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忆”卫礼贤之佛缘，兼及钢和泰和鲁雅文（上）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卫礼贤研究者和佛学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佛经翻译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沈仲章大学时代1930年左右，李蟾桂提供

沈仲章（1905—1987）是我父亲，非名人。卫礼贤即著名德国汉学家 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中文名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副标题中第一位钢和泰，即赫赫有名的东方学学者、梵文学家 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1877—1937）。第二位鲁雅文，即 Erwin Rousselle（1890—1949），一位颇有建树的德国汉学家，在佛教方面有著述，但知其者不多。“忆”字包含沈仲章回忆和因之而起的探索。

卫礼贤与早年中国文化名流如劳乃宣、辜鸿铭、罗振玉、蔡元培、王国维、胡适和徐志摩等，私交甚笃。卫氏翻译注释了许多中国古代经典，遍及儒道，有《易经》《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和《吕氏春秋》等。据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网页，季羡林评卫礼贤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对卫礼贤的专题介绍已有不少，没怎么评议他与佛学。但是，父亲曾参与一个佛经翻译项目，据他回忆，是“帮”卫礼贤。因未见相应记载，我四处查询。2015年，正在撰写卫礼贤传记的德国学者应我之求，挖掘原始记录，发现卫氏最初涉及佛学的痕迹。而后我综合其他资料，大致可证卫礼贤对佛学之兴趣，延续经年。

本文先述沈仲章在1920年代后期，由钢和泰引导，入梵文学界，译注佛经。再叙笔者自2014年以来，经中外多位学者以及先辈学者家属相助，寻找父亲记忆中的卫礼贤，环环相接导出鲁雅文，并讨论钢和泰、沈仲章、卫礼贤、鲁雅文四位可能当事人的各自作用。然后摘引佛教界记载与卫氏本人著述，标识卫礼贤从1922年起直至去世前几个月，其佛缘历程的一串脚印。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上）：开蒙攻读梵文

数位父辈老友对我说，你爸爸懂十几种外语。父亲则说，有些语种不算的，真正能使用的不过五六种。搜索我记忆中的实例，父亲能用于对话和阅读的，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马来语和世界语。他自少年到老年一直能用英文写作，中青年时也能用法语写作，其他语种我不清楚。（详见拙文《难忘的影子：金克木与沈仲章（一）》，《掌故》第一辑，中华书局，2016）

此外，父亲学过三种印欧古典语言，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父亲说梵文的语法规则最细致，古希腊文也挺复杂，拉丁文相对容易。

钢和泰是沈仲章的梵文老师。

父亲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开始学梵文。相关情节大都已写入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载《传记文学》2015年第2期）。下面略叙并补遗：

钢和泰讲授之课原非梵文，而是古印度宗教史。该专题需参考梵文文献，因此先得补习梵文。听课者一般已有文史哲专攻背景，属于研究生和教师这一层次，但大都认为那门课难得出奇。父亲和好友谢大祺刚进北大不久，是理科本科生。他俩出于好奇加好胜，被人拖去插班旁听。

钢和泰上课自编讲义，用罗马字母注音。梵文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变格极为繁复，父亲记得有两百多种。他举例说，第一次跨入钢和泰的教室，整整一堂课，老师只讲解了一个“马”。

沈仲章和谢大祺在课堂表现突出，受到钢和泰赏识，被邀去老师寓所继续进修。第二年谢大祺退学，父亲独自去钢和泰家求教，越来越熟。

关于钢和泰在北大教授梵文和古印度宗教史，早有著述论及。知名学者如胡适和陈寅恪等，都曾向钢和泰请教梵文，也是众所周知。本文皆不赘言。

▲钢和泰1921年1月11日致吴兹函（局部）哈佛大学档案馆藏，转引自高山杉文

值得一提的是，钢和泰在1921年1月11日，写信给哈佛大学教授、梵语学者 James Houghton Woods（吴兹，1864-1935），函内道明一项志愿：“I am trying to enlighten the Chinese by reintroducing the study of Sanskrit into this country.”（转引自高山杉《钢和泰遗札一通》，《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5日。高译为：“我正通过重新把梵语研究输入这个国家，给中国人做点开蒙启明的工作。”）

钢和泰为二十才出头的沈仲章“开蒙”，算来已是六七年以后。我觉得也许可作例证，表明钢和泰持续不懈，努力“启明”。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下）：协助翻译佛经

