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戴逸——一生常与书结缘
戴逸先生近影
戴逸先生接受本文作者访谈
戴逸先生终审《清史》手迹之一
戴逸先生在家中审阅稿件
1951年，北京新潮书店出版的戴逸著《中国抗战史演义》。
二○一四年五月，戴逸先生在审改《清史》书稿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戴逸先生在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致获奖辞。
201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右）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左）向戴逸先生敬花致贺。
■沈秋农
二十一世纪国家标志性公益文化工程、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科学界航母级项目——一百卷凡三千多万字的《清史》，经三千余专家学者历十四个春秋的辛勤耕耘，现已进入终审阶段。
日前，本文作者专程赴京拜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亲见年高九秩的他每天都要花六七个小时审读各部史稿……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生阅书无数，著书数十，编书百种。他少年因书生爱，青年著书立说，中年因书招祸，壮年教书育人，晚年担纲编史，可谓痴迷于书，眷恋于书，无奈于书，潜心于书，奉献于书。只要提及书，戴逸先生就有许多故事倾诉于人。
“连环画，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秋出生于江苏常熟。直至晚年，他都记得他生于县城中心方塔附近的王家，是租住的房子，以后又改租季家的房子。季家祖上是曾国藩的老师。
戴逸十岁时，家里人丁兴旺，父亲又改租新县前25号，即如今的东门大街。那所老宅占地很大，是明末清初东南文宗钱谦益的旧宅荣木楼，后来又成了清代状元归允肃的宅院与昭文县衙署。1936年，戴家花一千银元租住其中四百平方米，租期十年。虽说时过境迁，但两位乡里先贤秉烛夜读、砚耕不辍的故事，仍在他幼小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
让戴逸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位于他家斜对门的是瞿启甲一家。瞿启甲，字良士，民初国会议员，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戴、瞿两家有世交之好，戴逸父亲大名良耜即由瞿启甲所起，可见两家交谊之深。
提及孩童时期的爱好，戴逸念念不忘那些走街串巷的租书人。他说：“小时候，我家乡有许多靠租‘小人书’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担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家里每每给我的几个铜板，都用在了租书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故事，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每本历史故事书，我总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在这些租书人中，有一位既租书又会‘说书’，他能把故事说得神采飞扬，栩栩如生。我喜欢上历史，最初就是受了连环画的影响，那位租书人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连环画将戴逸引进求知求学的大门，进而成就事业。他深感连环画虽属“小人书”，但为启蒙教育打开了一扇极富童趣童真、启迪心智的大门。戴逸先生的大公子戴寅说，小时候，父亲“没给我买过玩具，但给我买了三百多本‘小人书’”，一有空就绘声绘色地给他讲授“小人书”中的故事。
读书总有笔相随
戴逸曾这样介绍自己：小学时，我不吵不闹，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却爱好各种游艺，听京戏、评书，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毕业时连初中都没考上。看过考榜的父亲沉着脸回到家里，情知不妙的戴逸赶紧一溜烟躲到祖母处。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2月，戴逸和两个姐姐由父亲陪护去上海避难。姐姐进了女中读书，而戴逸因成绩不佳失学在家。失学的日子让他备感孤独无聊，因此当他半年后以备取生进入由苏州迁至上海的苏州中学后，奋起直追，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
1942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美日战争。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天无宁日，乱象丛生，戴逸就此回到家乡常熟，成了省立第七中学（原名孝友中学）高中一年级的插班生。在这里，他对“人生难得一恩师”有了切身感受，这位恩师就是出生于常熟恬庄望族的杨毅庵先生。
杨毅庵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材生，幼承家教，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这对爱好古诗文的戴逸真是天赐机缘。各门课程中，戴逸最喜欢的就是杨老师的课。杨老师唱、吟、诵、念古诗文，不仅声调抑扬顿挫，肢体动作也是俯仰生姿，令戴逸沉浸其中，随之摇头晃脑。杨老师关注班上每位同学的眼神和表情，发现戴逸听得最为入神，不禁为有这么一位可塑之才而暗自欣喜，就着意加以培养。
杨毅庵要求戴逸在《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书籍中查找、搜集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然后用钢板刻印，装订成册，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他就成了杨老师的“助教”，有空就帮老师查寻资料、抄写作品。杨先生对这位翩翩读书郎也格外器重，每到寒暑假，就将戴逸等几位拔萃之才叫到寓所另开“小灶”，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
