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忆”卫礼贤之佛缘，兼及钢和泰和鲁雅文（下）

▲鲁雅文的佛教研究著作封面，鲁雅道提供

在北平的真身：继任鲁雅文

且说2015年8月，我把卫氏日记发现搁置一边，继续求索之旅，探讨父亲与卫礼贤，有否可能合作，又如何合作。

不算钢和泰，父亲叙述协助德国教授译经，提及两个具体人名，Wilhelm 和沈仲章他自己。Wilhelm （卫礼贤）是德国教授，粗听很容易觉得就是父亲说的“德国教授”。这样理解的话，像是两个当事人合作一件事，即沈仲章协助德国教授卫礼贤翻译佛经。沈仲章作为当事人之一，在回忆亲历时说，卫礼贤是另一位当事人。这是我过去的理解，并没向父亲核证，他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在于，还没见到卫礼贤自留记录，确认他是另一位当事人。如今虽然找到例证，卫礼贤在1922年有过翻译佛经的意向，甚至尝试“翻译佛教评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真有行动推进具体项目。从起念到列入计划、排上日程、着手落实…… 步骤还不少，距离并不短。我不可一见碎片信息，便凭想象跳跃，草率下结论。

先前我浏览文献、加之与贝蒂娜和吴素乐等知情者交流，已注意到根据正式履历，卫礼贤1924年返德，没有重返中国。而父亲1924年就读于唐山大学，1926年始入北大，其后才学梵文。相与核对，两人不曾同时在北平。

吴素乐猜测，会不会沈仲章是卫礼贤在德国的中国助手之一。但我知道，父亲没去过德国。虽然父亲预计1936年随 Vincenz Hundhausen（洪涛生）访德，但最终没有成行。（详情参见《德国学者洪涛生与沈仲章的“一出戏”》，载《传记文学》2016年第1期）而且，卫礼贤在1930年已离开人世。

我早就担忧这个时段不合的关键问题。可是，我也读到一些资料，对卫礼贤1928年左右的行踪，用语含糊，包括暗示来华。因此我心存一丝希望，提出几种假设，请吴素乐仔细搜索日记通信等，有无任何可能，卫礼贤在1920年代末段，曾短期回访中国。

我的希望并非空穴来风，吴素乐说：1924年后卫礼贤确曾思念再返中国，可仅为“梦想”。另有传闻1927年卫氏又访中国，也只是谣言。

希望破灭，我又落入茫茫。

1928年左右，卫礼贤不可能在北平。而父亲翻译佛经，地点肯定在北平。他去那位德国教授处，同室工作。先不议卫礼贤是否远距发挥作用，我想弄明白，这位身在北平、亲手把酬金支票交给沈仲章的德国教授，到底是谁？

8月12日，吴素乐来邮说：“It seems I've already solved the mystery”（看来我已解开了这个谜），与沈仲章在北平一起工作之人是 Erwin Rousselle（鲁雅文）。她接着介绍，鲁雅文的专攻是亚洲宗教，他与卫礼贤在1921年相识。1924—1929年鲁雅文接任卫礼贤，在北大教授德国哲学。同时，鲁雅文也在清华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还在燕京大学 Sino-Indian Institute（汉印研究院）当主任。1930年后期，他返回德国，接替卫礼贤，负责卫礼贤创办的法兰克福大学东方研究所。1933年，鲁雅文提交了一篇关于中国佛教的论文，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资格。

更重要的是，鲁雅文在中国与钢和泰交往，曾专题研究惠能，并翻译过《六祖坛经》。

情况非常相合。鲁雅文在北大教德国哲学，父亲进北大后学过德文，又从物理系转入哲学系。鲁雅文在清华教比较语言学，父亲毕业前后跟随刘半农，致力语言学，也修过清华导师赵元任的语言学课程。鲁雅文在燕京大学当汉印研究院主任，我伯父沈维钧曾在燕京研究院就读，父亲有可能去参加活动。

最重要的也许是，鲁雅文认识钢和泰，并翻译过《六祖坛经》。这些都与父亲回忆，对得上号。

吴素乐指点了寻访鲁雅文孙子的途径，于是我又上路。

鲁雅文评沈仲章：“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

我来到第九站，联上了鲁雅文之孙 Ardo Schmitt-Rousselle （阿道·施密特-鲁索尔）博士，中文名鲁雅道。我简述来龙去脉，并表达请求。他问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怎么写，以便依此搜索他祖父的笔记与信函。

