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福尔摩斯格式化了的波洛

2017-11-15信息快讯网

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口碑分化，满足潮流需求，也受困于“消费潮流”

被福尔摩斯格式化了的波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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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而立，衣袂飘飘，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这位波洛不仅被福尔摩斯格式化了，还被美国队长带偏了。图为该片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这位侦探冷僻怪诞情绪不淡定，他查案时不仅痴迷于墙上的凹陷、物证的推演，还撬门翻窗身手矫健——如果不是脸上粘着两撇大胡子，他更接近于人们认知里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而不是阿加莎笔下的赫尔克里·波洛。

翻拍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在国内上映五天，票房不错，接近1.5亿元，但其口碑却两级分化。赞赏者赞赏新片的镜头设计、对个别人物的塑造，以及高潮时借用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构图所营造出的仪式感。批评者的意见相对集中：这是位生活在福尔摩斯光环下的大侦探波洛，他的全片表现，始于耍酷终于炫技。

推理小说重视人心，新片所现却是福尔摩斯式的物证推断

豪华的东方快车上，明明是淡季却座无虚席。14名国籍各异、身份各异的乘客与大侦探波洛登上同一节车厢。一夜间，有人被杀，可见的线索仅限于一片未烧完的纸，一方绣有字母“H”的手帕，一根点燃烟斗的烟条。通过与13名乘客逐一交谈，波洛接近真相。

新片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悬念没变，但波洛变了。外在上，他从小个子、让人愿意亲近的话痨，摇身成了走路带风的高冷侦探。外在走偏可能不太重要，真正让观众调侃他“拿错剧本”的，是那面目全非的办案习惯。

记忆里，波洛有个外号“安乐椅神探”，因为他向来嫌弃去现场搜寻指纹、烟灰或者画上裂缝那样的物证。他觉得可见的线索一眼可见，看不见的人心才是探寻真相的起点。他常常舒服地躺在安乐椅上，听警察带来现场报告，像记者一样采访相关人，喝杯热巧克力，再动动他小小的“灰色脑细胞”，一切就呼之欲出了。即便看似与案件无关的人、无聊的话题，波洛也能耐着性子寒暄。这不是用“绅士做派”就可简单归纳的，而是原著作者阿加莎赋予推理故事的精髓——每一次对话里，藏着波洛的试探、嫌疑人的疏漏。就在口舌间的拉锯战里，人心浮现，真相渐近。阿加莎借着“动口不动手”的波洛，把所有信息向读者和盘托出，波洛知道多少，读者同步更新多少。真相即将揭晓的一刹那，只要你猜对了作者的思路，你就有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粉丝享受的，恰是这种信息平等下的智慧角力。

所以，当新版电影里的波洛一出场就在伊斯坦布尔耍酷，当他一反常态亲身上阵追索嫌犯，当原版里最精彩的12份证词无法完整呈现，想看阿加莎式心理推理的观众，无疑是拒绝的。而这更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他几乎全知全能，读者或观众能做的，就是在福尔摩斯强大的个人气场里，等待他揭开底牌。

经典翻拍，有时也是对原创力的升级版考量

与所有经典翻拍一样，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　遇到的是老问题：新瓶装旧酒，是该用旧配方勾兑旧观众，还是以新潮流迎合新语境？看上去，左右都有风险。若忠于原著、致敬旧版，可能遭“平庸偷懒”的诟病；若大刀阔斧、强调创新，更可能被责“毁经典”。

翻拍有没有安全路线？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翻拍的劣势在于不容易跳出既有框架，但这不代表翻拍就是没有创新。只要翻拍者能在对经典的不断推敲和解读中读出时代的新意，不仅不用反感，甚至可以鼓励。”在他看来，老问题的答案其实没有新意———好故事可以被各个时代接纳。考验编导能耐的，始终是“致敬而不照搬”“移景而不移情”。从这一角度而言，经典翻拍，有时也是对原创力的升级版考量。

再来看东方快车上全世界皆知的这个故事。至今翻拍过的几个著名版本里，1974年版的被公认最忠于原著；2010年英剧版本补充了许多电影未尽之言；日本的改编电影则从波洛和犯罪者两个入口切入。对于新版导演兼主演肯尼斯·布拉纳而言，除了在画面上调动他作为资深莎士比亚戏剧大师的功力，还能做些什么？

可以善意地认为，导演对波洛形象的改造，本意是想对人物进行某种创新。在阿加莎小说里，波洛的光芒总是不及诡计的精巧构思，他更像一个帮助读者厘清线索的功能性角色。新版电影及其释放的彩蛋都指向一个信号：未来，“大侦探波洛”会是个系列，“东方快车”刚刚是起点。而串联系列影片的，需要一位光芒万丈而非絮叨小老头的人物。参考这些年“神探夏洛克”系列的风靡，编导改造波洛的心思显而易见———既然大家对于“古怪侦探身上发生好莱坞式戏剧冲突”有如此高期待，既然大家认定神探就是靠语速飞快来显示智商，那么再多一位“卷福式”的福尔摩斯·波洛又有何妨？

于是，全片里最“反波洛”也是近年来美式大片最常见的一幕出现了：他迎风而立，衣袂飘飘，述说情与法、正义与道义……那一刻，波洛不仅被福尔摩斯格式化，还被美国队长带偏了。

经典翻拍该走哪条路，随势而动，却在潮流里保持定力——答案其实从来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