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大师对话：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

夏目漱石

2017年9月11日，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右）与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绍兴参加“大师对话：鲁迅与夏目漱石”活动合影，夏目房之介作漫画一幅留念。

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居住过的“伍舍”。夏目漱石曾在此居住。

■王锡荣

鲁迅和夏目漱石的长孙们的会面

今年是日本二十世纪著名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也是中国二十世纪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在日本开始文学写作的一百一十年。9月11日，夏目漱石的长孙、漫画评论家夏目房之介先生，与鲁迅的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令飞先生，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会面了。这是极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次会面。当他们两人同时在对话会现场出现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留着跟鲁迅一样的一字胡。只不过，周令飞的胡子还基本是黑的，夏目房之介先生的胡子却是全白了，实际上头发也全白了。夏目房之介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漫话评论家，当然，漫画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在交谈中，兴之所至，拿出画笔随手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周令飞，一个他自己。旁边写着：“周先生、房之介”，还用日语写了一句：“感谢了。夏目房之介 2017，9月11日”。他虽然身材不很高，但是，脸型甚至眼神，都与夏目漱石颇有几分神似。实际上，夏目漱石和鲁迅两位的长孙，都跟他们的爷爷有很高的相似度。周令飞是以长相酷似其祖父鲁迅而著称的，不同的是，夏目房之介身高比夏目漱石可能略微矮一点，周令飞却比鲁迅高了不少。当9月10日笔者在上海浦东机场迎接夏目房之介的时候，曾问过他：“您的祖父身高比您如何？”因为在我以前看照片所得的印象中，夏目漱石身材似乎还要高一点。但他说：“差不太多吧。”我想我可能误会了。正如有很多人从图画上看到鲁迅，以为他是高个子，实际上却只有一米六多一点。而周令飞却有一米八以上。长相相似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但作为中日两国两位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作家的后代，相聚到一起，而从他们身上展现了两位先人的风采，不能不说具有一种象征性。更意味深长的是，夏目漱石被誉为“国民大作家”，而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大体可以等量齐观了，一百十年前，他们在东京失之交臂，而今天，他们的长孙却相聚在一起！

鲁迅曾在夏目漱石的旧居里居住了大半年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因缘起于一百十年前。1907年，夏目漱石已经发表了《我是猫》《哥儿》《草枕》《野分》等小说，正在边写边发表《虞美人草》，在日本文坛已经如日中天。而留学中的鲁迅已经从仙台“弃医”返回东京，开始“从文”。他对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有出必看，还常跟别人议论，从一个外国学子的角度观察这位作家笔下的日本，了解和理解日本社会与文化，同时也吸收其写作艺术。在这一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开始崭露头角；就在这一年9月，夏目漱石搬离了东京大学附近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屋，因为随着夏目漱石的声名日隆，房主提高了房价，使夏目漱石非常不爽，于是愤而搬离。就在这之后不久，机缘巧合，鲁迅同乡好友、同在东京留学的许寿裳找到了这里，打算租下这屋。但是房价太高，他个人无力承担租金，于是和鲁迅兄弟，又另外找了两个好朋友，五个人来合租。那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浙江杭县人钱均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父亲），另一个也是同乡人朱谋宣。因为是五个人合租，所以称为“伍舍”。按照周作人后来的说法，这所住宅是很华美宽敞的，但是我们从旧照片上看，看不出有多华美。去年4月，我在东京，还特地请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陪同，去踏访了这个住所，房屋虽然还在，可是因为是民居，无法进入，只能在外围立牌处照了几张相。

鲁迅兄弟等人搬进这里，是在1908年4月。但他们实际上住得并不长久。这年年底，由于钱均夫和朱谋宣因故搬出去，剩下的三个人也就租不成了，于是迁居到了附近的另一处稍微小一点的房屋。

