施将他以及其他外国人与苏联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隔离开来，这种做法令凯南气愤难当。再加上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就朝鲜、德国以及核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紧急问题展开谈判，凯南感到极度灰心。

9月19日，凯南借飞机经停德国之机，向记者宣泄了自己胸中的块垒。9月26日，苏联的《真理报》措辞尖锐地抨击了凯南。10月3日，苏联政府公开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抛弃了凯南，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惊和前所未有的孤独，在他看来，除了不断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两国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感到核战争即将爆发，陷入绝望之中。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且届时可能会遭受苏联人的刑讯，凯南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以备紧急时刻服用。

9月29日，西德，巴特戈德堡（Bad Godesberg）

以下是对我就任驻苏联大使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类记录。它应当作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档案中，直到保密期满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希望能将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经批准我与国务卿以及国务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目的是讨论我的职责……（但）那时华盛顿没有人对美苏之间的任何协议感兴趣，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问题上，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来国务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力量建设”，接下来我们便会尝试就裁军问题启动多边谈判，而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显然都将继续保持无期限的分裂状态。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我很气愤，自己被迫接受这种微妙的任务，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目标。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务实的建议。

一到莫斯科，那种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气氛，马上让我兴奋起来。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能感觉到莫斯科高层内部神秘而细微的变化。很快我就觉察到，苏联政权内部至少有一个派系将我的出现视为警报。准确地说，由于他们意识到我的观点是温和的，也是趋向调停的，因此难以将我作为一个敌人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来对待。如果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我能和当局的人对上话，那将是“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出于礼节的谈话或者双方习以为常的争吵。此外，华盛顿积极的回应给了我鼓励，苏联的外交使节团对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释说明。在我看来，莫斯科的同行们还是很重视我的观点的。长时间在华盛顿受挫之后，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尚有一些影响和能力；我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平静的交流，从而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想法。

然而，我的到来并不受莫斯科领导层中某些人的欢迎，他们很快就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我到达莫斯科后，当地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美风暴，这不禁让我感觉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给苏联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一个警告：不要与我接触。7月初，一个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直到最近，他都还是外交部的要员。当时他提出了一些建议，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一次挑衅或一场精心策划的侮辱。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凶兆，表明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某个地方，我已然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而很显然，“某个地方”至少包括了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

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方式就是请求斯大林亲自接见我。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请求以正式的方式受到接见，他会认为我只是想调查一下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表达自己的建议。到那时我将不得不承认，我没有什么急务需要和他沟通，于是我会被含蓄地请出去，理由是我无缘无故占用了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宝贵的时间。获取这一会面机会将使我丧失信用，今后无法再正常地获得受他接见的机会，也会令我在未来受他接见时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地，我感到没有希望跟他展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谈。除了外交部，我没有与他联系的渠道。我知道外交部完全受政治局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坦率地说，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可以将任何非正式会面的请求转变成正式请求的，这很难避免。他们会派维辛斯基来会见我，并把会见的情况公开报道。这样双方不但不能坦诚相见，不能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还会提到一大堆比较紧迫的问题，西方媒体也会针对双方的谈话，做出大量的推测。

因此，除了等待，我别无选择。我希望局势能够发生某种改变。只有苏联政府提供非正式的渠道，让我见到他们的领导人，或者我们的政府采取一套积极和现实的方案来保证我方掌握主动权，这种改变才可能发生。然而，事实上，我方根本拿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来，莫斯科也没有人能帮我来安排一次同苏联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在这种孤立无援中，我只能等待。

我提出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权部门当面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建议似乎在国务院产生了一些作用，他们督促欧洲部分外交使团代表于9月24日—26日在伦敦召开会议，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对我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持反对意见，我与北约的大多数人观点也不一致，分歧主要在于苏联对北约的态度问题，实际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要在伦敦会议上口头解释这些问题，势必会占用大量时间，也许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在9月初就坐下来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急件，并另外准备了复印件。我希望这次我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能使这份急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发挥真正的作用，也能让在伦敦的美国人和在巴黎的北约人在看到我的建议后立场有所软化。我在苏联处处碰壁，但我想我至少可以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转变我们的立场，以便有一天当我们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时机成熟时，我方能够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少给苏联宣传机构留下口实——毕竟他们一直在指责我们蓄意发动战争，并时刻准备攻击苏联。我心怀热望，郑重地从莫斯科发出大量电报和信件。

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之际，出现了一个意外。现在我意识到，当时正是这次意外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们的一位技术专家在大使馆的书房里找到了一个监听装置，它先进得令人震惊，很显然是经过长期认真的研发才投入实际应用的产品。我们发现并拆除这个监听装置必然令苏联的秘密警察非常难受，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杰作。发现监听器后，我立即（当然这跟我毫无关系）感觉官邸周围的气氛更加阴森恐怖了。

伦敦会议于9月24日召开，三天后结束。会后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北约组织中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作了报告，再结合另外几个人的言论，这次通报会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首先，从军事方面的汇报来看，我意识到我的急件已经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我谈到的问题；北约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迷失在军事制衡的逻辑中不可自拔。很显然，从现在开始，这种逻辑将推动他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增加开战风险的事情，而对于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则倾向于回避。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错误在于当局判断失误，抛出了一个僵化顽固的指导思路，从而让军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颇。其次，我为我们发表的对德政策声明感到极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们与苏联政府过去半年间冗长的换文，能带来一种更加稳妥和缓和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可以择机展开谈判，在美国军队最终撤离的前提下完成德国统一。我还说明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条款下考虑这一解决方案。这些条款不需要将德国交付给苏联。国务院一直拒绝这种思路。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人民对德国统一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国合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上，而且不愿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在有可能与莫斯科达成合约的条件下，从德国撤走美国的军队。

我详细解释了我对这种观点的担忧和恐惧。这明显意味着，我们跟莫斯科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在我看来，苏联同意放弃德国东部地区的唯一条件，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德国，也许还包括撤出欧洲西部和中部。对他们来说，撤出德国东部地区，将德国留给西方力量驻守，将会导致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崩溃。但我依然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不可能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而让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来说，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会将我们带入一种尴尬和艰难的境地。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前提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必须最终同意从德国撤军。同时，我意识到，大家都有一种担心，即一个起死回生和完全独立的德国会让欧洲邻居们不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险要比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小得多。

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沮丧。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深陷在当前的政策中无法自拔。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来敦促大陆国家接纳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在莫斯科还能做些什么？政府为什么还要派大使过去呢？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受到引诱，去跟苏联领导人对话。

多年来我一直抵触战争，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不得不被当成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二天上午传来了《真理报》刊文抨击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备感失落，今天苏联政府的打击又紧随而至。毫无回旋余地，看起来不会峰回路转，我的努力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报》从我在柏林机场对提问记者的回答中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由头，抨击我是诽谤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或许苏联人一直都将我视为仇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曾经授意我去说些什么，我就还有机会，毕竟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说那番话。现在，机会溜走了。

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被塞入两个世界之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位置后，我已经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够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从现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么也指望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