大约在1928年，钢和泰推荐沈仲章替一位德国学者当助手，参与翻译佛经的项目。钢和泰挑选沈仲章，是因为这个中国青年既懂梵文，也通德文，还具有佛学知识等等。

父亲在北大第一年，修过熊十力和邓高镜等教授的佛学专题课，第二年又修了陈寅恪的“佛典翻译研究”（亦作“佛经翻译文学”）。慕名去听寅恪先生课的人很多，真能跟上老师速度的学生为数不多。父亲因有梵文和多种外语的基础，听得过瘾，每堂课能记一厚本笔记。（参见《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

自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父亲向我津津乐道那段助译佛经的往事，不下十来次。回想父亲言及项目内容，用过泛称“翻译佛经”，也用过确指“翻译《六祖坛经》”，偶尔也用“编（佛学）词典”。而提到被助者，多冠以“德国教授”或“德国学者”，曾点明 “Wilhelm”，也不时说“帮钢和泰”或“跟钢和泰他们一起”译经。

父亲回忆，那位德国教授极其认真，做研究非常严谨。他要求沈仲章，把《六祖坛经》“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做卡片”（父亲这么说）。每个字都加上大量注释，从字音、字形、字义、字源、历史演变等多方面考查。我的理解是，父亲逐个汉字做卡片，用外文详细注解。我忘了问是用德文还是英文，估计含德文。（如果猜对，看来父亲也有些德文写作能力。）记得父亲曾评论，那是极好的训练，对他后来从事语言、考古和采风等研究，都大有帮助。

▲沈仲章口述笔录（局部）本人审阅时填入“卫理贤博士”。注：这处笔记写“一年”，但父亲紧接着更正具体时长记不清

对父亲变换用词，我这样理解：大项目总题是翻译佛经，小团队阶段性专攻是《六祖坛经》。制作卡片之责，已兼编纂词典之任。父亲直接协助的是一位德国教授，而整个译经项目系列，钢和泰有策划主导作用，因此说帮“钢和泰（他们）”也合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可能，父亲还曾直接助理钢和泰本人。至于Wilhelm，是本文关注重点，容我从下节起，一步步探讨。

父亲去世后，我生出一个疑问：翻译中国土产的《六祖坛经》，为什么需要懂梵文？我曾向几位学者求教，大都与我一同存疑。最终有一位解疑，他说：不少汉传佛学词汇，看起来是中文，按字面也能读通，但其实含有梵文渊源。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年久，人们乃至佛门人或研究者，难免习矣而不察焉。若具梵文功底，则较易辨析溯源。他追加说：另一方面，为解析这些梵文借词之汉传演化，中文语言学知识也必不可少。接着，他邀我得空合作，考查《六祖坛经》中梵文借词及其汉化，理由之一就是“你爸爸曾做的事”。这位学者早已准备了《六祖坛经》梵文借词参考物，可惜多年过去，我还没得空。

回头说父亲，他考进北大，选科是物理。涉足偏冷深奥的古典语言，原本学着玩。却没想到，梵文居然给他这个穷学生带来一条生财之路。父亲一星期去德国教授那儿几次，每次工作几小时。老板出手大方，一次给二十几块大洋。父亲成了年轻人中的阔佬，忙毕回宿舍，便得散财款待朋友们。（趣事参见拙文《父亲说老北大的“吃”》，载《报》2016年7月26日）

这份研究助理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多。除了治学上的熏陶和经济上的获益，这宗“洋买卖”在很多年后，还带来了个大好处。原来，德国教授付酬用德国银行支票，只能到德华银行去储存或兑现。为此，父亲在德华银行开了账户。因每星期去，成了“熟面孔”，建立了信誉。1937年夏，日军入侵北平，父亲冒险把居延汉简悄悄运出北大。左思右想，北平城内无处可藏。考虑德国是日本盟友，德商企业相对安全。父亲便把汉简装箱封实，充作私人物品，锁进德华银行保险柜。这段因缘，父亲讲述救护居延汉简经历，几乎总会顺带说起，故而也得在此一提。

