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祖宗的宝贝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中华书局送审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封面上教育部的批语

《新式国文教科书》图文并茂的内页

《新式国文教科书》送审本中教育部的修改签条

《围城》初版本(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王仁俊辑印《敦煌石室真迹录》

■报记者 蒋楚婷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权更替，内忧外患不断；但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火花迸发的时期，新旧碰撞、中西融合，哲学启蒙、科学进步。在那样的年代里，一批真正的学者为探索真理、开创新时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思想的辉光，相当一部分以图书、报刊的形式保存下来，形成了珍贵的民国文献。近日，由上海大学图书馆编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珍本图录》面世，掀开了该馆民国文献的面纱，让我们可以循着踪影一睹真容。

钩沉特色，老教材新启发

“儿戏窗前四字，按之口语顺序似宜改为儿在窗前游戏方合。用一儿字似表明仅有一人，与下文汝等勿闹句不相呼应。兹（若）将首句改为兄弟三人在窗前游戏如何？”这段文字出自民国时期，教育部在审批中华书局送审的《新式国文教科书》时题写的修改签条，从中可见审查之细致，意见之具体。而我们今天得见这些批语签条，则要归功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妥善保存。

清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一些有创新思想的中国学人率先开始了自编教科书的尝试。其中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编撰的《新订蒙学课本》，“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影响很大，为其出版新式教科书拉开了序幕。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应该说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从前些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再版的《开明语文读本》受到热捧，到近日出版社影印再版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新式课本《澄衷蒙学堂字课本图说》的众筹项目反响热烈——短时间内就已众筹到四十多万元，远远超过目标金额的三十万元——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民国老教材在当下仍有其价值，仍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研究。而这也是上师大图书馆一直在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上师大图书馆特别注重民国时期教材的搜集和收藏，希望能够将那个时代人们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很好地保存下来，为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启迪。

上师大图书馆副馆长蔡迎春告诉记者，他们馆藏的民国老教材有三千余册，最早藏本溯至清光绪六年（1880）的《算学课艺》。而此次收录的几种，在选录时，综合考察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性、体系完整性以及是否为送审本、审批批注本。比如开头提到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其与《开明语文读本》和《澄衷蒙学堂字课本图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用浅显文言编写，图文并茂，易于儿童领悟，末尾附有四课白话文体。上师大图书馆馆藏全八册，第一、第二册为中华书局送教育部的审批本，第一册上录有教育部的批语；第二册中留有当时教育部的修改签条数页，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另外如上述的《新订蒙学课本》，是南洋公学为其附属小学编写的课本，1901—1903年间排印。此课本的体例与传统蒙学读物有很大的不同，开首并非重视人文伦理教育，而是先取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熟悉的事物进行知识传授。其体裁开始模仿外国课本，有了较为明显的近代色彩，上师大图书馆馆藏全三编，线装。再如《最新教科书》，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教科书依学级、学年、学期以及学科而编写，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以说是我国第一套严格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上师大图书馆馆藏《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的一、二、三册，其中第一册为初版。除此之外，馆藏全套五册的《世界历史课本》，是我国出版最早、篇幅最大的世界历史课本，由胡诚临、盛恺等译著，徐汇公学1914—1918年印行；馆藏全四册的《白话本国史》，作为吕思勉的史学成名作，用白话文体写历史，是我国史学编撰体制上的创举，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影响较深的一部中国通史。

这些珍贵的民国老教材长久以来养在深闺，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图录的出版，让它们露出了真容，虽然只是惊鸿一瞥，然而雪泥鸿爪，总归有迹可寻。

发掘珍品：旧版本新价值

其实，民国文献的保护整理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一项重大工程。民国离现今虽然并不遥远，但由于当时纸张和印刷技术的局限，对民国时期的文献进行保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大多数图书馆都已编成民国文献馆藏书目，或已建成书目数据库，但随着保护、整理、利用和研究的深入，大家发现简单的书目编制只能揭示馆藏的数量，而对质量，即馆藏中的珍本、善本、有价值文献等无法充分展现。尤其是在前人已编制的目录或整理出版成果中尚未被发现或遗漏的文献，还需要进一步充分挖掘。因此，上师大图书馆开展了对馆藏民国文献的深度梳理，在对民国文献出版概况、馆藏情况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不仅可以摸清家底，而且可以找到和发现文献的价值和精华，为全国范围内民国文献的普查和整理提供文献线索。另外，通过图录形式揭示珍稀本文献，相较普通书目更加直观和真实，如一些珍贵的签名本、批注本等，即可通过这一方式有效如实地展示，同时也以图片形式保存原始记录，保护原始文献。

据蔡副馆长介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共有馆藏民国文献近六万册，其中民国图书近四万册，期刊一千余种近两万册。此次出版的图录共收录馆藏民国文献二百五十二种，以民国时期名人著述、有影响的学科代表作、珍稀版本，重要著作的初版或早期版本，以及馆藏较为有特色的一些小题材文献如敦煌学研究著述、民国老教材等为主要对象。图录分为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十二个大类，每个大类均有两千字左右民国文献出版概述及馆藏概况介绍，对民国时期各学科文献的出版情况进行概括，并作为此书文献选录的学术依据。而在收录的时间范围上，主要为民国时期，即1912-1949年出版发行的原始文献。考虑到民国时期的一些报刊创刊于晚清，某些学科研究也发端于清末，为揭示民国期刊的源流以及教材的发展轨迹，并兼顾学科研究的延续性，图录也收录少量清末期刊、图书及老教材。

而在这次摸清家底的过程中，也的确发现了不少宝贝。比如上师大图书馆的另一个特色馆藏敦煌学。民国期间出版的一百余种敦煌学著作，上师大馆藏近半，藏品包括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王仁俊辑印《敦煌石室真迹录》，该书为国粹堂宣统元年（1909年）刊本，线装，石印。另外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刊印的一系列对后世敦煌学有着重要和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的初版，如罗振玉《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以及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等。

意外之喜还包括很多名家名作的早期版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鲁迅的《彷徨》、郭沫若的《女神》、戴望舒的《我底记忆》、艾青的《大堰河》、朱自清的《背影》、周作人的《知堂文集》、王国维的《词话笺证》、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等。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初版的《围城》。作为钱锺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小说写于1944年，1946年2月至1947年初连载于《文艺复兴》，一般将此称为初刊本。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围城》是最早的单行本，即小说的初版本。小说出版后颇受欢迎，且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由于年久量少，目前已不多见。而1947年5月初版的《围城》存世更是稀少，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均未入藏此版本。2009年，北京德宝春季拍卖会新文学专场中，该版本拍出了一万两千三百二十元的高价。2015年有此版本在孔夫子拍卖网上以一万三千元成交。

另外比较罕见的版本如瞿秋白著《乱弹及其他》的初版平装本，此书首版由爱国工商人士、进步文人谢澹如以“霞社”的名义出版于1938年5月。这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版本中最为罕见的版本，弥足珍贵，被新文学版本收藏家称为“谢版”。1946年，晋察冀新华书店据此版本出版了解放区的毛纸本。1949年6月，山东新华书店根据1946年晋察冀版翻印了此书。2013年，霞社初版精装本以七万八千元的价格于孔夫子旧书网上成交。

这些民国珍贵文献，虽然只是以图录形式呈现，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它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由于上师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它们的身姿才得以展露。而这样的工作，其他图书馆、高校，以及专业收藏研究机构也都在做，正是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使得这些“宝贝”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