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超级英雄片：靠“文艺”拯救套路?

好莱坞影片《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给出一个不是终章的结局，更多的讨论等待被展开

电影《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剧照。

杜庆春

让“人”或者角色的故事更为有效，让情感更为充沛，这是好莱坞正在对超级英雄片这种类型进行的调整。

《猩球崛起》　这个系列前两部的优秀表现，使我对　《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　充满期待；然而面对曲尽人散的时刻，又难免有些失落。这部电影尽管没有从“人/猿冲突”这个大主题上逃逸，但它回避了两个种族之间的对决，也放弃了在“大结局”中完成大场面的堆砌。我可以理解这种选择，如同　《金刚狼3：殊死一战》　的策略，或者说，这是好莱坞正在对超级英雄片这种类型进行的调整，即让“人”或者角色的故事更为有效，让情感更为充沛，注入一些文艺电影的灵魂。

“最终对决”是此类系列电影的最终使命，这意味着要完成正/邪、善/恶对立双方之间的彻底决战，是一个通俗叙事的使命。而　《猩球崛起》　的终章毫无疑问地对这个叙事模型做出了比较大的修正。维持通俗叙事的模型，对于这个系列而言存在着一个伦理悖论———一个由人类书写的故事，要写到人类和猩猩的对决。所以必须对剧本的顶层设计进行策略性调整。再则，根据这个系列之前设定的叙事背景，人类与猩猩之战的视觉效果是轻火器与原始战斗的对峙，这个对抗逻辑及其视觉模型太容易诱导观众联想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的过往，当历史代入视觉奇观，则必然陷入一种陷阱。

于是，《猩球崛起》　的终章把矛盾的焦点集中于猩猩领袖“凯撒”和人类之间的个人恩怨———他的孩子死在人类上校的枪下，他骑马前往人类世界报复，在那里，他将遭遇隐喻着“极端人格”的上校。在这个叙事策略下，电影演变成“约翰·福特遇上科波拉，《搜索者》　叠加了　《现代启示录》”的思辨主题，戏剧中的最终对决从人类与猩猩两个族群的冲突，转向两个肩负族群使命、深陷暴力漩涡的个体之间的对立，从他们最终的不同选择，回到救赎、宽恕和生命这些古老主题的舞台上。这样的戏剧议题设置，会让一些文艺需求强烈的影迷产生新鲜的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会让这部作品在更大众的范围里遭遇质疑，尤其是对比这个系列前两部影片制造的奇观，带着对技术和场面的期待，那么这部影片的实际观影体验很可能充满违和感觉。所以在商业叙事策略的层面，我们有理由思考，用“狂人”和“圣徒”的对立形象去消解人类与猩猩族群冲突的命题，是不是解决这个系列原生的顶层架构缺陷的最佳方案？

因为动作捕捉技术的成熟以及CG图像的拟真质感，好莱坞拥有了创造全新奇观的可能，这使得“金刚”和“人工智能”的主题借由“生化危机”的模型产生化学反应，即“人类创造出了超越人类的生灵”，这就是“猩球崛起”系列获得足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终章”出现之后，同类型、同题材、同主题的影像产品其实可以继续生产下去的原因。只要这种化学反应所产生的主题和视听创意还能持续发挥作用，这个系列就还有生命力为好莱坞的生产线提供有效的产品。

“猩球崛起”的故事背景，很大程度是代入美国“白人—印第安人冲突”等复杂的历史场景后，构建了一个架空的世界，并设置了正义与邪恶相互渗透的复杂背景，进而讨论“文明进化论”这个主题深刻的内涵和外延。这部分地接近于刘慈欣在小说《三体》　里展开的“宇宙社会学”的思考，也类似在“人工智能”的维度上讨论，随着人类创造出超越自身的“文明族群”，是否可以反思“人类的文明使命将终结”这个冷酷的问题。《猩球崛起》　系列拉开了对这些主题深入思考的序幕，在这部其实不能算作终章的“最后对决”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想象这些命题将为后续诸多类型电影的生产提供创意和生产力。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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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　为“猩球崛起”系列画下句号。2011年，《猩球崛起》　上映，这是经典科幻电影“人猿星球”系列的前传。在好莱坞，“人猿星球”被公认是和“星球大战”系列具有同等地位的电影品牌。在　《猩球崛起》　之前，这个系列共有五部电影：《人猿星球》　《失陷猩球》　《逃离猩球》　《猩球征服》　和　《决战猩球》，从1968年到1973年间陆续上映。这些影片是科幻电影史中的特异案例，以架空的背景，映射当时美国社会的族群矛盾与冷战、越战造成的阴影，在通俗的科幻影像中，表达了对科技异化人性的忧思。《猩球崛起》　是对“人猿星球”系列的重启，在时间线上，新的三部曲回到“人猿星球”故事的开端，讲述人类文明的荒废并追溯猿族的启蒙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