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雅集 不朽的完人
张元济先生
今年10月是近代文化巨子张元济先生（1867-1959）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商务印书馆隆重影印1956年由商务同仁发起征集、各界文化名流参与的庆寿诗文书画，用陈叔通、叶恭绰题签《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为书名，以大本六开绸面线装三册出版。
《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最后，是寿星亲书的答词：
余九十初度，远道朋辈各以文字相贶，深感盛意，谨口占一绝，聊表谢忱。
正叹年华逐逝波，
颁来美意故人多。
愧无佳句还相答，
聊作琼瑶远拜嘉。
■陈尚君
今年10月是近代文化巨子张元济先生（1867-1959）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商务印书馆隆重影印1956年由商务同仁发起征集、各界文化名流参与的庆寿诗文书画，用陈叔通、叶恭绰题签《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为书名，以大本六开绸面线装三册出版。
元济先生字菊生，可说是近代难得的完人。为示尊重，本文后称菊老或寿翁。
《纪念册》卷首有商务印书馆同人祝寿词《敬祝菊生先生九十大庆》，具名者为俞澄寰、丁榕、徐善祥、陈懋解、郁厚培、韦傅卿、俞明时、史久芸、沈季湘、张雄飞、丁英桂十一人，都是长期在商务任职的高中层人员，也显示本次征集活动的非官方色彩。尽管在卷端有照片，寿翁亲题：“余祖孙三人展阅陈毅市长、柯庆施书记所赠白石老人画。”又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高等教育出版社贺辞列前，但尽量不张扬官方表彰，是编者理解寿翁淡泊为人之合适安排。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载，是年10月30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以下领导到张府为寿翁祝寿并宴请，但《纪念册》并无反映，足见低调。
虽然低调，以私人名义参与祝寿的新旧文化名人还真不少，其中在中央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有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周建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胡愈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常委邵力子等，可谓集一时之盛。但若更仔细地阅读，还可以发现，祝寿的人群中包括了清末以来的不同人群。
菊老在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时在杭州参加乡试，同年金兆蕃虽已故去，但金二子问源、问洙各有献辞。问源撰寿序，谓“年丈与先父为清光绪己丑乡试同举，少为文字之交，道义相勖，垂六十有余年，老而弥笃”，引其父语称菊老之成就“不胜安石苍生之感”。问洙作七律，有“共闻今日尊黄绮，尚忆当年锢俊厨”句，无限沧桑之感。
菊老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初以贡生第四十名中式，复以二甲第二十四名中进士。在这一榜中有吴士鉴、蔡元培、叶德辉、唐文治、沈宝琛等文化名人，唯有菊老在释褐六十五年间仍巍然独存，真如鲁灵光殿尚存吉光。寿词中有唐文治子唐庆诒所撰七绝四首，其二云：“曾与先君共砚田，平生交谊如金坚。关怀枉觅三年艾，几度丁宁卧榻前。”后两句述“老伯大人”对自己的关怀，前两句说张、唐二人既为同年进士，自清末起均居上海，分执教育、出版两界之牛耳近五十年，在文化观念上都倡导东西并蓄，在守护文化上更有坚定的立场，一生交契如金，更属难得嘉话。
