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症结不在音乐风格，而是趣味下沉和格调走低

我试着不加定语地还原这样一些事实———

2月25日，返场歌手赵雷登上《歌手》　的舞台，唱了一曲　《三十岁的女人》。歌里唱道：“她是个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清纯，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

2月27日，一篇题为　《是谁给了赵雷怜悯三十岁女人资格？》　的文章在社交网络广为传播，当天阅读数就突破10万+。

3月3日，这位作者再度推送，文首有一段说明：“周一，我写了篇讨论民谣歌手赵雷　《三十岁的女人》的文章，时间过去三四天，到今天周五，还不断有人在微博上用各种污言秽语骂我。”

为了证明并非孤例，我用亲身经历做补充：3月1日，我写了一篇讨论　《三十岁的女人》　是不是“直男癌”的文章。一周之后，仍旧“宾客”盈门，骂声不断。

前赴后继的讨伐者们情动于中、口不择言，都是自发行为。所以问题就来了，民谣铁粉和满嘴脏话，什么时候都能划上等号了？

要知道，40年前的台湾，民谣是乡间小路和闪亮的日子，是橄榄树和外婆的澎湖湾。20年前的北京，民谣是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是借走的半块橡皮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

一转眼，前脚嚷嚷着“你们不懂民谣的情怀”，紧接着就是连珠炮式的脏话。换以前，愤怒出诗人。现如今，愤怒出粗人。这样的情怀，但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真的是很难懂了。

赵雷只是近来大火的例子。《成都》　也只是眼下当红的歌曲。一些民谣粉水火不侵的金甲圣衣，已经穿上好多年了。在他们眼里，民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污浊世界的清流，是独善其身的港湾。现实遭遇的不公与不平，奋斗进程中的梦想与幻想，仿佛都能在民谣里找到寄托。

可惜，民谣经不住你们什么重任都堆它肩上。

从音乐上说，民谣的曲式简易、配器单调，固然有朗朗上口的旋律，但音乐本身的结构是极为有限的。这也是为何多数民谣，听起来多少似曾相识。拿歌词来讲，民谣是诗歌的尾声，却未必有诗歌的意蕴。有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一些意象拼贴的才华，民谣歌手就可以登场了。有趣的是，可能恰恰是简易可亲，拉低了欣赏的门槛，让民谣天然地靠近基层。

有人拿民谣的歌词开涮，做了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在一篇名为　《我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为了搞清楚民谣歌手们在唱些什么》　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赵雷、宋冬野、周云蓬等民谣歌手及乐队的作品，总结出使用最频繁的意象：再见、姑娘、夜空、孤独和快乐。进一步的总结是：“如果把民谣拟人化，那应该是一个喜欢南方的北京小伙子，对生活有希望，憧憬着明天，在春天感到快乐，在冬天感到孤独，没有女朋友，但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经常和她们见面，见面的地方可能是成都、昆明、南京、上海、武汉……”

更有人讽刺民谣歌词的写作方式是“滚键盘”：在空白文档里输入一堆乱码，通过自动联想生成词语，再加上连词，改动韵脚，打上回车形成空行分句，一首民谣歌词随即诞生。

我当然不认同类似调侃对于民谣的整体性蔑视，但说实话，多数流俗民谣的创作含金量，和滚键盘相差无几。因为，真正的症结并不出在民谣这种音乐风格，而是民谣近年呈现出的趣味下沉和格调走低。

面对日益丰富的审美对象，民谣似乎集体向着这样一种品相靠拢：漂泊在北国，内心向南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生活真无奈，我还有理想。

当对广阔世界的关注逐渐收拢，转向对自我的过度关注，那些原本激越而富有创造力的可能性，就容易被自怜自伤自怨自艾取代。而这种对小我的撩拨和抚慰，迎合了数以亿计的人群，彼此钳制又彼此暗示，抱团成了一种“谁都不懂我们，但我们最美好”的幻觉：想做有故事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却不肯为之付出过人的努力；整天思考南山南北海北天之涯海之角，却对眼前的人事置若罔闻；流连昨夜的酒和你的温柔，沉溺自认独一无二的回忆，却没有勇气探索未知的领域。这样颓唐的人会出口成脏，一点都不奇怪。

民谣里当然有优质的东西，譬如质朴，譬如天真，譬如亲近，譬如诗心。可惜，这些亮色到了部分民谣粉那里，成了对金句的把玩，对情怀的畸恋，甚至止步于此。画地为牢之后，还激发出某种保护地盘的动物本性，也就脱离了　自由自在自洽自怡的民谣精神。

当左立唱红　《董小姐》，张磊让更多人知道　《南山南》，有民谣粉说，这些人这些歌在圈子里早就红透了。可当赵雷登上　《歌手》　这样更大流量的平台，民谣粉又说：“好希望他们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不要被大众消费”。某种程度上，这足以说明问题：民谣成了一部分自恋者的情感投射。文艺作品能让人看见自己，这是好事。但如果只有自己，这就可能到了尴尬的时刻。

(作者为文艺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