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作为“文章家”的父亲

▲1998年5月30日唐振常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作演讲（唐明供图）

“文章家”是称工于文章的人，最早出于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父亲的写作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旧法划分”，“有韵无韵”。

完成了《唐振常文集补编》，父亲的文章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可收而未收的。这主要是指他在1940年代前中期编辑《文心》月刊和《燕京新闻》所写小说、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及翻译，以及他在《华西日报》副刊和《华西晚报》副刊《艺坛》所写的文章，年代久远，纸张破碎，字迹无法辨认，虽然文笔优美，但只能割爱。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大部分文章，时代痕迹甚重，自然不宜收入。编辑父亲文集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文化界谈起父亲，总说他文章写得好。如父亲为主要执笔人的通讯《钢铁战士——在上海广慈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新华社《新闻业务》1958年第十期发表署名文章说：“这篇通讯是近年来报纸上少见的好作品。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超越了过去的一些优秀的新闻通讯的水平。”

“文革”结束后，父亲写了他的第一篇历史论文《论章太炎》。《历史研究》杂志收到读者来信，赞赏这篇文章文笔优美，我的大学老师许道勋先生说：“《论章太炎》这样的文章我们搞历史的写不出来，你可以不同意《论章太炎》的观点，但你不得不佩服《论章太炎》的文笔。”程兆奇看了父亲的《章太炎吴虞论集》，对我说：“想不到历史论文还可以这样写！”姜义华曾对父亲说：“你写柯灵的文章（指《情真·意真·文真——贺柯灵创作生活六十周年》）可入语文教科书。”施宣圆说，父亲“熔新闻、文艺、史学于一炉，铸就一种独特的文风……他的学术论文有散文的文采和情感，他的散文随笔有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熊月之归结为“独特的唐振常文体”。我以为，上述所谈，可以三个字归纳，即父亲是一个“文章家”。

“文章家”这一提法，最早我是在父亲写王芸生的文章中看到，当时我还有点奇怪，何以有此一家。后来他又在写柯灵的文章中提到，徐开垒特地打来电话，说父亲这篇文章写得好，也是“大文章家”。曾有人问道：“文学家与文章家有何区别？”父亲逝世后，某出版社出版了父亲谈饮食的书，编辑惊叹于父亲带有古韵的文风，称父亲为大文学家。父亲是文学家固然不错，但就此书而言，我以为称“文章家”更妥（顺便提一句，出版此书前，编辑未与我们家属联系，书名起得太俗），编辑显然不知有“文章家”这一提法。

网上查阅，“文章家”是称工于文章的人，最早出于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后来宋朝陈师道《次韵苏公劝酒与诗》曰：“两生文章家，夙纪鸣蝉赋。”现代则有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第四幕台词：“我今后要照着这个意见办，我要绝对禁止文章家谈政事。”文章家与文学家显然是两回事，文章家是指文章写得好的人，文学家则是指小说家、散文家，父亲明确指出：“此二者在作家之林，并非都能统一。”很简单，文学家未必是文章家，非文学家却可成为文章家。

父亲成为文章家，自有其历史渊源。他童年上私塾，老师是经学家刘洙源先生。洙源先生上课自有一套，绝不按照《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选教，对讲《左传》《史记》则高声朗读讲解，绘声绘色，一字不苟。父亲写作受的第一个影响人就是司马迁。可以说，没有洙源先生与众不同的教育，很可能产生不了父亲的独特文风。后来父亲进入大成中学，一周要上18个小时的国文课，写三篇古文。这些经历，锻炼了父亲读写古文的能力。一年后，父亲放弃一年学历，经过几次考试，考入成都最好的中学成都县中初一年级。在成都县中读书后期，父亲开始接触新文学。后来又在私立蜀华中学高中读书一年，再转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由于初中有较好的基础，他在高中阶段花了大量时间读课外书，读完了当时成都所有中外文学名著，其次读得较多的是社会科学书籍。写作上，他受影响较大的是梁启超。他在此阶段开始写文章投稿，第一篇作品是小说。大学期间，他写得较多的是杂文、散文、短篇小说、随笔等，还做了若干翻译。父亲的写作风格至此已基本奠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旧法划分”，“有韵无韵”。通俗地说，即是文白相间，中西结合。毕业前夕，老师张琴南先生勉以多写文章，这是他看出了父亲的潜质所在。