就这样，鲁迅在夏目漱石的旧居里居住了大半年，就遗憾地离开了。但是，夏目漱石居住过的房屋，鲁迅会机缘巧合地住了进去，可以说，这件事具有一种象征性。看鲁迅在之后的人生轨迹，这件事，或许给鲁迅留下了一个情结。尽管第二年秋天鲁迅就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回国，但鲁迅的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日本。他仍然关注日本文学。他不断通过日本的完丸善书店、相模屋购买书籍。虽然由于国家积贫积弱，鲁迅急欲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把目光投向了东欧、北欧的弱小民族，优先引进了他们的文学作品，但是，夏目漱石早已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在多年以后，当鲁迅在北京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就重新关注日本文学，除了写小说，他也开始编译日本文学作品。他最早翻译的，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这个武者小路实笃，正是受到夏目漱石很大影响的白桦派作家。接着，鲁迅就和周作人翻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在系统介绍日本文学作品的时候，鲁迅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两篇短篇小说，而且，对夏目漱石评价极高。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徘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这是鲁迅对日本所有文学家中的最高的评价。日本近代以来，不乏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的人物，甚至也不妨说，其中有不止一位对鲁迅产生过影响的人物。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也接触过、阅读过、翻译过很多日本作家的著作，其中，鲁迅评价最高的，就是夏目漱石。更重要的是，日本文学当中，真正对鲁迅创作产生了影响的日本人，恐怕要首推夏目漱石。

鲁迅受夏目漱石影响之我见

我要指出的一点是：迄今大家说得比较多的，关于鲁迅创作受到夏目漱石影响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我认为过于坐实了作为两人间影响关系的证据。准确地说，我绝不是要否认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而是不赞同现在一些比较流行的对鲁迅受夏目漱石影响的具体描述与分析。

比如说，有人认为：鲁迅的《狗的驳诘》，通过“狗眼看人”的另类视角，揭示人类的种种悖谬，是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猫眼看人”方法借鉴来的；鲁迅的《死后》一文，写法从夏目的《梦十夜》的第八梦可以找到模板；而《藤野先生》是学习了夏目《克莱喀先生》的写法——都是写自己留学时的外国老师；《阿长与山海经》则带着明显的《哥儿》的情调；而《过客》则与《梦十夜》的第四梦类同：主人公姓名、年龄、来处，去处，这四大身份认知均不明，人物境遇与情调都很接近。这些都很明显地证明鲁迅创作所受到的夏目漱石的影响。如此等等。

实在说，这些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鲁迅从夏目漱石作品中受到启示，写作上受到其影响，是不必讳言的。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夏目对鲁迅影响的发生方式，换句话说，鲁迅接受或学习夏目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并不是体现在一些具体而微的写作技法、谋篇布局，或者情节构思上。如果那样，就不是鲁迅了。我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首先鲁迅所吸收的是东西方兼有，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学积淀，他所吸收的多方面的文学养料，并非单一承传。就是说，鲁迅不可能只学一家，也不可能哪一篇或者哪几篇学习某个人，另一篇或另几篇学习另一位；其次，鲁迅在写作的时候，不可能照搬一家的写作方法，他不可能使用临摹式的写作方法，不可能读了哪一篇作品，然后来依样画葫芦写作。那是中学生初学写作的办法。对鲁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以鲁迅的某一作品写法与夏目的某篇作品构思和写法相联系，探寻其影响关系，是过于主观的，常常会牵强附会。

第二条：鲁迅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已经是成熟的学者和老于文笔的写作者。尤其是，鲁迅绝不是一个愿意和满足于模仿别人的作者。我相信在鲁迅真正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他是什么也不看，什么作品也不去想的。不能想象鲁迅写作的时候把夏目某篇作品拿来阅读后才开始写作，或者某天重读了夏目的作品，便兴之所至，提笔来写作品。如果人们从他的写作中看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子，那是人们主观的联想，并不能得到证实。周作人曾经说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这就是说，他也找不出具体的证据，而上面那些分析研究却是似乎看出了“明了的痕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周作人又说：“（鲁迅）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 （《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这固然触及了鲁迅受到夏目漱石影响的一个侧影，但是仍然不能具体落实到哪一篇作品。