2015年9月23日，鲁雅道传来喜讯：他去鲁雅文长女之家待了四天，翻检了他祖父在北平期间寄回德国的函件。在一封1928年致兄弟书中，鲁雅文提到沈仲章，评为“trustworthy buddhistic adlatus”（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

鲁雅道接着写：“And in fact your father was the personal officer of my grandfather. The monthly salary was paid by him.”（“而且实际上你父亲是我祖父的私人职员。每月工资由我祖父支付。”）我记得父亲说，报酬不是月薪，而是每次或每周计时支付。不过两种说法无大矛盾，鲁雅文与家庭通气，可按月算账。

鲁雅道9月30日来邮又说，他祖父所译惠能《六祖坛经》，可能是“Sino-Indian Reasearch Institute of Peking”（北平中印研究院）的项目。1931年，鲁雅文发表了第一至第三章德文翻译，1936年发表了第四至第六章。

鲁雅道让我辨认一个名字，说是当年在北大教梵文的教授。我一看，那是邓高镜的别称。父亲与邓高镜亦师亦友，可去邓家随便走动。

10月9日，鲁雅道追加电邮写道：“The platform sutra 《六祖坛经》 proofs beyond any doubt, that it was your father, who worked with my grandfather.  That is a buddhistic key sutra and fits beautiful to a greater project. Richard Wilhelm who had left China a few years ago – as we know now – was not much interested in buddhistic studies.”（“《六祖坛经》证明，无疑是你父亲协助了我祖父。那是佛教的关键经典，正适合一个重大项目。卫礼贤几年前已离开中国——如我们现在所知——对佛学兴趣不大。”）

鲁雅道说的“我们”是泛指，好像“大家”的意思。估计“我们”是以对卫礼贤有所了解来划圈，他和我都在其列。这一措辞也可反映，卫礼贤“对佛学兴趣不大”，并非鲁雅道个人意见，而是国际上相当普遍的看法，为大家“现在所知”。

其实，我已见实证，卫礼贤对佛学早存兴趣。不过我没争辩，因为对明言挑战这一看法，尚需慎重。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终于有了与父亲直接相关的实质性收获。在北平与沈仲章同室工作的德国教授之“真身”，应是卫礼贤的继任鲁雅文。而鲁雅文评沈仲章为“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作为女儿，我闻言自然欣喜。

那么，至此是否终点？

我提议鲁雅道继续搜索资料，聚焦他祖父鲁雅文有无提及卫礼贤。鲁雅道认为，他祖父鲁雅文翻译佛经，是个自发独立的项目。他的一条理由是卫礼贤不曾涉足佛学，另一条理由是从他家记录看，这个项目由个人出资，并未得到任何机构的经费。

我觉得鲁雅道的说法有道理，但还不足以就此定论。从上文可知，第一条理由不成立。至于第二条理由，虽能提示经济上自力，但并不证明学术上毫无别人影响或参与。也不能排除有种可能，鲁雅文是自费完成卫礼贤想做之事。

问题仍然在于，鲁雅文是独资自主、携资合作、集资奉献，还是……？实现卫礼贤的理想，实施卫礼贤的一个计划，还是……？或者，与卫礼贤完全不相干？

我向鲁雅道预告：“a deep digging is underway”（该题正在深挖）。我当时这么说，基于有望得到几方相助深究。回想用词过重，至今尚欠“深挖”。我还向他解释，在写阶段性报告前，需要认真思考几位可能当事人的作用和关系。

四位可能当事人：各自作用如何？

父亲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这个佛经翻译项目，直接或间接，有四位可能当事人：钢和泰、鲁雅文、沈仲章和卫礼贤。

先说钢和泰。据卫礼贤日记，他与钢和泰多次讨论翻译佛经。据吴素乐，鲁雅文与钢和泰有交往。据父亲沈仲章，钢和泰推荐他协助译经，有时干脆说他帮钢和泰。应该可以确定，把翻译佛经作为一个整体大项目来看，钢和泰有策划、参谋的作用，也可能直接参与和指导具体项目。

顺便提一下，据有些资料，钢和泰1928年去了美国哈佛。但我查到1937年3月24日的 China Weekly (《中国周刊》)有关钢和泰逝世的报道，所述赴美年份不一样。考证钢和泰行止越出本文范围，估计钢氏年谱已出，学界早有成论。但若尚可商讨细节，钢和泰在北平教沈仲章梵文与推荐他译经的年月，也具补证意义。

再说鲁雅文。他翻译出版佛经，包括《六祖坛经》，记录确凿。鲁雅文留下文字，沈仲章为其“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而沈仲章回忆，他协助德国教授翻译《六祖坛经》。这两个是直接当事人，在北平同室工作，应无太多争议。