与寿翁同辈人物，时仍有健存者，可以读到清末署四川成绵道周善培、户部主事余节高，光绪甲辰科榜眼商衍鎏、进士邢端，清末举人冒广生、沈钧儒等，都是与菊老共同经历清末二十年剧变的旧友。菊老自壬辰登第，在官六年，据他1950年自填简历述官守有：“光绪十八年壬辰官翰林院，改刑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政变革职。”清人仕宦，以初授翰林院庶吉士者最为显途，殆属朝廷重点培养之人才。菊老后复参与对外交涉，接受西学，眼界大开，菊老是徐致靖向光绪推荐变法五人之一。他屡上条陈，亟言变法。变法失败，偶得保全，但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许多寿辞讲到菊老的这段经历，说他是戊戌党人碑之最后幸存者，若鲁灵光殿巍然独存，都是对他这段经历的感喟。
菊老曾自述在西后复垂帘后，他怕缇骑临门，惊动母亲，因而每天仍进署，早到晚退，半月后方得处分。母亲告他：“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他捧母手而泣，由此开始人生新的历程。戊戌次年，他入南洋公学为译书院院长，又创办特班，培养了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人。接触西学更多。1902年初，他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先在编译所。清季曾有机会重返官场，他也拒绝了。至1916年主政商务，直到1959年离世，在商务凡五十七年。
菊老在商务，从开启民智、扶助教育做起，大规模地组织编写具有现代意识、科学结构的教科书，从儿童教育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如《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材》发行量达全国五分之四，再续编从童蒙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再就是积极提倡科学文化，努力介绍西学，编译西方学术名著和欧美小说，出版新式辞书《辞源》，出版大批普及性的学术刊物，皆做得有声有色，风起云涌。
曾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有二，一是《新青年》杂志，二是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恰如其分。许多新文学关键人物都曾有在商务任职的经历，即缘于此。从《纪念册》可以读到，沈雁冰1916年曾任职于商务英文部，周建人1921年任职《东方杂志》部，胡愈之1914年入馆为实习生，陈叔通1915年入馆主持总务处，章锡琛1912年后先后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叶圣陶1923年入国文部，蒋维乔1902年入国文部编教科书，郑振铎1921年入馆先编《儿童杂志》后编《小说月刊》，瞿宣颖1921年供职于编译所交通科，顾颉刚1922年任史地部编辑，顾廷龙1939年主持合众图书馆。这些文化名人各自人生道路和成就领域不同，商务的经历都是他们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节。就得人之盛来说，商务绝不逊色于那时的任何一所大学。
另一方面，菊老以更多的精力积极守护文化，遵循传统，做了大量具体而微的工作，标帜著作则为《四部丛刊》的印行与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编刊。他的目标，是将最重要古籍的最佳善本，用最近真开朗的开本影印出来，让读书人有所依归。他的设想得到了近代江南最著名藏书家的支持。在《纪念册）中可看到嘉业堂主人刘承干、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凤起等人的贺词，他们当年都曾给以无私的支持。菊老当年的工作，有乾嘉正学的继承光大，绝非书商的随机取利。