哪个 Wilhelm：父还是子？

2014年或更早，我起念动笔，写写父亲助人译经之事。

我碰到一个问题，不议钢和泰，父亲协助的那位德国教授是谁？我先认为就是 “Wilhelm”，可早年在北京大学当过德文教授的，有两个Wilhelm，是父与子。为父者 Richard Wilhelm，即卫礼贤；其长子 Hellmut Wilhelm（1905—1990），中文名卫德明。沈仲章当过哪个 Wilhelm 的助手呢？

▲Hullmut Wihelm （卫德明）和其子Crispin，1950年代，Crispin Wohelm提供

扫视卫氏父子各自著述标题，未见明显涉佛。浏览若干生平介绍，也无我需要的信息。为解答疑问，2014年我踏上征程，寻找与沈仲章有缘的那位 Wilhelm。

出发之前，我就译经一事，从多次亲闻和父亲1985年口述回忆中，选辑要点和探讨之题，充作“行装”。然后借助电邮，穿越国度，拜访求教博学广闻者。

▲徐文堪2014年，沈亚明摄，徐文堪提供

第一站是中国的徐文堪。凡父辈学界往事，我常请教他。徐文堪先提议 Hellmut Wilhelm，即卫德明。徐文堪的猜测基于年龄，因卫德明与沈仲章生年接近。查卫德明1948年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当教授。

▲David Knechtges （康达维），本人提供

我折回美国，顺藤摸瓜，寻到第二站华盛顿大学。2014年8月15日，我电邮卫德明的学生、东亚系退休教授 David Knechtges （康达维）。我向他概述父亲回忆，告知我的困扰，寻求指教帮助。

康达维教授正要离家访问北京，但仍然拨冗作答。闻我苦于找不到有关卫氏父子佛学著述的记载，康教授说大概就是这情形，即两位 Wilhelm 都没出版任何论佛之书，至少他肯定恩师卫德明是这样（“I am sure of this in the case of Hellmut, who was my teacher. ”）。至于卫礼贤，康教授因隔代缺乏直接接触，说不了太多。[沈按：本文引用交流，篇幅较长的采用概述，必要时附原文关键词语。较短的录原文，外文加注汉译大意。]

康教授答言附有卫氏父子简历，卫礼贤部分截止于1925年。估计康教授意在留个口子，以便再探1926年后卫礼贤行止。康教授读到我父亲描述那位德国教授治学严谨，评论道：据卫德明，其父卫礼贤是位“最细致的学者”（“a most meticulous scholar”)。

康教授确证，卫德明于1933—1948年在中国，其间在北大教过书。我知道父亲于1926—1937年在北大，1933或1934年起，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1937年离开北平。算起来，父亲与卫德明有三四年可在北平相遇，可成北大同事。1935—1937年间，父亲应约翻译斯文·赫定（Sven Hedin）著作，需参照德文和英文版本。依父亲性格，他是会有兴结识精通母语的学者的。

但是，根据我对背景的了解，比如钢和泰的任职变迁，沈仲章的兴趣更替、师友相交等等，我觉得父亲说的翻译佛经项目，应在他的学生时代。当发生于卫德明来华之前，不晚于1930年，最可能是1928年。

于是我回到父亲1985年口述笔录，这该算第三站。翻检笔录稍后纸页，父亲又提到翻译佛经之事。很幸运，那页笔记经父亲审读，有他亲笔加注的“卫理贤博士”。 我兴奋地通报康教授，并在电邮标题中写道：“卫礼贤 for sure （肯定）”。康教授回邮表示高兴，“卫理贤”当就是“卫礼贤 ”。至此，他和我都以为，请沈仲章协助译经的德国教授，“肯定”是卫礼贤。

可是，求索离成功尚早。

引言已述，卫礼贤向西方译介儒道学说之功，知者甚众。然较通行的卫氏介绍，大都未言佛学。曾与人闲聊，我对卫礼贤涉佛之好奇，由父亲回忆触发。闻者诫曰：“记忆最不可靠”。

我明白那是善意提醒，不针对具体情形人物。其实，正因为我担心记忆不一定可靠，才走上求证之旅。但我也意识到，一概而论“记忆最不可靠”，恐非求可靠之道。应当不随成见，因人视情，思辨解析，合理运用史料。我有多次经验，父亲不同于众的亲历，常含特殊启迪，导向值得深究之域。我也略具敏感，本题似有余地。故而我没有轻易放弃，而是怀着忐忑之心，调节方向，探视卫礼贤有无佛缘。