因此，更加可能的是，鲁迅在开始创作以前所读的外国小说，所有他受到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是表现为显性的模仿，而是表现为隐性的吸收与素养的积累。在鲁迅的素养中，包含古今中外的文学积淀，其中自然也包含夏目漱石。但当他写作的时候，并不会想着夏目漱石的作品，因而也不会存在于他的构思中，而是融合于他的观念中，已经综合、转化为他自己的思维逻辑和话语系统，也就是周作人说的“作风”和“笔致”。

我们既然承认鲁迅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那么，在鲁迅的文学观念中，究竟有哪些夏目漱石的影响因子呢？现在很多学者挖掘得很细致，很深入，有的还很玄乎，我觉得已经有些过度解读、过度阐发了。但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是可以承认的：

首先，是关于文学功能的观念。有人说鲁迅从夏目接受了“文学的非功利性”观念，我觉得那样说有点生硬了。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正是强烈地追求文学的改造社会功能，即文学的功利性。我认为，对于夏目所主张的“低回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的文学观，鲁迅是接受的，或者说是认同的。此后鲁迅一生都秉持这种文学观，而且以此立身，不惧在激进的社会潮流中被人嘲笑，也不惜在“革命文学”大潮中与人论争。鲁迅的文学工作曾经被人讽刺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它所矜持者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鲁迅虽然愤然于对方的罗织罪名，但是“有余裕的文学”的观念，恰恰与鲁迅“穷人没有时间之乎者也”的文学观念相同。

鲁迅这样表述他的“有余裕的文学”观：“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正是典型的“有余裕的文学”观。

应该说在留学时期的阅读中，鲁迅对夏目漱石由作品欣赏，到观念认同，接受了夏目漱石，使之成为鲁迅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夏目漱石一直影响着、规约着鲁迅的创作和评论，以至于整个文学活动。

这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的。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说，鲁迅是喜欢讲趣味的。《鲁迅全集》里使用“趣味”一词达到一百多次。鲁迅的作品也曾被讥为“以趣味为中心”（成仿吾），可是鲁迅并不以讲“趣味”为耻，反而不无自豪地说：“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还以自嘲的口气说，别人骂他“三个有闲”，他倒觉得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甚至声称“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三闲集·通信》）。他还认真地讨论过文学的趣味问题。他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言必称革命而排斥趣味的风气。很显然，鲁迅的文学观是：文学如果没有趣味，那就没有价值，当然也没有读者。对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另外进行专题讨论。但在这里，我要提出的，是鲁迅这种文学观的来源，虽非唯一，但其中显然有夏目漱石的影响因子。

应该指出的是，“趣味”一词其实并不只能解释为“有趣”。“趣味”原本有“旨趣”与“口味”的意思。当鲁迅说“讲趣味”“有趣味”的时候，“趣味”略同于“有趣”；而当他讲到“低回趣味”的时候，则这“趣味”是指一种文学旨趣和情调。而“低回趣味”的中文解释，我的理解是一种低缓萦回、幽婉曲折、低吟浅唱，透着淡淡忧伤的情调。

但是，鲁迅说夏目漱石所主张的是“低回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这句话还是有难解之处的。本来“低回趣味”并不能等同于“有余裕的文学”。我的理解是，由于主张“低回趣味”，不主张慷慨激烈，正如夏目自己说的“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于是写作成为一种“有余裕”者的行为，写出来的作品成为一种情调低回、不慷慨激昂的作品、“有余裕”者欣赏的作品。如此理解，未必尽当，谨此就教于方家。