有意思的是，鲁雅文身在北平，书面资料中提及沈仲章。而沈仲章口述回忆未提鲁雅文，却言及远在德国的“卫礼贤”。从这个角度说，卫礼贤有名无实，鲁雅文有实无名。

▲僧袍，鲁雅道提供

我思忖，这个佛经翻译项目，到底跟卫礼贤有无关系？上述四人，各自担当什么角色？互相影响又如何？

卫礼贤早在1922年，已对钢和泰承诺译经。我的大胆假定是，鲁雅文抵达北平后，继承了卫礼贤的未竟事业。钢和泰为倡导促进这一事业的中坚力量。沈仲章被钢和泰拖入，助理钢和泰和“德国教授”。

然而，尚无资料可供分析，卫礼贤的“未竟”，到了什么阶段？当鲁雅文在北平开始译经时，卫礼贤是否身在德国心在华，鼓励、支持或影响了这个项目？此外，钢和泰在总体上对翻译佛经的热衷，学术界早有论述。但针对具体项目，是否有人逐一作过考察？

我感觉，卫礼贤在中国与钢和泰多次长谈，回德国后不至于完全忘了译经之诺。而对为什么父亲会记得“卫礼贤”，我想到几种可能：

一是钢和泰对沈仲章介绍这个项目时，说由卫礼贤主持，或说他与卫礼贤合作。如此，父亲便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因而自始至终认为，他是协助钢和泰和卫礼贤。

二是鲁雅文自己开口常言卫礼贤。这第二种可能，源自吴素乐“解谜”时所猜：“Rousselle idolized RW and will have talked about him a lot to your father in whose mind the two then were blended into one.”（大意为：“鲁雅文把卫礼贤当偶像，会老对你父亲说起他，因此在你父亲的脑子里这两人合二为一。”）

从吴素乐所言，也可引申出第三种可能，即鲁雅文自己对沈仲章说，译经是卫礼贤的项目。于是父亲便会觉得，他俩都是在替卫礼贤工作，并记住了 Wilhelm 这个鲁雅文本人强调的名字。这也可从另一角度，支持我上述假定，即作为卫礼贤继任的鲁雅文，尽力继承其“偶像”前任的未竟计划。

还有第四种可能，卫礼贤确实远距离参与该项目，哪怕限于道义上的支持、名义上的“主持”，或者更具实质意义。

上述几种可能并不互相排斥，可互相支持。或者可以说，钢和泰、鲁雅文和沈仲章，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卫礼贤对这一项目起了作用。

需要探索的是，卫礼贤起的是什么性质的作用？是否可算项目主持者或倡导人？还是，卫礼贤或钢和泰仅仅告诉鲁雅文，他们在1922年的一些想法？

我又仔细回想父亲措辞，辨析语境，还是有层次差别的。父亲若描述具体工作，被助之人是“德国教授”或“德国学者”。若说明为谁工作，则是“德国教授”、“德国学者”、“Wilhelm”或“钢和泰（他们）”。这里我试用“助”和“为”区别关系，其实父亲口语中大都用“帮”。“帮”有很大弹性，可近距可远程，可实指可虚化。“帮”用作动词，与“助”近义；偏于助动类介词的用法，也含“为”的意思。（“助”也具弹性，但小于“帮”，尤其吴语使用有限制。）吴素乐猜测的“合二为一”，也许并没发生在沈仲章脑中，而是发生在听闻者与笔录者的信息处理过程中。这更使我意识到有机治史很不简单，暂不扯开。

我继续思考，为什么直接当事人沈仲章，似已淡忘鲁雅文的名字，却一直记得钢和泰，而 Wilhelm 也长存脑中？

我盼再有发现，可证实卫礼贤的佛缘，不止于他在1922年与钢和泰的悬谈。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上）：文献记载

我尤其关心卫礼贤在1928年左右，是否仍然未忘翻译佛经。我转了个角度，去佛教界方面查询，果然有记录！这是第十站。

释印顺所著《太虚大师年谱》，记录了在1928—1929年，佛界内外广受崇敬的太虚大师（1890—1947）访德之行。根据太虚本人回忆及早年文献，访德时与卫礼贤多有接触。下面选摘相关数则（源自一国际佛教协会网络版，允许转引）。每则之后加按语，就本文主题，稍议浅见及可思之点，一般不考证人名地名等等：