一个甲子后的今天，戴逸依旧清晰地记得杨毅庵先生将“一篇文章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也就是在这时，杨毅庵还要求戴逸他们要学会做读书笔记，凡所学所得所思所想都要记下来，并教导他们学习古文贵在多读多思，弄懂弄通，如此才能将所学知识熟谙于心，经年累月，必有大益。正是在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戴逸养成了目耕忘倦，笔不停挥，思不辍歇的良好习惯。这也成为他勤于读书，直至著书立说的成功法则。
由于自幼便养成了读书必做笔记的习惯，戴逸在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后，“顺利成章”地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近一百本读书笔记。无论治学治史，他都时刻留意来自各方面的各种信息，将它摘记下来并细加分类，作为研究之必备。
他告诫学生，别看轻这一张张卡片，这可是资料的汇聚、知识的积累，天长日久，积聚得多了，就可发现这是提供写作的富矿。所谓旁征博引，就是要言之有据，靠资料说话，这是做学问的良策，一定要持之以恒。荀子言“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学生时代两办图书室
戴逸自幼酷爱读小说，小学时就能将《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字、诨号背诵无遗。课余时间，他与同学常将一百零八将的名字、诨号相互考问，比谁答得对、答得多，戴逸总能在小伙伴的欢笑声中力拔头筹。
让戴逸难忘的是，小学毕业时，他因学业成绩不理想，与另一位同学差点成了留级生。当时，他因为在家中沉溺于阅读弹词小说《天雨花》，竟然懒得去领成绩单。好在校长法外开恩，给他们送了个“毕业”。
抗战爆发后，戴逸随父亲和姐姐避难沪上爱文义路。说来也巧，被戴逸尊称为“瞿老爷”的瞿启甲一家也租住在爱文义路，与戴家仅相隔四五户人家，故两家仍然时相过从。初到上海时，戴逸失学在家，但读书的诱惑力与日俱增。半年后，他终于有了读中学的机会，且和几位学业优秀的同学坐在一起，读书的灵感一下子喷薄而出，尤其是他的语文、历史的成绩在班上名列榜首，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后起之秀。
1942年，戴逸转学常熟省立第七中学。高中三年，他的求知欲之旺盛，犹似春笋拔节。在完成各门课程后，他依旧迷恋于古城那几家仅存的古籍书店。这些书店为招徕顾客，允许读者在店里随便看书，但没有座位。书店虽然没有珍稀版本，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已是知识殿堂和兴趣乐园了。戴逸站着阅读各种经史子集、诗文词典，尽管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但他流连忘返，遇到特别喜欢的书总要想方设法买下。
除了旧书店，他还去图书馆读书。常熟虞山山麓有一座昭明太子读书台，台旁矗立的图书馆，是戴逸青少年时代经常光顾的乐园，他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相熟后，有时能破例借了书回家里小楼阅读。
家里的那座小楼，是前人利用钱谦益私家花园中的石舫改建而成，还曾是归允肃状元的宅第。在这里，戴逸似有文魁相助，遍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文选》、唐诗、《古文观止》等经典，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如流。青灯黄卷，伏案夜读，手握彤管，朱蓝粲然，在浓密圈点中怡然自乐。
戴逸那时梦寐以求的是能得到一部《昭明文选》，可他囊中羞涩，可望而不可得。一次，旧书店到了一部《昭明文选》，版本很好，却因少了几卷而鲜有人问津。戴逸认定机不可失，把积攒下来的零用钱拼拼凑凑，终于将这部宝籍捧回家里。他设法借来完整的版本，整整一个月闭门不出，工整抄写，又仿线装书装订成册。戴逸还买了不少特别喜欢又价格优惠的古籍。日积月累，至高中时期，他已拥有近两百册线装书、平装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小图书室。为此，瞿启甲先生送了他一本线装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对戴逸的读书藏书加以褒奖。
1946年秋，一次偶然的机会，已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了两年的戴逸，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嗜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史学系。来到北京后，北大浓厚的学习气氛，良好的学习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使戴逸如鱼得水，尽得其欢。在这座称鼎中华的学术殿堂前，他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他向北大教授们问学求知，过从甚密。由于他虚心好学，学业日进，每次考试，各门功课成绩均列前三名。
时光到了1947年夏初，日见衰颓的民国政权风雨飘摇，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崇尚正义、追求光明的北大学生通过募献，筹办以曾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字号为名的“孑民图书室”，戴逸被荐举为常务总干事兼编目股长。经过多方努力和支持，赠书愈来愈多，其中有不少是在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籍。
书多了，原来向校方借用的一小间房子显得愈加窄小，亟需调换大一点的房子来添置书架、安装照明设备等。为此，戴逸除做好分类编目工作，还于194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专门拜访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
