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与友人的十封书信

上面这张图是《繁花》作者金宇澄的父亲程维德，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金宇澄如此回忆父亲：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此篇所引“致马希仁信”——这些昏灯下的笔墨，都是1990 年代金的父亲与同道马希仁恢复联系后所书，频通鱼雁， 隔日来回，直至马谢世，马的家属将这堆喋喋了数年、文从句顺的字纸奉还。当年金父二人虽一直引以为同道，但他们一直信守规则——互不讲自家细节。

今日所摘信件内容就来自下图这些90年代的明信片中，金宇澄将这部分信件内容作为重要素材放进了作品《回望》中，《回望》一书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

01

从四〇年五月我离严（严墓）来沪后，仍在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领导下工作， 领导人叫我搬出来与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 同住萨坡赛路产科医师楼上， 我化名程维德， 装作同胞兄弟， 这住址其实离你妹夫家极近，当时不能向谁公开，免得人来人去影响他， 他至多比我大一二岁，是同济高工专科学生。为什么上面要我与他同住呢？ 好笑得很， 因为女房东很凶，想把亭子间做病间，一股劲地赶（房客）搬场。我那假胞兄，不大会说话，穷于应付， 向领导反映，领导出了馊主意，让我去同住示威， 看我巧言舌辩好像蛮活络（说实话，当时租亭子间，只要出小顶费，也可容易，何必硬顶呢？）， 我才搬去的。后来我在编杂志，先是《市声》， 后是《先导》， 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人员编的， 不能再对一起编的人不公开地点， 同事对我也公开了（其实也是情报部门的党员，老资格）， 我只得对他公开，时来找我。程和生后来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详（都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我就一人独住。房东仍不乐，总在轧我的苗头（引注：打探底细），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但没敢公开赶我。

金宇澄 注：一对假兄弟，在同一个领导下面工作，相互却没任何工作关系，朝夕住在一起。

02

我的假胞兄在何处谋生，公开职业是什么， 他也不告诉我，只说他在“钢铁公司”，什么钢铁公司，也不能问。其实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务机关“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他同事的有一个日籍的共产党员，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共产党员、中共情报人员，都归我的领导人负责，程同他们有联系。我只做编辑杂志的事， 另联系巡捕房警官和开警车之司机事。同程没有工作关系，只不过领导人叫我们俩住在一起， 称兄弟（而且白天有时还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饭碰头）。毛病就是此处 ……

▲金宇澄父亲狱中发出信件。

03

四二年日本出了一件震动帝国的大间谍案， 苏联的著名国际谍报人员佐尔格， 同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佐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大使馆人员）， 结果受到了大破坏（ 佐有一个最高级小组都被捕）。日本军方震惊万状，立即在国内外开展大清查， 对象是日本的左倾人物。（ 按： 战前有过一次大破坏，日共中央停止活动。侵华战争爆发后， 因为需要人才，允许左倾人士为日军工作，他们的档案都被军警掌握，日共和左倾人士很容易暴露。）四二年北京、上海开始行动，日共中人被捕。南京和上海受我部领导的日籍共产党员被捕了。上海的一位，就是与我假胞兄同在“满铁”的调查班内工作。我同此人也见过面（ 为办杂志， 我同关露曾同他谈话二次， 正准备接编一个日本人办的刊物），但该日本人被秘密逮捕后（程和生不知道）， 他与南京方面的日本人一同被押回东京审问。他们供出了程和生的住址（ 新老二址，旧的即我住在那里）。被捕当天上午， 我还与领导人、程和生等数人一起见面吃饭的， 他们没有叫我搬走，没嘱咐我做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和口供的准备。我只觉得出了什么事，在布置运走别处的资料， 似乎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样，七月二十九日半夜里，日本宪兵总司令部派出的两路人马，同时并进，捉牢我这个“兄弟”，另外同时也捉牢了我的“胞兄”和另一个同住的党员。