【1928年11月】

十四日，郑松堂以德国佛朗府大学中国学院卫礼贤院长之函来迓（环游记）。

[沈按：“佛朗府”即法兰克福。1928年11月14日，太虚仍在比利时，卫礼贤已派人持函致意，可显郑重与主动。]

十七日，晤卫礼贤。商定：郑君为大师译华成徳，编书交敏兴之雪洛斯书店。中国学院学员詹显哲，常来为大师译语（环游记）。

[沈按：太虚16日抵达法兰克福，第二天即会见卫礼贤。郑君与詹君“为大师译语”，皆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之例。]

二十九日，大师讲“身命观与人生观”于佛朗府大学，卫礼贤译语；听者六、七百人，多半为该校员生。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亦专诚来听。是讲稿，以缘起之“和合”、“相续”为身命，而以唯识、中观义说之。德人读此稿，多有来函商讨者（环游记）。

[沈按：不知德人所读“此稿”是哪种文字？与演讲现场的“卫礼贤译语”有何关系？如果“此稿”是德文，而且根据或参照“卫礼贤译语”整理，也许可考虑是否算卫礼贤的译著，希望学界关注。即便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太虚原稿文字，也值得关注。在此顺便记下逾越本文范围之题：如果“此稿”乃太虚汉文原稿，或可想象德国当时汉学盛况？而“商讨者”来函又是何文？以及延伸问题，学界亦可探之，有益研究文化交流史等。]

【1928年12月】

十二月一日，大师偕卫礼贤，詹显哲去敏兴（环游记）。

按：海刊十卷一期《佛教史料》，谓大师于敏兴与中国学院讲“佛学大纲”，卫礼贤译语。实为卫君代讲之误。

[沈按：摘文“按”当为印顺按。“卫君代讲”四字值得注意，表明卫礼贤对佛学知识有自信，太虚也能信托卫氏代己演讲。也可参照上则“此稿”是否德文之疑，综合思考。]

五日，大师返佛朗府。寓中国学院，常占一室以诵经（环游记）。

[沈按：太虚“寓”卫礼贤主持的“中国学院”，可为两人会面商谈提供方便。]

十二日，大师着衣诵经次，卜尔熙公使来，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作莱茵河探胜之游。与卜使谈及：国际间相忌相侵，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沈按：虽仅录外事交际，然卫礼贤应约作陪，也涉佛缘。]

十四日，大师讲演“佛学之变迁大势及其新倾向”于中国学院，卫院长译语。听者二、三百人，皆热心东方文化及哲学与佛学研究者（环游记；海十、一《佛学要闻》）。

[沈按：至此，卫礼贤为太虚演说“译语”或“代讲”，记录已达三次。]

其间，大师与卫礼贤商决：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招集发起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环游记）。

[沈按：“世院”为世界佛学院之简称；“院刊”指中国学院院刊还是世院院刊，待考。试解“其间”二字：自太虚11月中旬抵达法兰克福，至少自12月5日“寓中国学院”起，便与卫礼贤商量相关事宜，至12月14日决定。此处简单回顾上文卫礼贤1922年日记信息，供参考：卫礼贤与钢和泰为译经之事，长谈多次，某次达三小时半。]

【1929年1月；太虚于1928年12月20日抵柏林】

四日，远东协会总秘书林待，以卫礼贤之介，约大师往晤；见会长叩尔纳等（环游记）。

[沈按：协助扩展社交一例，方便太虚弘扬佛道。]

二十七日，司泰恩凯来访。司氏于禅定颇多熏习。卫礼贤来访，知征求世院发起人，已得各国六十余人之赞允；大师乃与话别（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沈按：1929年1月28日太虚离德。27日卫礼贤来柏林，专程“话别”，并报喜讯。而佛学院若遍及“各国”，译经自然水到渠成。]

我特别关注1928年12月14日下段，卫礼贤答应太虚，“译载中文佛经”。依印顺括号注，所录源于太虚《环游记》。据查，《环游记》1930年即由大东书局出版，信息应相当可靠。

1937年，太虚著《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一文，进一步回忆：“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引自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史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对卫礼贤和太虚计划“大规模翻译佛经”，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1995）也有提及：“民国十八年，太虚在德国与卫礼贤共同约定翻译华文佛典为德文、英文，但后来因经费拮据及卫礼贤逝世而告中止。”

《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20日载李雪涛《太虚法师1928—1929年的德国之行》（简称李文），介绍时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出访德国，“一共待了74天”。李文设专节讲述太虚与卫礼贤的接触，引用不少文献，也言及译经计划，还有一张卫礼贤和太虚法师及 Botschafter von Borch（卜尔熙）的珍贵合影。