康教授替我检索卫礼贤全部出版物目录，说没有任何涉佛。

知我尚未死心，康教授坦言：“but I am not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returned to China during the 1926—1929 period.”（“我无法确定他[卫礼贤]在1926—1929期间，是否回过中国。”）康教授建议我去找卫礼贤孙女 Bettina Wilhelm （贝蒂娜·威廉）。他说贝蒂娜·威廉刚拍了一部电影，专讲卫礼贤，应该比较熟悉她祖父的生平。康教授与贝蒂娜无直接联系，指点我求助 Rice University （赖斯大学）的 Richard Smith （理查德·史密斯）教授。

这轮再次联系康达维教授，是第四站，可谓中转站，电邮时戳在2014年10月。康教授的开通与热心，使我增强信心。

因遇他事干扰，也需梳理思绪，我没立刻请教史密斯教授。间歇约九个月，我再次启程，勘察卫礼贤涉佛的蛛丝马迹。

卫礼贤涉佛寻迹（上）：茫然无影

第五站是赖斯大学，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士顿。2015年7月，我给理查德·史密斯教授连发两封电邮，简述父亲回忆要点以及我和康达维教授的讨论。史密斯教授是研究《易经》的专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享誉甚高。迄今通行的《易经》英文译本之一，即转译自卫礼贤的德文译本。

Richard Smith（理查德·史密斯），本人提供

史密斯教授回邮说：“I am pleased to hear about this exciting development.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进展。）这个“进展”，指的是沈仲章叙及卫礼贤与佛经翻译。史密斯教授的敏锐目光，对我是个鼓舞。

史密斯教授当即电邮同发卫礼贤的孙女，陪我来到在德国的第六站。

贝蒂娜·威廉很快回邮，说她祖父1924年后没有再回中国。而对卫礼贤翻译佛经之可能，并无反应。我大概显得有点固执，又调整重申关注点，追问能否找到卫礼贤与钢和泰交往的任何记录。贝蒂娜答曰，该问 Ursula Ballin （厄休拉·巴林）博士。接着写道， 巴林“is working on a big biography on Richard Wilhelm for many years. If anybody knows something, it is her.”（巴林已花费多年时间，在撰写大部头的卫礼贤传记。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那就是她了。）贝蒂娜还告诉我：“She says that she′s come across the name of Staёl-Holstein during Richard′s time in Qingdao, but rather marginally. ”（她[巴林]说她曾见到，卫礼贤在青岛时，记有钢和泰的名字，但似乎仅是沾边。）

▲Bettina Wilhelm（贝蒂娜·威廉），征得同意引自本人网站

厄休拉·巴林的中文名叫吴素乐。于是得提一下我岔道台湾之旅，时间其实早些，但因是旁支，至此才关联上主干，且算第七站。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初步浏览资料时，读到吴素乐1991年的“Richard Wilhelm——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mage in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卫礼贤：二十世纪德国的友善中国形象创始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我见是专题学术文章，欲求联作者。了解到从1986到2001年，吴素乐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我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帮忙，不久便打听到了吴素乐在德国的电话号码。可我担心，那端第一个拿起话筒者，开口只说德语，迟疑未试。

▲邢义田，本人提供

贝蒂娜征得吴素乐的同意，传来了电邮地址，于是我直达第八站。

▲Ursula Ballin（吴素乐），征得同意引自本人网站

吴素乐当天回复说：“I am intrigued by your information that your father assisted RW with a translation.”（RW 为 Richard Wilhelm 缩写。大意为：“我对你父亲协助卫礼贤翻译之事感兴趣。”）可第一封邮件没言及卫礼贤涉佛，而且她提供的卫氏在华年月，与父亲所述译经项目，时间不相合。卫礼贤在北大阶段的日记中，确实多次提到一位姓沈的，但那是沈尹默，不是沈仲章。

至此回顾历程，我从父亲回忆出发，凭籍电邮走访中国大陆、美国、中国台湾、德国，从专题专家到直系亲属，多处叩门求教，心存希望。可是，过了一站又一站，没人告知卫礼贤与佛沾边。