对于菊老古籍校勘成就，著名古典文献学家，当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王欣夫献诗六首，评价最见公议，录前四首于此。其一：“早岁声名满九州，晚来几见海横流。沧江一卧称天隐，手勘奇书已汗牛。”称寿翁历经世变，名满天下，而高隐闹市，唯以校勘古书遣日，手勘奇书之富，并世唯傅沅叔可以齐名，张、傅讨论古籍书信数百，早经刊布，久誉学林。其二：“仪征校记罗诸本，经籍跋文详简庄。何似留真百衲史，长悬学海两奇芒。”自注：“先生景印《二十四史》，校记稿盈数尺，实可媲美阮氏《十三经校勘记》。而《校史随笔》一编，择精语详，胜于仲鱼跋文。经史两巨著，如泰华之并峙，诚不朽盛业也。”认为阮元校刊十三经足以代表清人校经之最高成就，菊老校勘并勘布百衲本《二十四史》，足可代表民初以来校史的最高水平，足与阮书并悬不朽。菊老校勘记手稿，商务近二十年已经全部印出，皆其手写亲定，逐字定夺，一笔不苟。其三：“行格异同避讳字，由来此外鉴裁稀。若非朱子台州劾，谁识梓人表蒋辉。”自注：“自来鉴别宋刻书，未有详及刻工姓名者，先生实创为之，所编《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均详着之，大有助于考订之资。”因菊老所编两种善本书录，特别表彰他对宋版书刻工姓名之重视，认为指示可靠之内证。其四：“乡邦文献尊檇李，家世收藏溯涉园。宁止衣冠梦中拜，千秋学术有渊源。”自注：“先生搜罗乡邦文献及先世旧藏甚富，编为《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可以嘉兴艺文志视之。”此表彰菊老整理乡邦及家氏文献之成就。菊老为浙江海盐人，始祖推为宋理学家张九成，元张雨以文学显，明初迁海盐闻琴里，入清而文名更盛，九世皆有著作传世，至菊老而得名满寰区。菊老在商务取得经济积累后，更利用丰厚的财力，广泛搜辑南北散出的善本，开书馆自建书库的先声。其后陆续印《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等大型丛书，虽定位不同，但保存文化、普及学术之目标则始终不变。
所有寿词中，文学书法皆可臻绝者，为王蘧常所作五十韵献寿长诗，章草恭书，叙菊老一生成就与家世交谊。王与菊老为嘉兴大同乡，其父且与菊老皆为甲申（1884）乡试同年，后流落到沪，承菊老照拂，后代唐文治主政无锡国专，更为二老友谊之证人。长诗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述其父王甲荣对菊老的评价，认为如剑在匣，“寒芒虽深韬，犹能一闪烁”，并述及菊老所受母教：“贾陆非所喜，母教在止足。曾拜太夫人，深语移晷刻。他日话惊弦，回首尚哽咽。”说曾见张母之印象，菊老受母教而知止足，晚年述及母恩，尚为之呜咽。又说汪伪时期二老连手守护学校独立：“迨日暮倒行，郊移及太学。丈又奋然起，陈欧事可怵。联名唐夫子，一书拨鸩毒。终得如所愿，亲见乾坤斡。”二老虽皆困守孤岛，但始终不降志，不附逆，珍惜名节，照顾孤弱，在力所能及间做了大量努力。
庆寿人群中，以两批人物为最多，一是中央及上海文史馆馆员。菊老长期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备受爱戴，各馆员中自多书画名家，诗文耆旧，故所作各怀妙艺，各臻佳境。另一部分是商务同仁，大多与菊老共事数十年，早蒙煦育，各尽职守，他们既是菊老平生事业的参与者，更能从各自具体的接触，细节的感受，写出寿翁人格之伟大。这里仅录两位普通职员的回忆。张屏翰就职于商务成都分馆，朱景张任总务处分庄科科长，他们一起回忆了四件小事。一是清末上班，早晚乘马车，如远出晚归则多乘电车，问何不乘马车，菊老答“恐马力过于疲劳，有伤马体”，真蔼然仁者之言。二是曾亲到码头迎候梁启超，人问梁为后辈，可不必亲迎，菊老答：“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书稿，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并非斤斤于师叔之尊。三云曾同登峨眉，午后至中峰寺即返，同人诧异远道而来，何遽归返，菊老答“我们要留有余地，何必登峰造极”。四云曾孤身到乌尤寺看老友，拒绝陪从，多年后方知他与老友游寺，多行跪拜，恐同人惊诧，故拒绝同行，以见他笃于友道，坚守分际。
《纪念册》最后，是寿翁亲书答辞：“余九十初度，远道朋辈各以文字相贶，深感盛意，谨口占一绝，聊表谢忱：正叹年华逐逝波，颁来美意故人多。愧无佳句还相答，聊作琼瑶远拜嘉。”末句出韵，估计因方音而然。
人生百年，生日仅是区隔的一瞬，汉晋尚不甚看重。唐玄宗立千秋节，渐次普及，至南宋而祝寿风大盛，清季民初尤盛，传留有大量颂寿集，亦足觇一时风气，存盛德世情。菊老九十庆寿，虽由商务同仁发起，事实上并未有聚集，但参与者人数之多，层级之高，代表性之广，真可视为传统文人的最后一次雅集。其后风波迭起，老成凋零，这样的雅集再也不可能有了。《纪念册》之印行，所以尤觉珍贵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