父亲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电影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新闻工作者，手出多面，写过历史论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通讯、电影文学剧本、戏剧评论、诗歌，并有若干翻译，涉及各类文体。用他极为推崇的宋朝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话来说，可说是“文备众体”，读他的文章，可以见诗才、史笔、议论。其散文本身就是诗，散文中亦多史笔，他不仅在历史论文中发议论，其散文亦是精彩的议论纷呈，深具史识，兼融古典与今典。他说：“归根到底，‘修辞立其诚’五个字最重要。不管文长文短，不论是什么体，不拘是学术论文抑或散文随笔，有所为而发，出之以诚，总成敬业之端，可能言有所中。”这可以说是父亲作为一个文章家文备众体的特点。

父亲撰写历史论文或专著，喜欢夹叙夹议。他的史笔，有性情，有锋芒，有寄托，文字绝不枯燥晦涩。父亲写散文，从不打草稿，文字发乎自然，绝不雕琢。父亲是豪放之人，文如其人，其文字浑厚大气，遣词造句，洒脱老到。他常说：“文章要能读。”他对文学革命忽略中国文字的音韵性极有看法。不仅文章，父亲对题目都很讲究，他认为“题目无论长短，应该成句，应可诵。现在人写题目太不讲究，文艺作品尤糟。论文题目则多一般化，不成句，在不成句的题目中用‘的’字，更糟，气势全断”。父亲曾说：“散文是什么，文体家可以做出各种论断，我实是未明其所以……现在我无心为散文，每有所作，心里便无一个散文文体的概念，选家不察，往往以散文目之，道理所在，非我所能明。同样一种情况，我写历史论文，因为胸中没有论文的架子（这和学术论文的规范化要求是两回事），写来便觉自如，至于是否野狐谈禅就不管它了。”他还说：“至于文章之体，那是各人自己的事，只要其文是在研史谈史，何能规定历史论文只能怎样写。”以上所引，可以看作是父亲对文章家的基本观点。

当年父亲的《论章太炎》寄《历史研究》杂志时，编辑惊叹于父亲独树一帜的行文风格，询问杂志主编黎澍作者为何人，黎澍答曰：“唐振常是中国难得的一支笔。”作为与父亲相交45年的老朋友，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黎澍这一铿锵有力之语恰恰可以看作父亲是文章家的最形象化注解（文化界多视黎澍为历史学家、思想家，曾经的新闻工作者，却未注意到他与文艺界的关系。1940年代他在成都担任《华西日报》主笔时，同时编辑《华西日报》副刊，与文艺界多所往来。他与夏衍、陈白尘为多年好友，李锐认识夏衍，既是黎澍介绍。“文革”甫一结束，黎澍就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应该重新评价周作人的散文）。

父亲逝世已经多年，许多方面已被人超越，但就文章家而言，我敢言，他的这一过人之处，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今后一段时期，恐怕亦是如此。沈谓滨说：“如唐公这样在诸多领域均称高手之硕学通儒，当今学界实属罕见，今后恐怕也很难得。”至于父亲是否配为一代文章大师，非我等亲属可以自诩，世人自有评说。

即使过去有过或者将来也会有更卓越的文章家，父亲也将以其特色而长存文坛，独誉学界。钱文忠有言：“唐先生治史并非科班，转行时又已年逾半百。但他的史学成就却有目共睹，得到学术界广泛尊重。除了唐先生天纵聪明外，幼年时身居世家名门目睹耳闻、心悟神接的传统学术氛围；少年时出入名师之门接受的大学人文训练；青年时因职业关系遍阅人间沧桑；中年经历史无前例的精神炼狱沉潜韬晦；晚年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奋，恐怕都是原因……我很怀疑，现代教育是否能培养出唐先生这样的人物。”我以为然。（本文据《唐振常文集补编》后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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