胡适对戴逸的好学已有所耳闻并颇为赞赏，见面之初显得和蔼可亲，但当他慢慢听完戴逸所述因由和所提要求，不由沉思良久，联想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持续不断的学潮，便以师长口吻训导说：“学生的任务是专心读书，不要精力外骛，搞那么多课外活动。你们的小图书馆还是不办为好。”戴逸和同学们自然要抗声争辩，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那天，时为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恰好在场，虽然当时未说什么，但戴逸感到事后郑天挺发挥了作用，因为没过几天，所提条件大多得到落实。
“孑民图书室”终于如愿开放。戴逸除了担任图书室常务干事外，还被同学们推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
“当年苦攻处女作”
戴逸的处女作不是清史而是抗战史，写这部书时他才二十三岁。一段愤恨的回忆、激情的萌发与偶然的机遇，使戴逸有机会小试牛刀。
1937年，戴逸小学毕业。就在此前后，日本政府将全面侵华的战火从华北烧到江南，口出狂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屈辱与愤怒。
追怀当年，他不胜感慨：“可以说我青少年的‘花季岁月’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下度过的，饱受难以笔述的欺凌和苦难。”
1937年8月的一天，戴逸在大东门外亲眼目睹六架日机肆无忌惮地轰炸常熟县城。这次轰炸中，市中心方塔附近的民房、学校、尼姑庵成了轰炸的目标，南门外市场更是死伤了很多人。
抗战期间，戴逸父亲被抓去关押在苏州达两年之久。一位堂兄因参加新四军，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遭枪杀，另两位堂兄为此受株连而下狱。表哥是南京附近的游击队长，在争取伪军反正时因谈判破裂遭日军枪杀。姐姐则因与重庆的同学通信，被日军宪兵队查获后传讯，虽获保释，但勒令不得离开常熟城……他还亲眼目睹，日军冲进教室将一位参加抗日的同学绑走。
被老百姓称为“常熟之狼”的日本宪兵队长米村春喜，还曾带兵去戴府搜查。当时，一名新四军战士在“清乡”中因伤在他家门楼上躲避，幸未被发现才躲过追捕。所有这些，都在戴逸心中升腾起愤恨之火、复仇之火。
1948年8月，戴逸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政府通缉。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下，戴逸脱离虎口来到解放区，在中共创办的华北大学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作了系统学习和研究。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的助理。
撰写《中国抗战史演义》，则是戴逸受人启示而情不可抑。
新中国成立伊始，戴逸读到一本用章回体写成的解放战争史，从而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首先，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民国演义》及《水浒传》《说岳全传》等本来就是他自幼手不释卷之所爱，对写作技巧已谙熟于心；其次，关于抗战历史尤其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史，包括他自己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常感不吐不快。此外，跟随胡华教授系统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他感到应该检验自己学习水平的时候了。
确定写作方案后，戴逸几乎每日沉浸于写作之中，一个月就完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六年抗战史，分列八回，约四万字。后因工作繁忙，他曾两次中断写作近一年之久，但热情不减，一有机会就埋头写作，甚至连恋爱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书稿随着思路的延伸而在笔下纷飞盈积。《中国抗战史演义》的写作，当时既无人要求，也没想到出版，他只是将人民群众的苦难、中国军民英勇抗争的历史和日军种种血腥暴行记录下来，作为自己的一次练笔、一次习作。
戴逸的写作得到了胡华教授的热情指导和鼓励。新中国成立不久，长期在国统区生活和工作的百姓因受生存环境和视野的限制，对逝去不远的中国抗战史的了解仍十分有限，因此急需这方面的宣传读物。北京新潮书店向胡华求助，希望他能帮助组织和介绍这方面研究成果。已读过《中国抗战史演义》部分书稿的胡华便要求戴逸抓紧撰著。受命之下，戴逸废寝忘食伏案疾书，终于在1951年初春交出了这份处女作书稿。此书很快出版面世，不胫而走，购书者络绎不绝。从当年3月初版至7月，先后三次印刷，累计印数达两万册。由于仿照章回体小说写作，可读可讲，引人入胜，全国多个省级广播电台作了连续播讲，广受听众好评。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还专门约谈戴逸倍加嘉勉。
《中国抗战史演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东北落笔，至1945年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终胜利收尾，全书三十回、十五万字。虽说这是一本历史演义，但戴逸并未刻意追求章回篇目在文字上的工整对仗，而是力求标题醒目准确，许多重大事件能在标题上得到体现。对重要历史事件的介绍，他均以权威史料为参考，做到事出有据，史料详实，观点鲜明，文风活泼。读者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可看到作者文字功底的笃厚和史学知识的广博。
忆及于此，戴逸说：“当时抗战过去不久，却没有一本全面真实地描写抗战全过程的著作。全国人民都殷切期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而此书是演义，虽陋拙，却填补了空白，满足了大家的愿望。”言辞中流露出辛勤耕耘后的收获感。
