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的态度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王筱丽

昨天，日本无条件投降72周年，朋友圈里在为一部特殊电影鼓劲。《二十二》，国内首部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从预排片0.3%到首日排片1.4%，再到昨天傍晚的4.6%，一路逆袭。最终，这部小成本纪录片昨天在上映次日以单日票房破1000万元的成绩，制造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奇迹。

意料之外是对于电影市场而言的。《二十二》没有声势浩大的前期宣传，没有如今商业片运作常见的保底发行模式，它甚至连正常公映都走得磕磕绊绊———是历经三年网络众筹，才走到了院线观众面前。情理之中则完全出于历史和民族情感。它是否符合电影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从民族记忆与乡土里得来的影像记录，本身就是一道历史的深深刻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在商业院线的表现，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的态度。

沉重历史面前，一切修饰都是多余的

2012年，80后导演郭柯拍摄了广西“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的“日本儿子”的生活，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三十二》　得名于此。2014年，幸存的老人只剩下了22位，为了尽可能地留住这段历史，郭柯开始了纪录电影　《二十二》　的制作。

苦难的记忆如何去拍，会不会有消费磨难的嫌疑，这是郭柯反复琢磨过的。坐在影厅里，观众会感受到这部影片独一无二的气息：没有震撼的配乐，没有煽情的旁白，镜头收敛了一切粉饰的炫技，冷清至极。画面里，除了22位老人在农村平凡的生活，很少能读到那段尘封已久的伤痛记忆。郭柯坦言：“跟老人相处一段时间，当看到老人们的眼睛的一瞬间，我想你的选择会和我一样，不会多问了。那一刻，你只是一个晚辈，不是什么导演。当我把她们当作我的亲人看待，我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将所有镜头拉长，给观众一个机会深情地看看她们，去体会老人的生活环境和她们的心情。”

但就是这种“无聊”的画面，产生了震慑心灵的作用。就像导演所说：“如果这是我奶奶，我会要求她们回答那些血淋淋的问题吗？”她们是活生生的人，也是了不起的历史老人，唯有深情凝视，才是最大的尊重。

民族大义面前，一切情绪都是自发的

“只要求得‘1%’的排片，约600万票房，这意味着有20万人进影院，这样就够了。”郭柯上映前曾这样表示。但就在上映首日，一天300多万元的票房已让片方的工作人员苏北淇感恩连连，她说“这是个奇迹”。

早在2015年10月，《二十二》　就拿到了公映许可证，无奈发行费用不足，影片便在公益平台上众筹。结果，参与众筹总人数32099人，筹得100多万元，成功解决了影片上院线的问题。片尾，这份长长的名单、32099个名字出现在了字幕上。除此之外，演员张歆艺主动借出了100万元拍摄费用，大量学者提供帮助，众明星录制视频呼吁观众走入影院，院线经理们也主动加排了许多场次———这些不约而同自发的行为共同造就了　《二十二》　今天的成绩。

影片末了，黑底白字，22位老人的名字在银幕上出现，又一个个被加上框，剩下的名字渐渐隐去。就在8月　12日、公映前两天，片中的主角之一黄有良老人在海南离世，终年90岁。“二十二”只剩下了“八”，“三十二”终将归零，自然规律无可逆转，但有些正义必须伸张。老人生前曾是八名赴日起诉的海南“慰安妇”之一，她们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受害者的名誉。从2001年7月到2011年，案件经过长达十年的诉讼、抗争，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

如今，黄有良老人走了，当年赴日参与诉讼的老人没有一个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历史的面貌不会模糊，《二十二》　就是最好证明———我们不会时时哭泣，但一刻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