金宇澄 注：“ 佐尔格案” 暴露后， 日方大肆搜捕嫌疑分子， 一九四二年六月，仅上海日本当局根据东京警方提供的情况，就逮捕了给中共提供情报的日籍嫌疑分子约百人，捕面甚宽，中西功是其中之一。

04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那夜，我吃饭后去福熙坊，天很热，与心正两人走上向北的晒台， 向福熙路（引注：今延安中路）眺望，对面正是外国坟山（即今之静安公园），黑黝黝的，夜光隐隐然照见那些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不知怎么，心里惆怅，很不愉快。十二点多步行回辣斐德路（萨坡赛路口东一条大弄堂，外面有蒋葆儒产科医师招牌的， 我就租这个产科医生的亭子间），上床大概一点了，过不多久，突然前面电铃声大作， 朦胧间我想是谁家生孩子了， 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惊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 我知道逃不了，心里却特别冷静。小汽车（把我揿到车座下方）经过萨坡赛路北行，经过我与领导人经常碰头的一个医生（李复石医生，老党员， 挂中医牌其实不看病）家门口，经过你妹夫家的门口，我想起你们都安睡，别矣。到了北四川路桥北向的大公寓，即日本宪兵司令部。

金宇澄 注：他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一时许突然被捕，直至多年之后，他才知道日方在捕前已来“斐邨” 查核，女房东已经知道，故宪兵一来，也就开门了。宪兵上楼问他姓名，他答：程维德。宪兵拿出照片对照后问： 程和生是你什么人？他答：是我哥哥。问：他去哪里了？ 他答：去南京了。当场宪兵大力打他耳光，把他逮走。

05

当夜我进宪兵队就被打，追问兄的住址，我不知道。过一忽儿，一日军官匆忙冲入向审我的尉官报告什么什么云云，“蓬”地叫了一声，用手比划头部，我意会到，大概在捉他，他跳车被打死了。后来才知道， 车过北四川路桥上行车速较慢时，他跳出篷车（他的一辆是敞篷车）， 脑部受重伤。数日后在刑审间隙，他们领我去宪兵病房与胞兄会面，只呆一二分钟就分别，一直没知下落。“文革”后，从被捕的原日共的回忆录中得悉，假胞兄在宪兵队跳楼壮烈牺牲了。这个同志非常正派。我在宪兵队内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问题上出了错而被捕。

▲金宇澄父亲狱中发出信件。

06

我在宪兵队吃了不少苦，敌人一个劲逼问领导人住址，我都能顶住。难于应付的是口供（由于牵连东京，所以审问者是日本警视厅和东京法院，从东京来），这胞兄弟父母的姓名职业，兄弟二人从四岁到被捕，我都硬着头皮胡编（万一穿帮，反正一死），结果一字也没被拆穿（原来假胞兄牺牲了！）。我防止上海社会关系和两家杂志牵出别人，都没有被发觉（引注：原文如此）， 他们档案里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判罪？我承认了从国民党抗战区金华来谋生的，刚到上海， 没有朋友，与假胞兄的历史一刀割断，只承认为国民党抗战区抗日宣传写文章，而现在宣传和平文化运动。这样大概作为历史抗日分子，查《六法全书》，用文讲法律，是被捕前不知道的（引注：原文如此），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非常简单，我就那么糊里糊涂被打入监狱，巧妙的是一个也没有牵连到别人。最难对付的是查朋友， 上海没有， 只有抗战区的桂林、昆明写一堆， 而且年轻，一次次背假口供（四岁到二十七岁， 报大了五岁），一次也没有出漏洞。

金宇澄 注：关于刑讯细节，多年来我只记得父亲偶与母亲的片语只言，如：“让我坐到浴缸里 ……”然后就是他忽然意识到的沉默。

07

一星期后，南京被捕的（共三人）也解到上海，其中一人，是汪伪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日本人错关他在我同一个号子，他坐在我旁边，知道我是程和生弟，才告诉我是同案，别的没说话， 只一天，他就被调了号子。还有南京一人姓汪（即汪锦元）， 母为日本人， 时为汪精卫的亲信秘书，现尚健在，很巧，住我隔壁弄内，其妻“文革”自杀，孑然一人。他说没有办法，日本人都知道了—即指西里龙夫招了口供（当天方志达正去李德生处，发现日军搜查，假口是病人，得以脱身）。他们的党员身份及地址，都是日共西里龙夫招供的，而程和生的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程也因中西供出地址而牺牲。西里龙夫供出四人，被捉三人。