至于为什么作品并未落款戴逸而署名王金穆，他解释说，“金穆”是他在学生时代投稿所用笔名，“王”是母姓。显然，将处女作以“王金穆”署名，无疑珍藏着戴逸感恩母爱的深情。
“读书只为解忧计”
1948年，戴逸进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10月，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1955年，戴逸被评定为最年轻的副教授。在这里，他既是胡华教授的得意弟子，又是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他先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后又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清史。由于他潜心学问，勤于笔耕，有思想、有见地，深得名师名家的关爱器重，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临时借调参与重要文稿的写作。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对他都有良好印象。但所有这些，在“文革”中全都成了戴逸的罪名。
1959年9月，吴晗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1961年，又奉命创作京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报》刊发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按例，此类文章发表前应报请中宣部同意，但此次中宣部领导多方查询仍不清楚该文如何发表、为何发表。
一时间，学术界对封建社会有无“清官”和“清官”的历史作用展开了广泛讨论。尽管语辞激烈，仍属学术争鸣。但姚文将学术纷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横加挞伐，指责称“《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从而引起舆论哗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中宣部在惊兀之中召集龚育之、邢贲思、戴逸、林甘泉组成写作班子，以“方求”为笔名，于同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目的是为学术争论“把舵”，力求以史为据、以理服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取自戴逸1964年以“星宇”为笔名发表的《论“清官”》一文。
形势的发展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不久，“文革”爆发，中宣部被批为“阎王殿”，戴逸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黑爪牙”、“吴晗的马前卒”等帽子，遭到游街、批斗、抄家。年方四十的戴逸身心俱伤，灰头土脸。
戴逸被红卫兵抄了三次家，所幸红卫兵将抄家的目光盯住多年积累的笔记本、资料卡片、文件及与友人的来往信函和各种手稿，其目的主要是搜查他与周扬、吴晗“沆瀣一气”的“罪证”。至于个人藏书，虽属查抄范围，但与“罪证”相比，尚非重点。
戴逸的内心虽然痛苦，但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家中，看到围拢上来的夫人和孩子们关切的目光与问候，心中顿增温暖。
每每坐到书桌前，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拿起书来。那段时间，他看得最多的是那套卷帙厚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多时就沉浸其间、万事俱忘。
1971年初，戴逸夫妇与其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牛鬼蛇神”等一起被逐出京城，至江西余江“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和批判，住房归还给学校。
望着那重负在身的书架，那桌上、床头、地板上所堆放的各种书籍，带无法带、寄无处寄，万般无奈，只能痛下决心，除挑拣几本自己可随身携带的，其余全部交废品站处理。重达两吨的几千册书，自己省吃俭用买的、友人送的，如今只能凄然一别，心怀耿耿……
半个世纪之后，以戴逸当年读书笔记编辑而成的《经史札记》在他九十寿辰时正式出版，戴逸在自序中写道：“披阅数页，日前被严厉批斗之苦，顿时消退。此后日与此书相伴，在挨批斗、作检讨、罚劳动及囚禁牛棚之后，即读此书自慰，聊作解忧忘危之计。后又延读诸子《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并作札记。存稿既多，积累成帙，唯三次抄家与下放‘五七干校’时散佚尚多。当时戏作一联：‘读书只为解忧计，著文却成阶下囚。’”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
戴逸因酷爱史学而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史学研究之路。他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最终与清史结下不解之缘。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董必武副主席就提议要编纂两部史著，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是清史。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未几、百废待举，经济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编纂工作只能延迟。
1959年，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开始筹划清史编修工程，又因三年经济困难而再次滞缓。
