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呕心沥血捧出《西藏通史》

在藏学研究中心，拉巴平措接受记者采访。本报记者付鑫鑫摄

拉巴平措看望藏研中心学术顾问季羡林教授。

拉巴平措与藏研中心学术顾问任继愈教授交流。

15部《历代达赖喇嘛传》。

《西藏通史》全书850余万字，共8卷13册。(除署名外均资料照片)

日前，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发布会上，由近百位藏学专家学者经14年呕心沥血完成的《西藏通史》作为重点推出。全书共850余万字，分为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等8卷13册，是目前国内、也是国际藏学界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和展现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

《西藏通史》总主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说，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关联、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风俗习惯上相互吸收借鉴。自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版图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管辖。

总结历代西藏地方发展稳定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与成败得失，发掘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既有助于继承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力，以实现把西藏建设成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宏伟目标，这是《西藏通史》出版的初衷。

不同于其他西藏地方史研究，《西藏通史》当代卷下编竟有厚厚2册。拉巴平措坦言，他生在江孜、长在西藏，晚年才来北京工作。作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亲历者之一，他希望能从一个藏族人的角度来客观记录这段“当代史”。

“我属羊，以前，只有属相和甲子纪年，不用公元纪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年逾古稀，皮肤黝黑。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几十年时光，并未在他脸上留下鲜明的岁月痕迹，反而赋予他无穷力量，让年逾古稀的他看上去仿佛才过花甲。

翻开公元纪年表，1943年是羊年。拉巴平措坦然地说，当时他只知道自己属羊，汉族老师帮他登记表格时，算成1942年，后来一直用1942年。“我的生日11月11日，也是自己定义，因为我们是农奴出身，父母没有文化，只是按春夏秋冬四季来大体划分。像我知道是秋收后生的，所以就自选了个好记的日子。”

早年从教，哪里需要往哪搬

拉巴的祖辈、父辈都是农奴。在20世纪上半叶，西藏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完全听命于领主的调遣，甚至人被像货物一样买进卖出。拉巴平措出生时，也是农奴，他家领主名叫吉普，在江孜县城有府邸，郊区还有庄园。从幼年开始，他就跟着父母在庄园里干活。

童年起，拉巴被调到吉普的宅院近身伺候，被称为“朗生”(意即家奴)。江孜解放以后，1953年江孜要办小学，由开明领主吉普老爷出任校长。

童年的拉巴有心求学，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勇敢地向领主吉普提出，希望能到江孜小学读书。吉普为人通情达理，同意了小拉巴的请求。3年的小学教育，开阔了拉巴的视野，让他了解到以前庄园、宅院里未曾看到过的世界。1956年，他留校任教，担任辅导员。“所以，我的工龄是从14岁开始算起的。”拉巴平措骄傲地说。

1956年9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九四指示”)，明确现阶段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1957年，“六年不改”的方针最终确定下来。西藏各个机构要求精简裁员，工作人员或前往内地学习、或回家劳动、或留在原来单位。拉巴回忆说，姐姐比他早一年前往内地，他对内地也心存向往。虽说家中唯一男孩走了，父母放心不下，但他还是坚持理想。1958年，党中央在古都咸阳为西藏创办了第一所在内地的学校西藏公学　(今西藏民族大学)，拉巴成功申请入学，后来转成师训班学员。

1960年，已经成为西藏公学教员的拉巴平措回西藏招生，结果，刚回到学校就接到通知:前往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因为国家急需培养相应人才来研究西藏地方的历史和文化。

“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开设了第一届藏文研究班，我是其中的一员。”拉巴平措说，3年学籍期满，组织决定，拉巴平措等6位研究班学员回咸阳，因为西藏公学将改为西藏民族学院，需要大批师资。

1971年，由于落实民族政策，“文革”初期被撤销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师范学校等又重新恢复。借此机会，在拉萨的西藏师范学校伸出橄榄枝，下调令把拉巴平措调到师范学校。

西藏师范学校成立于1965年，学校发生的故事清晰呈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走过的历史轨迹。师范学校的校址原先是崇吉林卡，即西藏的俗官园林;和平解放后，改名军区干部学校，主要是解放军进藏后学习藏语的学校。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再改为“藏干校”，即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后来，为了发展当地教育、充实师资队伍，于是改名为师范学校。当师范学校要升级为师范学院时，他被任命为建院筹备组负责人之一。

1979年，根据工作需要，拉巴被调往西藏自治区宣传部，从此离开了教育战线。“那个年代，做教育跟干别的工作都是一个道理，个人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拉巴平措笑着说。

中年从文，讲述历史的真相

1979年，拉巴平措前往内地出差，抵达天津时，组织上安排他做了一次体检。谁能想到，当年身材瘦小的拉巴竟被怀疑肝内可能长有肿瘤，不得不留院观察治疗。天津这一住就是十五个月的时光。

病榻上的拉巴，开始看小说。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来医院探病的亲友，给拉巴平措说了许多故事，甚至有人产生“今不如昔”的看法，令他震惊。

