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垄遗址等六个项目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出土的五鼎四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 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榜单1月16日发布，包括湖北京山县苏家垄遗址在内的六个项目入选，这些新发现被学者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

苏家垄遗址是一处包括墓地、居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目前出土1000余件青铜器，有铭文的50余件，涉及诸多历史信息，为解开有关青铜时代“金道锡行”之谜提供了珍贵实证。

其他五个入选项目是：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山东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

▲六大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

为诸侯国曾国存在再次提供佐证

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坪坝镇的苏家垄遗址，是曾国贵族墓地，曾出土一批以“九鼎七簋”为代表的高等级青铜器，对于曾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进一步弄清苏家垄遗址的性质，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墓地及其附近区域进行调查、勘探与发掘，确认苏家垄遗址为包括墓地、居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年代在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2017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发文命名该遗址为苏家垄遗址。

▲炼炉遗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家垄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方勤介绍，苏家垄遗址墓地布局严谨，墓葬保存完好，较大墓葬沿岗地脊顶排列，小墓则在两侧分布，年代上有由北向南渐晚的趋势。目前已清理墓葬101座、车马坑2座，青铜器1000余件、玉器300余件、陶器4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多达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组合关系明确，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而有铭青铜器多达50余件，多篇铭文涉及重要史料。

两座大型墓M79、M88为曾伯桼及夫人墓，其中M79墓葬出土4件“曾伯桼”壶，单壶铭文达161字，共644字，极其罕见，其五鼎四簋、三鼎四簠的组合，是春秋早中期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的最早实例。

“豪华陪葬品及这些铭文内容显示，‘曾伯桼’可能为当地统治者或曾国诸侯。”方勤介绍，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市区西约一公里处的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根据年代，曾伯桼应该是曾侯乙早300年前的先祖。

▲“曾伯桼”壶铭文

“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委会认为，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

冶铜遗存展现冶炼、生产、流通诸多环节

考古人员在对墓地进行发掘的同时，还发现了与墓地同时期的包括居址、冶炼遗存在内的大型冶铜遗址，面积达70多万平方米，遗址内有3座炼铜炉和分布广泛的铜矿炼渣和一块铜锭。检测结果与初步研究表明，铜渣主要是当地铜矿的炼渣。

▲炉渣

这是考古界首次发现大规模曾国冶铜遗存，展现了青铜冶炼、生产、流通诸多环节。“这对于研究周王朝经营和管理南方矿产资源提供了重要资料。”方勤介绍，黄石大冶铜绿山等南方产铜区的铜开采、冶炼后，经随枣走廊运到周王朝都城，这里应是沿线重要节点之一。

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介绍，青铜当时是重要战略物资，但西周都城及周边并不产铜，而一件藏于国家博物馆有“金道锡行”铭文的传世青铜器，指明先秦中国有一条“青铜之路”，但因该器物出土地点不明，学界一直有争议。

“古人把铜当金，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金道锡行’就是青铜之路。”方勤认为，苏家垄曾伯桼及夫人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的“金道锡行”，显示曾伯桼受命于周王朝，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从而为解开青铜时代“金道锡行”之谜提供了实证。

方勤称，多项考古结果推测，苏家垄不仅为春秋早期中国青铜运输的重要节点城邑，更兼具“加工”的功能，将从外地运输而来的铜矿资源加以冶炼，这一点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原产地”的冶炼功能有所区别。

苏家垄周代遗址是湖北省继2011年随州叶家山墓地、2016年天门石家河遗址之后入选“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又一项目。湖北省文物局负责人介绍，苏家垄墓群考古遗址公园去年12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目前湖北已制订三年行动计划予以强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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