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尝3800万元成果转化“甜果”

同济大学王占山教授团队成员围绕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研发在做试验。(张众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昨天，同济大学和沪上一所光学企业签署一单金额高达3800万元人民币的技术专利转让协议：该校王占山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润坤(上海)　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将以现金方式支付技术转让费。据了解，这不仅是同济历史上最大额度的技术转移现金合同，即便在全国高校系统，这样的案例也属罕见。

根据同济大学制定的科技成果转移收益分配方案，王占山教授团队可获得技术转移金额的85%作为奖励。

在尝到成果转化的“甜果”之前，王占山科研团队曾是学校里的“千万负翁”，为了搞研究不得不四处借钱。而今，获得高额的转让收益，王占山团队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转化的绝大部分收益作为科研发展基金，以项目的形式留在学校，实现科研反哺育人。

揭了一张服务国家需求的“招贤榜”，曾经“借钱”搞科研

王占山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能从大学实验室走向市场，这是很多业内人士不曾想到的。因为，高能激光技术和装置是国防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之一。而激光薄膜器件的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和高端器件又长期受到国外封锁与禁运。

简单地说，王占山团队的项目要实现成果转化，至少得跨越“三道关”：一要实现从国防科技到民用的转化；二要突破从基础研发到技术应用的门槛；三要在市场上找到懂经的“伯乐”。

据了解，当初王占山团队将研究重点瞄准激光薄膜器件，和一张“招贤榜”有关。本世纪初，我国开展“神光Ⅲ原型”超大功率激光装置建设，但因为激光器光路中能量负载最大的光学元件“Pick-off镜”的性能不过关，导致整个装置没能通过国家验收。获悉这个消息后，王占山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揭榜，在没有基础条件投入的前提下，承担起了高性能Pick-off镜的研制工作。

用同济大学科研管理部部长贺鹏飞的话来说，最初做科研时，这个团队是个“千万负翁”。因为当时“神光Ⅲ原型”建设工程已结束，无法提供科研所需仪器设备的购置费用，只能提供一些科研费用。为了解决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的问题，王占山团队不得不向学校“借款”500万元。此后，他们又成功说服了一家日资企业，通过“零首付、五年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得研发所需的关键设备———两台光学镀膜机，耗资1.75亿日元。

“企业+高校+服务机构”，打造三位一体技术转移模式样板

刻苦研发了两年，王占山团队在这一基础领域的突破，直接将我国的光学薄膜推到了国际前沿，同时掀开了高功率激光装备这个广阔的市场。在2015年，世界工业激光器市场份额约为32亿美元，其中，高功率激光器约占了60%的份额，年增长率约为9%。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高功率激光装备的研究。

获得市场认可后的王占山团队很快产生了新的“困惑”。多数情况下，高校只能承担小批量、高精尖的产品研发，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量大面广”的需求。手头的成果要转化，必须依靠企业的力量，但在这个十分小众又门槛极高的细分领域，到哪里去找“懂经”的企业合作呢？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王占山团队之所以最终能够牵手沪上一家光学科技企业，在其中扮演关键中介角色的，正是上海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

同济大学针对此次的成果转化，形成的是一份四方收益分配方案：3800万转移转让费中，学校占15%，剩余85%的经费由王占山团队支配。而这部分团队支配经费又一分为三：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占5%，王占山团队70%，具体服务人员10%。

贺鹏飞说，这样的分配机制，既提升了科研人员开展技术转移的热情，又为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进入技术转移过程打开了通道，使得技术转移转化过程得以规范化。由此，这一成果转化项目也成为一个极具借鉴意义的样板：是“企业+高校+独立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三位一体的技术转移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

教授团队大部分收益将反哺育人，企业决定后续追加1.6亿元

记者获悉，王占山教授团队目前已决定拨出绝大部分的收益，设立一个奖学金和一个科研基金，前者用于人才培养，后者用于团队中年轻教师的培养。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科研成果在转移后能够顺利走向市场，消除企业“成为创新技术应用的小白鼠”的后顾之忧，在降低企业技术转移风险上，同济大学做出了新探索：为减小企业的资金压力，降低企业未来的经营风险，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提出技术转移费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允许企业在两年内分期支付技术转移费用。

此外，对于此次技术转移，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也将以专项发展资金重大项目的形式，对转移后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准备进行配套支持。目前，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又提出了1.6亿元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准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