由于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七人编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才华学识与认真工作的精神颇得吴晗赏识，所以吴晗在制订工作方案和组建写作班子时不但想到了戴逸，还倾听他的意见。当时，戴逸才三十多岁。
1965年秋，根据中央要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召开部长会议，对启动清史编纂工作规划作了专题研究，会议确定，由七位专家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会议还决定，由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修清史的专门工作机构。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文革”风暴狂扫中国大地，专家委员会成员相继受到冲击迫害，酝酿已久的“清史”工程横遭夭折。
直到“文革”结束，编纂清史一事再度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件事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任所长。在他的建议与主持下，花费七年时间出版了两卷本共七十万字的《简明清史》。这是清政府消亡七十多年后出版的首部清史专著。
虽然这是一次小范围的实践尝试，但在戴逸看来，其意义非凡，因为培养了人才，同时积累经验，凝聚共识。他既要对得起那些力主编修清史已先后离世的前贤哲人，同时，这也是时代之期盼。编修清史，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他要将清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定下来。
为了保证《简明清史》的质量，戴逸每天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严肃对待，设计框架，理清脉络。他力求“辨三百年兴盛衰亡之变，书新时代警世资政之史”。
在数十年治学治史的繁重工作中，戴逸先后推出《中国近现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五部代表作。其中，《简明清史》被史学界誉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专著，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他还写下了八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文章环绕清史研究这一主题，凡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人物、社会、疆域……均在他的视野之中。
时光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世修志”已成普遍共识，从中央到地方，编史修志成为一项党政领导下全面启动、认真规划、系统部署、精酿细作的文化工程。
或许清史工程的学术成分过于精深、规模过于宏大，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才能做好浩繁巨细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清史工程一度停留在“积极关注并筹划”的状态。
1982年，戴逸为此写下《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一文，呼吁：“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灭亡七十年”，“我们非常需要有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叙述详尽、条理清楚、材料充实、采择精审、规模宏富的大型《清史》。应该力求提高质量，努力使这部著作能够如实地反映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成为三百年来知识的总汇和生活的镜子”，“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社会主义的学术，编写大型《清史》的任务，势在必行。”
2001年4月，戴逸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文章指出：“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文章一经刊发，就得到了社科界的热烈响应，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2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听取了戴逸的建议，并当场拍板。同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戴逸被任命为主任。
期待已久的《清史》编纂工程终于拉开帷幕。自此至今，花落花开，又是十四个春秋过去了，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戴逸先生，始终“常怀临渊履冰之惕”，殚精竭虑，运筹帷幄。
在他统率下，全国三千多位专家教授为了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献智献能。如今，一百卷共三千多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已进入终审阶段。与之配套的清史文献工程也成果卓然，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清史译丛》等，将散布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珍贵文献，荟萃一堂，洋洋大观。而年高九秩的戴逸先生，至今仍每天坚持花六七个小时审读各部史稿，为心中的清史梦孜孜忘倦，焚膏沥血。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字里行间，闪耀着戴逸先生理想的光芒，也穿透出信念的力量。用春秋之笔挥写的清史人生，已成为戴逸先生毕生的巍峨巨著，高山仰止，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