我失望茫然。

卫礼贤涉佛寻迹（下）：日记留痕

吴素乐表示，她愿为我仔细搜索卫礼贤的日记笔记。而父亲沈仲章的独特回忆，也为吴博士提供了新启示，她依此钻探“矿藏”。

2015年8月9日，吴素乐来邮报捷。她根据卫礼贤日记（不一定摘原文），连续成段，夹叙夹议。下面我改以列单形式，分归三组，各冠小题，择要概括其述，选译其评为“吴按”。

第一组未察佛缘：

1922年1月到3月，卫礼贤坐船来中国。旅途中大量阅读（read a great deal），但无一涉佛（but nothing on Buddhism）。[沈按：赞同吴素乐陈述这一背景。三个月的读书单，映射卫氏来华准备范围，佛学未在内。]

第二组始见涉佛：

2月底，卫礼贤路经柬埔寨，访问佛教寺庙，与僧人聊冥思（meditation）。[吴按：这至少显示他对佛教的一般兴趣（general interest)。]

5月下旬开始，卫礼贤在一些社交场合与钢和泰接触，聚会时有钢和泰近友如胡适等。[沈按：之前我已与吴素乐讨论，因父亲回忆钢和泰推荐他协助德国教授译经，假定钢和泰是将卫礼贤引向佛学之关键人物。亦可参见下文吴按。]

8月，卫礼贤与一批外交官去北戴河避暑，其间与钢和泰多次单独会面。有次谈话长达三个半小时。[吴按：虽然内容不详，但这一系列会谈建议，钢和泰大概已说服卫礼贤相助翻译佛经。]

其后数月，卫礼贤与钢和泰时有相聚，包括共进午餐。

第三组步入佛学（下列几则引号内为吴素乐摘译的卫礼贤日记，皆非完整句）：

11月13日，“晚间六点半到八点，去钢和泰处；跟Hinze(?) Hinge(?)一起翻译佛教评论（translated Buddhist commentaries）。”[吴按：完全不知道Hinze Hinge的意思。也许是一个人（卫礼贤对中国人名，常任意自创罗马拼音，无固定规律），也许是词典或参考书。沈按：注意“翻译”二字，但猜测不是整本佛经。]

11月7日，“下午在钢和泰处，佛经。”[沈按：此处佛经用单数形式。]

11月21日，“钢和泰处为佛学著作（work）。”

12月12日，“晚间在钢和泰处，佛经。”[吴按：注意佛经用复数形式。]

我当即电邮吴素乐，祝贺她的发现。我写道：我很兴奋地得知，卫礼贤早在1922年，已对佛学发生兴趣，这将使人们对卫礼贤的了解更为完整。

吴素乐回邮说：“Thanks for your mail. I, too, was excited to discover RW's commitment to Buddhism and am grateful to you for having put me onto this trail.”（大意：“感谢你的电邮。我也对发现卫礼贤承诺佛学而感到兴奋，并感激你把我引上这条途径。”）“The fact that until now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RW & Buddhism’is a little surprising.”（大意：“‘卫礼贤与佛学’迄今鲜为人知的这一事实，有点令人吃惊。”）

可见，连正在撰写大部头卫礼贤传记、被卫氏后裔贝蒂娜评为“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那就是她了”的吴素乐，对发现卫礼贤有诺涉佛，也感“兴奋”，并对卫礼贤佛缘长掩，也感“吃惊”。

吴素乐还表示，她将凭借“new insight (thanks to you) ”（新视角，感谢你），重审她掌握的卫氏档案，重点关注1924年以后。

父亲的回忆促成这个突破，导向这个新视角，大振士气。

尽管我最初联系吴素乐，已讲明正在写文，请她为我查寻原始资料。但是，出于尊重，我没有急于自行公布这个发现。

我是这么考虑的，吴素乐致力于卫礼贤专题多年，虽因我的要求与提示，使得卫礼贤关注佛学的亲笔记录出土，但挖掘毕竟很辛苦。吴素乐告诉我，卫礼贤的这些笔记，显然只是为他自己留作参考，写得匆忙，字体极小（tiny)，常用缩写，字迹很难辨认（hardly legible）。

我决定等一段时间，让吴素乐先有机会，向外宣布这一里程碑。

但我写父亲佛经翻译之事，也不可能绕过卫礼贤与佛学，因而本文也随之搁下。两年多过去，够长了。我向吴素乐打了招呼，重续本专题。初稿成后已摘相关数节，请她过目。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