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导师·偶像

1988年10月21日丁景唐父女在上海辞书出版社门前留影

丁景唐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

大厅里响起《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声，我们和亲朋好友一起送别我亲爱的父亲丁景唐。他1920年出生，于2017年12月11日逝世，到天堂和母亲王汉玉相会……

我的父亲

一对夫妇从浙江镇海乡下，跟着亲戚踏上火车，闯关东去了，他们一个是裁缝，一个是农家女。1920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初七，在吉林出生了一个男婴，那就是我的父亲丁景唐。他常常对朋友说，我是吉林人，与那儿来的朋友问长问短，想念那里滔滔的松花江……

父亲6岁失父，11岁时，乡下发大水，被送到上海，交给姑姑，第二年母亲不幸去世，从此，父亲定居上海，随姑姑生活，受到她开明的熏陶与母性的爱，以及良好的现代教育，开始了新生活。

父亲是在时代的大浪潮中投身革命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在高中求学的父亲就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的活动。1938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父亲入党后担任上海青年会中学的支部书记。1939年秋，他按照党的指示，考入东吴大学，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后又转学沪江大学和光华大学，在这三所大学里，读过中文系、社会系和经济系，最后于1944年春在光华大学毕业。

1946年父亲从学委转到文委系统，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团结一批文艺界人士和进步青年。1947年4月，由于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组织上通知他迅速撤离上海。1948年夏，父亲从港穗回沪，在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又调往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和福利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市委宣传部、出版局、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处担任领导工作，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1958-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影印了三十多种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文学期刊，诸如左联的《前哨·文学导报》《萌芽月刊》《拓荒者》，太阳社的《太阳月刊》，创造社的《文化批评》等。这些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出版，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郭沫若曾以中日友协的名义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这些刊物，作为礼品送给日本朋友。

改革开放后，父亲已年近花甲，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为了追回失去的光阴，父亲带领大家共同努力，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影印《鲁迅杂感选集》、鲁迅主编的《语丝》全套、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十卷本。

1983年，父亲开始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一重大出版工程。他觉得，现在已有不少文坛前辈谢世，大量资料毁坏散失，如果再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而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进展也将因资料的缺乏，失去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编辑，他不能为自己的失职而愧对前人和后辈。他说：“当我看到不少作者为寻觅这些资料而东奔西走，最后失望而归的情景时，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因此我决心一定尽力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为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编好这部《大系》，父亲会同三位副总编，组织有关的编辑力量。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孟涛曾经参加这项工作，他说：“你父亲要求很严格，一定要找初版本，以显示《大系》的历史文献性质的特色。”

父亲还带着宫玺、郝铭鉴、孟涛等编辑几次上北京，拜访周扬、夏衍、艾青、吴祖缃、叶圣陶、聂绀弩等老前辈。在沪，他们拜访了巴金、于伶等，这些前辈都热情地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各卷撰写序文。

这套20卷本皇皇巨著一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学者们高度评价了《大系》的编纂工作，认为《大系》“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历程和概貌，既便于国内读者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又便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父亲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曾经编辑《蜜蜂》《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等。他从1940年4月16日发表在《联声》上的第一篇文章《春天的忧郁》起，到2017年1月17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富有生命力的一本新书》，几十年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无数篇文章。父亲于1945年4月出版第一本书《星底梦》，接着出版了《妇女与文学》《怎样收集民歌》《南北方民谣选》。1949年10月后，他主要研究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左翼文化运动史，并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有《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与人合作的有《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等。有的书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有的被中国香港和日本翻印过好几版。

1980年11月，文学前辈茅盾写诗赠送父亲：“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这首诗是对父亲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极大支持和鼓励。

父亲在编辑出版事业上有如此杰出的成就，在日常生活中，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父亲有一间多功能房间：卧室、餐室、读书室、工作室、会客室兼儿童游乐室。父母结婚后，就搬进这所古老的石库门房子，度过青年、中年、壮年，进入老年。这多功能房间里，也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嬉耍游乐的欢声、朗朗的读书声。

客人上楼梯，可得注意别损坏两旁的书，进了父亲20平方米房间，东、西、北靠墙放着高高低低的书橱，挤不进的书，除了疏散到楼梯和晒台上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就让它们蹲在地板角落里。占据房间中心的是只大木桌，父亲吃饭、饮茶、读书、写字、作文、接待客人，母亲做活，我们做功课、绘画、手工制作……都离不开它。父亲就在这杂乱无章的环境中，自得其乐地伏案工作，大有不管冬夏与春秋，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气概。

父亲外出开会，常会碰到一些意外的事。有一次，他以顾问的身份到苏州西山参加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理事会，说好第二天坐船过江到苏州，再坐车回沪。那天，父亲打点好书包后，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上厕所。等他下得楼来，跑到岸边一看，哪来的船影？大伙早已上船走了。

