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践耳：将“山歌”献给党和人民

95岁杰出音乐艺术家昨辞世，根据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

像聂耳那样，为救国图存谱曲，为人民呐喊，是朱践耳践行的理想。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谱写这段深情宽广音乐的人走了。昨天，上海交响乐团确认，我国杰出的音乐艺术家、原上海市文联主席朱践耳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享年95岁。根据朱老遗愿，不开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曲家，朱践耳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英雄的诗篇》　之所以动人，因为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艺术家，朱践耳23岁加入新四军，从此开始跟随革命理想、与人民同行的人生，注定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　的深情音乐，能从他的笔下流淌进一代又一代人民心中。此外，他不仅为　《接过雷锋的枪》　谱曲，还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接过雷锋的枪，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学习他，对人民无限忠诚……学习他，为祖国献出青春。”

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

朱践耳1922年生于天津，原名荣实，字朴臣。青少年时期的苦难，并未磨去他心头对理想的憧憬。那个年代少有偶像，朱践耳却早早地对聂耳的作品情有独钟。他如今广为人知的名字“朱践耳”就是为偶像而改，寓意“践行聂耳的道路”。他曾说：“只要他的作品出来，我马上要买来。1935年，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不幸溺水身亡。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非常可惜，聂耳若活着，一定是非常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像聂耳那样，为救国图存谱曲，为人民呐喊，是朱践耳此后始终不改的理想。

1945年，朱践耳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在此期间创作了　《打得好》　等传遍部队的军乐曲。《打得好》　问世后，战士们士气高涨，打到哪里歌就唱到哪里。1959年留学前苏联期间，他在遥远的莫斯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岁生日写下　《节日序曲》。毕业作品，他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为题材，选用了　《清平乐·六盘山》　《西江月·井冈山》　《菩萨蛮·大柏地》　《忆秦娥·娄山关》　以及七律诗　《长征》　五首毛泽东诗词配乐写歌，组成五个乐章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

1960年，朱践耳学成归国。不久后，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他根据　《雷锋日记》　里的一阕短诗，仅用了半个小时便谱成了曲，定名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层次丰富、情真意切的曲子经由才旦卓玛的演唱广播后，在中华大地引起热烈反响，至今仍在人民中传唱。同一时期，他还为　《接过雷锋的枪》　谱曲并作词，为千千万万个与雷锋拥有相同理想的青年人鼓舞士气。

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告诉记者，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英雄的诗篇》重返舞台演出，“那一晚，已经93岁高龄的朱老格外激动”。

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这些年，上海交响乐团的后生晚辈是朱老家中最常见的客人。团长周平回忆：“老人每一次都悉心准备，他拿出报纸、音乐期刊，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感悟。我们一到，就开始讨论创作。”仅有几次谈话与音乐无关。他嘱咐上交的人，自己身后不办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捐献国家。

“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

在陈燮阳眼里，朱践耳是前辈也是音乐诤友，“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让人敬重”。

这种人民情怀，写在朱践耳音乐道路的每一步中。正是他去西南、去村寨，与人民生活在一起，才谱出了风格各异的民族交响。陈燮阳对朱践耳的创作如数家珍：“《第六交响曲》中，他把民歌的原始录音直接植入交响乐；《第八交响乐》　是‘二人交响曲’，只用一把大提琴和一件打击乐器，就用交响乐的手法曲式谱了出来；《第十交响曲》　中，他将最具民族神韵的古琴和京剧吟唱与现代作曲技法熔于一炉。”朱践耳曾说，中国人作曲有优势，那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音乐传统非常深厚。中国语言本身就很音乐化。音乐本身就是人民创造的，后来慢慢走向专业化，走向精细甚至高级。他现在所做的，是回到了本原，也就是保留音乐的朴素美、自然美、内心美、深层美，还它远古的、历史的、原来的面貌。那些原始的记谱是歌唱家、演奏家模仿不出的，是非常神奇的。