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过去的农奴制度，成为病床上的拉巴经常思考的问题。“躺在病床上，与其看别人写的小说，还不如我自己写小说呢。”拉巴说起文学创作的契机，只是希望将自己心中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通过故事的形式加以展现，于是诞生了处女作中篇小说《三姊妹的故事》。小说在1981年《西藏文艺》藏文版第一期发表后，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创作奖，继而译成汉文发表。

《三姊妹的故事》讲述了西藏农奴制时期，农奴阿爸公巧、阿妈金宗和三个女儿的故事。大女儿彭多，与邻居列曲本是青梅竹马，交换手镯、戒指，确立了爱情关系。一天，两个藏兵要抢走彭多，列曲出来阻挡，却死在藏兵刀下。彭多悲愤之下，跳进了年楚河。二女儿普赤，记取姐姐的教训，深居简出、终日织裙，但还是被一大少爷窥见。少爷花言巧语，用小恩小惠骗奸了她。普赤受此奇耻大辱，遂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年迈的父母不忍两个女儿的悲剧在小女儿身上重演，将三女儿送入寺院，出家为尼。但寺院亦非净土，三女儿先是遭“活佛”奸污，又被寺主诬为偷银碗的小偷，挨了鞭子还被关进监狱。

拉巴说，小说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主要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极具典型性。藏兵狐假虎威强奸民女，贵族少爷玩弄少女感情，活佛奸骗女孩、翁则(经师)诬陷女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西藏农奴制历史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庄园，类似故事比比皆是。我把曾经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记录下来，就是要告诉世人:解放军进入西藏、打破农奴制桎梏，是帮助藏族同胞翻身做主人，怎么还会有人希望恢复以前的农奴制社会呢?”拉巴说。

他的另一部作品《雨后森林》是个寓言故事。《雨后森林》表面上讲各种动物在暴风雨前的生活和风雨过后的反应，但实际则反映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浪潮中，人们应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春天到来。在文中，拉巴还提出，“完全指摘过去、全盘否定未来都是错误的做法”。

晚年习史，廓清曾经的谬误

出院后，重回拉萨工作的拉巴平措并没有在文学道路上继续“修行”，而是投入了史学的怀抱。1989年，他参与组织编写的　《简明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文版)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拉巴说，在80年代，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撰写的《西藏政治史》风行一时，但其中有很多史实上的错误。举例来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　进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故事，在五世达赖本人的传记中记载得非常明确:皇帝与达赖相遇在南苑，达赖的队伍隐约可见天子坐朝处，众人皆下马，此后又走了约有四箭之地，达赖亦下马，步行到顺治皇帝旁边。皇帝下御座，行十庹(tuǒ，长度单位，一庹=1.67米)远，携达赖手，命通事问存。皇帝的御座置于高于腰齐的御台上，达赖则坐于距御座一庹之内，略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后，皇帝赐茶。皇上命达赖先饮茶，达赖说不敢，皇上又命同时举杯饮用，“对我格外施恩”。

“但《西藏政治史》中不仅没有如此详细的描述，反而说成是见面时互献哈达、入座时五世达赖喇嘛与顺治皇帝平起平坐，这是误导。实际上，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拉巴平措慷慨激昂地说。

藏文研究班1961级的杜泰，当时在西藏广播电视厅工作，想做史学节目，避免大众被《西藏政治史》误导。拉巴和杜泰一拍即合，经有关方面批准，由西藏社科院组织邀请老一辈藏族专家、学者写稿，广播电视厅负责播出。《西藏历史讲座》一经播出，在当地受到热烈好评。在这一讲座的基础上，西藏社科院副院长、老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持，诺章·吴坚和平措次仁等人参与，进一步修改、充实、完善，撰写了　《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系统阐述西藏历史，批驳《西藏政治史》散布的种种谬论。后来，又由西藏社科院、《中国西藏》　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汉文版《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还出版了《西藏通史简版》。

既然《西藏简明通史》珠玉在前，为什么还要主编《西藏通史》呢?拉巴平措细心地解释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西藏在历史上是藏学研究的一块沃土，具有良好的学术文化传统。西藏地方的先民留下了大批珍贵石刻、档案和历史文献，既有编年史、王统记、寺庙志、地理志，也有史册、年表和名录，同时又涌现出大批著名史家，撰有大量史学专著。

“编写一部集大成之作《西藏通史》是希冀对西藏传统史学成果加以系统研究，继往开来。”拉巴说，《西藏简明通史》只叙述到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而《西藏通史》全书850万字，共8卷13册，每卷分为上下编，上编论述各个时代西藏地方政治史发展脉络，下编集中叙述专题和制度史。《西藏通史》当代卷延续至2014年，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加丰富。

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意义。比如，自始至终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现了恢弘磅礴的西藏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天文、历算等等。“众所周知，藏历新年和汉族农历新年在时间上有所差异，有的年份差一天，有的年份差一月，在历算中，这如何解释?《西藏通史》就有相关的答案。还有，藏民习以为常的藏医、藏药，对汉族同胞来说相对陌生，《西藏通史》也有介绍。”他说。