父亲一点儿也不慌张，反而沿着河堤悠闲散步，欣赏美景，见到一位看湖的老人，就与他聊起天来。当老人得知他没赶上船，立即热情地告诉他一个信息：有几位台湾同胞租了一艘快艇，马上要开了，何不去搭乘呢？父亲一听连连称好。老人带着他，一路小跑而去，与快艇老板打过招呼，父亲就顺当地上了船，坐在老板边上，好不潇洒。快艇飞驶在太湖上，船后溅起一朵朵浪花，一眨眼就到了对岸。      

父亲在码头上笑嘻嘻地迎接缓缓开来的渡船。当大伙儿见到父亲，个个都惊呆了：第一，他们不知道有人漏乘；第二，这老丁怎么会比他们先到？等他们弄清怎么一回事后，都笑得前俯后仰。

回家后，父亲得意地对我们说：“我有几十年的地下斗争经验，只要依靠群众，什么难事都能解决。”

父亲的衣着打扮非常有特色，你瞧他，平时在家里，头发不梳理，顺其自然，胡子像杂草丛生。他穿的衣服有长短，裤管有高低，光着脚丫脖子走来走去，还美其名曰：按摩脚底的穴位。

当然，父亲也有衣冠楚楚的时候，那往往是外事任务，或是参加重大的社会活动，要不就是出访。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拿了把梳子，正就着自来水对着镜子梳“清水奶油包头”，这时，外面汽车喇叭直响，秘书进来催了几次，父亲却还在找皮鞋带子，最后，还是母亲从另一双鞋上取下来给他系上。凭良心说，父亲穿上西装、皮鞋，头发梳理好，还是相当英俊、潇洒的。

父亲自己不修边幅，你知道他最喜欢打扮谁？对了，是书。他总用最好的牛皮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问他哪里学的这一技之长？回说是跟鲁迅学的！

我的导师

父亲不仅是我的长辈，还是我的导师，是他领我走进现代文学研究之门，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父亲的教诲。

父亲到干校去的年月，我看见书橱里留存的《鲁迅全集》，开始系统地阅读起来，渐渐地我走进了鲁迅世界。

改革开放之后，父亲在工作之余，让我抄写文献资料，或者将他修改的文章重新整理一遍。这些文献资料都藏在一些单位的资料库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父亲1950年代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好多年，后来又担任出版局副局长，在出版宣传口有很广泛的人脉。他常常写张纸条，嘱咐我到上图、作协、上鲁、辞书社、古籍社、一大会址……甚至还介绍我到一些老前辈处去查资料，使我接触到许多解放前的刊物杂志和人物，为我研究现代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父亲常常带我去看望巴金、于伶、施蛰存、许杰、钱谷融、吴朗西、赵景深、赵家璧、陈鲤庭、胡道静、郑超麟、菡子、王西彦、黄宗英等文化前辈。那时来我们家的人很多，特别是父亲从北京来的老朋友，如袁鹰、王殊、陈鲁直、成幼殊、瞿新华等，听他们谈解放前的事，那都是现代文学史的珍贵材料。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我写的文章几乎都是父亲布置的。我的第一篇关于现代文学的文章《鲁迅和波艇》，发表在1978年1月25日出版的《破与立》1978年第一期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看到后，写信给父亲，说起先以为是父亲写的，说像这种文章，只有父亲才能写得出。我去信说，这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写的。

接着，父亲又出了很多题目，有《鲁迅和朝花社》《〈南冠草〉的演出本》《谈〈鲁迅杂感选集〉毛边本》《关于鲁迅“北平五讲”的新证》《鲁迅和〈奔流〉——纪念〈奔流〉出版50周年》《郁达夫和“风雨茅庐”》《鲁迅与〈前哨〉》……父亲一边出题目，一边拿出手边的材料，一边告诉我应该到哪儿去寻找资料、采访什么人。我记得《鲁迅和朝花社》整整改了一年，父亲说，现在给你打75分，可以发出去了。

目前，我出版了十几本书，几乎每一本书，都倾注着父亲无限的关怀和爱。

我的本行是戏剧文学，可是受父亲的影响，逐渐对现代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从研究鲁迅渐渐转到萧红研究，先后写了三十多篇关于萧红研究的文章。

研究萧红，首先要找到萧军伯伯，因为鲁迅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为最多。我知道萧军在北京，可怎么找呢？父亲说：“没关系，转个弯，保准能找到。”于是他写信给老朋友方蒙，方叔叔是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研究所工作。我将我想知道的事情，另外写了信，夹在一起。果然不久，1979年3月8日，方叔叔来信，告知萧军地址，信是由《北京日报》的顾行转的，同时，萧军的信也一起寄来。1986年10月，萧军与夫人到上海来，23日到我家来，父母热情接待，拍了照片，陪他们到我家后弄堂去看两萧当年住过的地方。

