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接过华国锋手令之后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耿飚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定价：89元
1976年4月，耿飚夫妇到西山看望被“四人帮”宣布“生病”的叶剑英(中)。
《耿飚回忆录》上册主要记载了耿飚同志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下册记述的则是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历程，也包括在“文革”中、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时的经历和见闻。习仲勋同志曾这样评价耿飚：“他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外交工作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和他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76年，继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逝世之后，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毛主席逝世后，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在瞻仰遗容、守灵和参加悼念活动中，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遗言，只听说，从9月初起，毛主席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即使想留下什么话，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讲的，不得而知。
周总理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即1976年2月2日，“四人帮”用中央名义发了个一号文件，向全党全军通告：叶剑英“生病”期间，不再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其实，此时叶帅根本没有生病，“四人帮”是以此为借口来夺他的权。可是，“四人帮”能夺他的权，却无法动摇他在全军指战员中的威望。
这时，身在中南海的华国锋，正遭受着“四人帮”的折磨。他感到“四人帮”搞政变已迫在眉睫。
据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国庆节过后，10月 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 9月 30日已去联合国， 10月 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 ”
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十二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
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4日，我见到“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伪造的“尚方宝剑”，他们要砍人了。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起来。
我谈了对梁效文章的看法。我说：“人家在下战表了！ ”
华国锋同志点了点头，呷了口茶，不慌不忙地拿出几个纸条来，并说：“那天和你谈起毛主席写的字条，因不在手头，所以没有给你看，现在我拿来了，就是这几张……”接着他递过来两张说：“今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外宾后，我向他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主席当即用铅笔写了这两张条子：一张写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等我看过这两张字条后，华国锋同志继续说：“我还同主席谈到中央的情况，我说，他们（指‘四人帮’）许多事都不听我的，很难办。主席又写了这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最后我谈到各省的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并请主席作指示，他又写了这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
在解释了这些字条的来由后，华国锋同志接着说：“我也感觉到了，他们几个在跟中央、跟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作对，随便抓件事就大吵大闹，胡搅蛮缠。主席去世后，政治局晚上开会，一吵就是大半夜。每个晚上，江青都要打电话给我，乱叫乱嚷，吵得我无法睡觉。她晚上吵闹白天睡大觉，可是我白天还要工作……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华国锋拉我坐下，然后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要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6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感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我接过手令之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他答道：“是警备一师。”“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指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暂不对外公布此事），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领受完任务后，立即驱车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卫电台、电视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已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二十名战士。我带着十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十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有十一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二十三点四十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
我考虑，光靠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因此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我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我对邓岗说：“我们得住在这里，你也不要回家了。”于是，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我们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我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我睡一会儿，再换他睡一会儿。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新闻舆论阵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我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想越难于入睡，索性起来继续伏案工作。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市广大市民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自发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