“他是人民的知音。”上海音乐家协会的曹畏记得，1982年　《黔岭素描》在“上海之春”首演，朱践耳在后台被一位少数民族听众拉住，“我们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朱老后来告诉曹畏：“1981年，我去贵阳观摩‘苗岭音乐节’，而后前往黔东南的山区生活了一个多月，亲历了他们的生活风情，我惊喜地发现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充满了十二音，使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震撼，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朱老把　《黔岭素描》　比喻成“用音乐的刻刀刻画成的一组单色木刻”，这般对多调性、侗族特殊调式与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在当时既标新立异，又返璞归真。

朱践耳那次深入黔东南的采风适逢春节前夕，苗家人热情端出的土菜让花甲之年的朱践耳肠胃不适，上吐下泻外加高烧不退，折腾了许久。但那次深入生活，他带回了　《纳西一奇》。“朱老的创新，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民间音乐传统为创作根基的，同时结合新的创作技法。”周平说，朱践耳在一次次去云贵、去西藏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民间音乐五彩斑斓的个性，“并从中悟出，其实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跟西方现代派音乐很接近”。

以纯粹许音乐，梦寐以求是“动人心扉的大交响曲”

青年时期一次卧病在床，为朱践耳打开了通往音乐殿堂的大门。彼时，一台借来的老式收音机陪伴他走向焕然一新的人生。他从柴可夫斯基的　《“悲怆”交响曲》得到鼓舞；为贝多芬　《“命运”交响曲》感到惊叹；在肖斯塔科维奇　《第五交响曲》　发现新奇；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当代作品　《春之祭》　《火鸟》　日夜沉醉。那些美妙的声响让这个病榻上的年轻人心生欢喜：“我不由遐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动人心扉的大交响曲。”

从23岁许愿到1986年他的　《第一交响曲》　问世，梦想的达成，朱践耳用了40余年。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没有一分纯粹，不可能抵达。”

“纯粹”可以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1985年到1999年间，朱践耳创作了10部属于中国人的交响曲。在周平看来，

“这既是一位音乐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其中部分交响曲在观念和技法上的先锋性，更显示了一位中国音乐家将西方交响纳为己用的创作胆识。他不仅有古典音乐创作的技艺，而且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作曲技法，许多作品呈现出的当代性，甚至远超许多年轻作曲家。”

“纯粹”也可以是一种日日不虚度。朱践耳70岁时是上海音乐学院课堂里最年长的“学生”。他的晚年时期，最乐在其中的休闲活动便是与后辈谈音乐。他用布满皱纹的手所写出的总谱，被出版社惊叹“工整得可以直接付梓”。曹畏告诉记者：“朱老敬畏音乐，他用最纯粹的音乐之心与人相交。他珍视听众的评价、媒体的评价、同行的评价，每每有心得，就记在小本子上，反复拿出来推敲。”许多人都见过，朱老随身带着本红色笔记本，里面写着他对生活、对音乐的感悟。他给小本子取名“一得篇”。一本写满了，换一本继续，天长日久，便成了“一得集”。

先生千古，国内音乐界一片哀泣。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正在欧洲准备乐团巡演，惊闻噩耗，心情沉痛异常，他说：“朱老是中国老一辈音乐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音乐家的良心。他对上海交响乐团、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贡献，是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周平说：“音乐是先生留给上海交响乐团、留给中国音乐界的财富，这个时代有朱践耳先生是何其幸运。对朱老的离去，我们唯有用音乐深深地缅怀和致敬。”

今年10月21日，原本是上海交响乐团复排的　《天地人和———朱践耳作品音乐会》　上演的日子。这台音乐会作品由朱老不同时期创作的四部代表作构成，蕴涵着“和”的艺术境界以及生生不息上下求索的人文理想，包括　《节日序曲》、第六交响曲《3Y》、唢呐协奏曲　《天乐》、第十交响曲　《江雪》。周平叹息：“最可惜的是，朱老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坐在台下看我们排练了。”陈燮阳则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珍藏的信封，皱皱的纸上写着端正的字：“陈燮阳老友，排练太辛苦了，吃点巧克力。”

曾经有乐迷说，有朱先生和他的音乐在，真是这个时代莫大的幸事。如今，他的作品仍回荡在风里，我们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