2008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悲情陆小曼》，这是徐志摩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写陆小曼传，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容易的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材料非常多，多得你来不及看；困难的是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与翁瑞午的资料相当缺乏，况且与她同辈的人几乎都已谢世，无处寻找。陆小曼生活中有三个男人：王赓、徐志摩和翁瑞午，其中与翁瑞午生活时间最长，所以要想比较完整、客观地反映陆小曼的一生，必须找到翁瑞午的后代，这是当务之急。

2005年年底，上海电视台一位编辑来采访父亲，聊天中，得知他这几天在采访翁瑞午的大女儿翁香光，父亲听了非常高兴，立刻说我女儿正在寻找翁家后代，准备写陆小曼传。让我惊奇的是，翁香光的家离我家仅隔一条马路，骑自行车只需五分钟。等我写完陆小曼传，我与翁香光老师成为忘年交，一直保持来往。

2008年的一天，北京的张惠卿和吕林老师来看望父亲，他们都是解放前地下党的老同志，说起以前的事，一点一滴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忽然张老师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刚刚完成《关露传》。”

“接下去，准备写谁啊？”

“还没定，也许写陈衡哲或关紫兰、或梁白波、或胡兰畦、或施济美、或英茵……”

“那你何不写写安娥呢？”张老师帮我出主意。“安娥倒是我的研究对象，不过材料不全。”“那没问题。我认识安娥的儿子田大畏，而且很熟悉。”“为什么？”我张大眼睛问道。父亲在一旁笑了，说：“你不知道，他的弟弟张辉是田汉的小女婿呀。” “真的？”我大吃一惊，赶紧请张老师替我联系田大畏。

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案头工作后，我于2009年3月19日开首写《安娥传》，写到第十章时，感到底气不足，我与父亲商量后，他说：“你应该到安娥家乡去走走看看，有一点感性材料，写起来会顺手些。”

2009年10月10日，我约了大姐丁言文，请田大畏夫妇和周扬大公子艾若与我同去河北省石家庄，回到家里，再继续写。

多少年来，我有一个习惯，每写完一篇文章，总要请父亲审阅，等到他看完，在稿纸的天地上，写满了批语，然后，我再按照他的意思重新修改，一直到父亲点头满意为止，现在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的偶像

一早，我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和往常一样，在护工的搀扶下，在走廊里散步。父亲生于1920年，已97岁，和同年龄的老人比起来，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每天早上，护士长带着几个小护士来查房时，他总是开心地与她们打招呼。我们兄弟姐妹去看望时，不是你带佳肴，就是我带点心或者水果。平时有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连绵不断地去看望他，到节假日，那就更忙了，不时有市委领导和市委宣传部、出版局、出版社、鲁迅纪念馆、左联纪念馆的同志前来慰问。

父亲的记忆力极好，七·一党的生日到了，就对我讲1938年他入党之事。不久，八·一建军节到了，就对我讲1983年中秋节后，应肖华将军之邀，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吴早文、吴金海到兰州去的事情……

朋友们常常对我说，你们家有长寿基因。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心态平和，父亲的心态如同大海一样宽阔。

1995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萧萧落红情依依》，不久我的大学同学，在深圳工作的戴人坚，写信给我说：“你不得了，我们这儿地摊上都在卖你的书《萧萧落红情依依》，10元一本。”接着寄了本书来，我一看，封面是原来的，作者名字改了。可是封面右边的两行小字没改，那是父亲老朋友刘以鬯为我的《爱路跋涉——萧红传》所写序里的两句话：“萧红为呼兰河传，写出一部优秀小说；丁言昭为萧红写传，写出一部感人的传记。”再看出版单位，是青海人民出版社，这明显是盗版本。我立刻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方面，不久我收到青海人民出版社的来信，说他们没有出版过该书。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父亲笑笑说：“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人家盗版，说明大家喜欢看你的书，为你广为宣传，应该感到高兴！”想想父亲的话挺有道理。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我也不去理论，听之任之。

现在是网络时代，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的信在网上拍卖，有一封拍了1000元；父亲送给人家的书也在拍卖……每次我们像新闻似的讲给父亲听，他说随便人家去吧。我打趣地说：“你的拍了1000元，我的只拍卖了50元。”说得父亲哈哈大笑：“我的比你值钞票哎！”

父亲的脸色是白里透红，皮肤很嫩，像婴儿一样。我们平时的生活，也应该如父亲一样，心胸开阔，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父亲是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