其次，在创作风格上，鲁迅也受到了夏目的影响。鲁迅最欣赏夏目漱石的什么呢？他有四句话概括夏目的写作：一曰想象丰富，二曰文词精美，三曰轻快洒脱，四曰富于机智（《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介绍〉》）。这是鲁迅早年阅读的印象，也是对夏目的写作风格的高度概括。当然，这些概括是准确的。虽然是否全面，还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就会发现，这些也正是鲁迅本人具有的写作风格特点。当然不能说鲁迅是承袭了夏目的写作风格，因为情况完全不同。但是，分别而论，鲁迅的作品也都可以举出这些特点的例子来。考虑到鲁迅的文学创作高峰期开始于他阅读夏目漱石十多年后，而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鲁迅最先翻译介绍的日本文学作品并不是夏目漱石，后来也只翻译了两篇不长的文章。在鲁迅第一波创作高峰中，夏目不是作为显性的著译资料、文学资源和技法范式，而是作为积蓄在鲁迅创作能力中、积淀在鲁迅的创作观念中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隐性影响因子而存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想象丰富，文辞精美，轻快洒脱，富于机智”这些特点，无论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还是其它作品，都当得起这几句话。当然，总体上鲁迅比夏目更深沉、更内敛，也更厚重，那当然是吸收了更多历史文学养分，包括欧美的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养料，融合到了他的作品中。只不过其表现方式是随机的，混合的，因作品中人物、环境及情节的特点和需要而使用、而出现的。

至于其他方面，鲁迅或许还接受了更多的夏目漱石影响，但是，在创作上最明显、最突出，而且可以看到充分证据的，我觉得是这两点。

从鲁迅对话夏目漱石说到中国文化走出去

2014年举办的“大师对话：鲁迅与雨果”，是鲁迅文化基金会举办的“大师对话：鲁迅与世界文豪”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活动先后在法国巴黎、滨海塞纳省和中国上海、绍兴展开。当时，雨果家乡的滨海塞纳省省长就对周令飞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那次对话以后，法国先后派了几批人来寻访鲁迅故乡，在纪念馆挂了牌，还有七所法国的中学主动提出跟中国的中学建立对口交流关系。今年基金会又筹办邀请多所中学学生前往法国与对口交流学校进行学生之间的交流。

2015年，“大师对话：鲁迅与托尔斯泰”活动又先后在上海、绍兴和俄罗斯托尔斯泰故乡莫斯科郊区的波良那庄园展开。托尔斯泰的第五代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小托尔斯泰和夫人、托尔斯泰庄园纪念馆馆长托尔斯塔娅及其研究中国文学的女儿，一起来到中国。回国后，他们受到启发，也展开了与“鲁迅对话世界文豪”活动相似的系列活动，并加强了与中国文化界的互动。2016年他们与鲁迅文化基金会合作举办“托尔斯泰与世界文学翻译家会议”等活动，2017年又与鲁迅文化基金会、光明网合作开展互评十名最受欢迎作家活动，现正与鲁迅基金会和中国社科院合作举办中俄文学论坛。

2016年，“大师对话：鲁迅与泰戈尔”活动在中国和印度先后展开。印度学者来中国后，感慨良多。今年印度又在筹备举办鲁迅展览，尼赫鲁大学准备开设鲁迅研究课程。

今年的“大师对话：鲁迅与夏目漱石”活动，是“大师对话：鲁迅与世界文豪”系列对话的最新活动，在绍兴、杭州、上海举办活动后，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接着还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和福井等地相继展开对话和展览。实际上，“鲁迅对话意大利但丁”“鲁迅对话德国海涅”“鲁迅对话美国海明威”等活动也已经在筹备中。可以预见，“鲁迅对话世界文豪”系列活动，将产生滚雪球式的长远影响。

这项活动，为什么能够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而且具有很强的扩散能力呢？显然首先是由于鲁迅的深厚内涵和扩散能力。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以至于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鲁迅的深厚文化内涵，是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伟大作家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讲好鲁迅的故事，能有效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也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宝贵文化资源；其次，对话是当前的世界潮流，人们更愿意以平等对话的方式来交流。在对话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些历史伟人的光辉。鲁迅和这些人物虽然基本上都不曾见过面（除了泰戈尔），但是活动选取的对象，都是各国、各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各国、各民族都愿意让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世界各国的作者、读者面对、对话，让人们更多了解他们。即使本来已经极其著名的对话者，也不会拒绝不断扩大影响，不断获得新的读者。

与各国代表性作者的对话，实际面对的是今天的读者。讲好了这些代表性人物的故事，就获得了今天的读者以及今天的世界的认同。事实上，中国文化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走出去”，是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