08

在那里关了四个月， 同年十一月底， 被解往江湾日军军法法庭判决七年， 这才改移到汪伪监狱执行监禁， 你来探监， 我就在那处， 谅必记得。关到四三年七八月因为上海囚粮有问题（ 南市是属于汪伪地方法院管的看守所， 只关一般的刑事犯）， 就分散犯人， 一部分人解到提篮桥大监狱， 我争取不成， 就同近百人被解往杭州监狱（ 正式的大牢， 省一级）， 这才有了你在南京同我表兄联络的事， 因杭州老监狱长与我表兄关系较好， 我在四四年十二月底通过此老的关系， 得以“保外就医”的， 但比原定坐满刑期三分之一可得以“假释”， 只早了两三个月而已。

金宇澄 注：历经多次刑讯，最后由日宪兵司令部重审。至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已经下肢瘫痪，延至开大庭前一二天，自宪兵司令部被解至江湾“登部队”（7330 部队，司令部一度设于“格林文纳公寓”）军法庭判决，他的双腿已不能站立，坐在地上，第一个判决。

09

鄙人吃官司，先严闻讯急得失魂落魄。事为苏州我姑丈所知，也非常忧虑，生怕凶多吉少。姑丈是书香之家，幼年由老太爷授《易经》，所以会算命。另外我的大姐夫是黎里镇凌甘伯长子， 父子俩也都读易， 而且都会八字算命甚至看风水。抗战结束我到苏州， 姑丈说， 你被东洋人捉去后，我同你算过一命（我的生辰八字， 姑丈都知道），真是奇怪，这一年你命里正是“天克地冲”。接着他呆呆地说：“玖生（我乳名）， 当时我排一排，你的命真不怎么样……”似乎不胜扼腕之意。俗语说：“天克地冲，银丝挂钟。” 危险倒是真的， 然而他没有排出解放后我的灾星。“不怎么样”倒是千准万确地算中了。

金宇澄 注：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运命“不胜扼腕” 的寻常……

10

……每年看见广玉兰满树生花，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同它结缘的朋友都先后凋谢了。这种树高大壮茁， 绿得乌油油的肥大叶子， 撒下一片清凉树阴。记得每当花开的日子， 我从学校后门回家，老远看见陈家后门那枝大树的花朵， 通体洁白，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仰望着， 像有无形的绳子把我牵着走路， 一张无形的蛛网把我这个小青虫黏住了， 不明白为什么喜欢上它， 也许爱它们高高在上，另有一种超尘脱俗风姿。我从小有一点清高孤僻—如今大树依然耸立在那里，只是童年早已消逝无踪。上海也有一株玉兰树，同我青年生活发生联系，在海格路（引注： 今华山路）一座大宅里，我在那儿寄居数月，45 年5 月正当玉兰盛开，接到通知要到淮南根据地去，我提着一个柳条箱（是家父旧物），告别了这株大树。花开得真白，隐藏在树冠的绿丛中。那些年头说走就走，虽然母亲在镇上生活也难， 顾不了许多。每当玉兰花开， 青春的影子， 一起起旧事重新浮现在眼前。一株是童年的， 一株是青年的 …… 今路过常德路， 在车上凝望路口有三层楼高的玉兰，想起以上这些萍踪絮影， 聊记数语。

金宇澄 注：我母亲说： 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 总是讲别人的事， 说一切已经过去了， 不能再讲了， 很多人都死了……我母亲说， 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 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 我的青春年月……’”

*节选自金宇澄《回望》，广西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