拉巴平措说，浩瀚繁复的西藏地方史可简单概括为一句话，“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第一个高潮是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造就辉映史册的吐蕃文明。第二个出现在公元13世纪中叶延续至19世纪中叶，元代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结束了西藏地区分裂割据、四百年混战的局面。第三个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和平解放，百万农奴翻身，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第一个“低谷”是从9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时代。第二个“低谷”出现在1840年以后，西藏社会受农奴制度统治和外国列强入侵双重影响，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和内讧争斗之中。

拉巴平措强调，“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的历史轨迹已经清晰诠释了西藏地区只有在祖国高度统一的背景下，才会获得稳定发展繁荣兴盛的力量。“从私心来说，我们之所以对当代史这么重视，下编还分成两册，其实也是对现实的回望与审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亲历者之一，我希望能从一个藏族人的角度来客观记录这段历史。”

专家访谈

充分尊重西藏历史事实

如果说总主编拉巴平措是　《西藏通史》　诞生的组织者、掌舵人，那么全程完整参与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就是推动　《西藏通史》　出版的执行者，配合拉巴平措、陈庆英两位主编和大家一起完成课题。在接受采访时，张云说，从2002年开始承担课题以来，历史所全体同仁就和　《西藏通史》　捆绑在一起，一直在奔忙。每年都要到西藏和四省藏区调研，最多的一年，他来回进藏四次。

首先需要解决体例问题。“体例是各种要素完备的通史，但究竟要不要突出创新、汇集最新成果?　还是以《中国通史》　为样本，将学术界形成的定论展现出来，反映西藏地方的历史?”张云笑着说，最初的专家研讨会，来的都是藏学研究大家，两方各持己见，争得不可开交。最终，由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一锤定音”。“蔡先生做了50多年的通史研究，他说，《西藏通史》　就是要把藏学界和相关学术界业已形成的共识和相对成熟的成果展现出来，这才是通史的基本任务。有了蔡先生的支持，我们才定下心来。”

《西藏通史》8卷13册，怎么会从“早期卷”开始?　张云解释说，如果按照　《中国通史》　的体例，理当叫史前卷、夏商卷之类，有明确的断代划分，但是藏族的起源带有神话色彩，比如藏族第一代王———聂赤赞普被传为天神之子入主人间。从聂赤赞普建立悉补野王权，到十二小邦、四十小邦部落时代，再到达日年塞与囊日论赞的统一，与中原的断代没有明显的契合点。“直到　《西藏通史》出版的前一刻，我们才定稿叫‘早期卷’。”张云说，“吐蕃卷”相对明确，写的是西藏地方史就要凸显当地特色。吐蕃作为一个王朝的更迭，与中原的唐朝关系密切，但又非完全重合，因此，第二卷称为“吐蕃卷”更合适，而非“唐代卷”，其内容也超出西藏地方史的范畴，具有民族史的特点。

汉族、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专家一起撰写　《西藏通史》，如何对待藏传佛教的有关史料?　张云说，以藏传佛教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规避不谈不可能，尤其是“宋代卷”。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一些赞普的后裔开始恢复佛教，希冀以崇佛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因此出现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佛教在西藏进一步本土化。一方面，边远的青唐唃厮啰政权日渐消亡、阿里的普兰古格王朝由盛转衰;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之间互相求法，造就了以传播教法形式打破地域割裂并走向统一的趋势。

“在宋代卷中，我们既综合了汉文史料对西北吐蕃即凉州六谷部、青唐唃厮啰政权的记载，又糅合了藏文史料对后弘期各个教派的记载，包括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以及苯教。由于藏族宗教史家将分治割据时期的前一阶段视为没有佛法的‘黑暗时期’而很少叙述赞普后裔的历史事迹，因此，受史料所限，我们也只能言及西北吐蕃、阿里的普兰古格王朝等少量政治脉络。”张云坦言，在宋代卷中，藏传佛教的内容远超其他卷册，详细记录这些不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为了体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对西藏人民的尊重、对历史规律的尊重。

记者注意到，每卷书末都附有大事记、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主要参考文献、人名地名索引等四项内容。张云耐心解释说，加入人名、地名索引，是为解决专有名词古今差异、藏区方言区域不同等问题，并试图形成相对规范统一的表述。

“现在藏语有三大方言区，卫藏方言　(即拉萨话)、康巴方言　(德格话、昌多话)、安多方言。以人名来说，拉萨话中叫‘次仁’的人，在康巴方言中却叫‘才让’。如果没有索引，我们就不知道，原来我们写的历史人物其实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地名索引也是同理。”张云引以为自豪地说，这也是　《西藏通史》　的特点之一。

除了　《西藏通史》，课题组还正式出版　《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20部、藏文历史资料丛刊　《历代达赖喇嘛传》15部、《历代班禅传》8部，并刊印　《西藏通史资料丛刊》　等43种相关资料。张云戏说，这些都是　《西藏通史》　课题的“副产品”，既是为写好　《西藏通史》　所作的前期工作，也希望能有助于大家全面、深入地了解西藏的历史，并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