以上记载显示，在太虚访德期间卫礼贤涉佛之多方面：会见佛教大师，陪同游览，招待住宿，邀请演讲并翻译，甚至“代讲”，征求世界佛学院发起人，充当通讯处，商量决定译经，承诺出版…… 可见，卫礼贤1922年起念翻译佛经，到1928—1929年兴趣不减，而且对理解佛学的自信已达相当程度。

我好奇的是，卫礼贤和太虚在德国商决“有计划地翻译佛经”之约，与钢和泰、鲁雅文和沈仲章在北平的译经项目，有无任何关联？所言“筹款无着”，可否解释鲁雅文为何自筹资金？卫礼贤既肯积极“征求世院发起人”，是否也会主动征求佛经翻译者？而鲁雅文在北平之尝试，有否树立榜样之意图？记忆力很强的沈仲章，为什么偏偏“记住”，钢和泰推荐他协助的是卫礼贤？

证是或证否，都待确实依据，暂且归于因缘。

至此先作小结：为求证父亲回忆，我关注卫礼贤涉佛踪迹。通过原始日记，窥见1922年卫氏佛缘初现；通过佛界文献，又见1928—1929年卫氏佛缘重显。

下一个焦点在于，卫礼贤两度许愿译经，是相隔六七年的两组孤例，还是连续历程之两端呼应？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下)：本人著述

上摘佛界资料所载，意在彰扬1928—1929年中国佛界领袖的外交功绩，卫礼贤为响应太虚号召者之一。前引新发现1922年卫氏日记所录，大概还是钢和泰说服卫礼贤共襄其事。假如卫礼贤只在遇到钢和泰和太虚时，才发愿扣问佛学，并不足以证明，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兴趣是否持续有恒。而卫礼贤与那两位有约译经，也不足以说明，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学说是否下过功夫。

1922年到1929年间，卫礼贤佛缘几许？屐齿苔痕何存？

有位学者点拨：那是“well documented”（与我的问题合起来可译为“佛缘在录”）。他继而指出，通过早年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考证卫氏生平，确是一条重要途径。但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那便是从卫礼贤的著述中，搜寻有无佛学影响。即便重点在口述史，也不可忽略这一功课。讨论后我俩都认为，治史得根据实情，切忌偏颇。

这位学者给了我三本卫礼贤的书，领我来到第十一站。

▲三本卫礼贤著作封面

第一本书是卫礼贤和卫德明父子俩的《易经》讲座汇编合集，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The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Book ofChanges（《易经解析：卫氏关于变化之书的演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卫德明部分英译者是Cary Baynes （凯瑞·贝恩斯），卫礼贤部分英译者是Irene Eber （霭润·艾伯/伊爱莲）。

点拨者在书中夹了条子做了记号，标明我该关注的书页和段落。

粗粗浏览，卫德明论“易”涉“佛”不多，大体符合其弟子康达维记忆。但卫礼贤讲解的《易　经》，Buddha (佛)和Buddhism (佛教)等词语，不断冒出。我依照标志，翻阅了第154-325页，援引“佛”与“佛教”不胜枚举。聚焦第270到273页，基本是在比较“佛”与“易”。尤其272-273两页，仅“Buddha”一词，便出现不下十次，另有多处用“he”等代称指佛。

下摘卫礼贤议论“佛教”一例，粗体标出关键词，并加括号注：

【第297页】Buddhism goes still a step further by identifying life with suffering. Our intention here is not to present the views of Southern Buddhsim,for Southern Buddhism has long been known in Europe, but it may well to show the rhythm of events as expressed in 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 [沈按：本文不议佛学知识，不细辨卫氏对“Southern Buddhsim”的理解使用，暂保留两译“南方佛教”与“南传佛教”。“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同理。试译大意：“佛教更进一步，以苦释生。我们此处目的，并非表达南方/传佛教观点，因为欧洲对南方/传佛教早有了解，而在试图显示北方/传中国佛教所体现的事件脉搏节奏。”]

读起来，卫礼贤不仅对佛学传播流派等已具一定知识，而且特别强调“北方/传中国佛教”，以区别于“南方/传佛教”。

卫礼贤也提及“禅”，并注明中文是“Ch'an”，日文是“Zen”。

根据书内附注，卫礼贤这一系列《易经》讲座，原为四组小系列：一组三讲在1926年（归纳为第二篇），另一组三讲在1927年（归纳为第三篇），再一组两讲在1928年秋（归纳为第四篇），还有一组两讲在1929年秋（归纳为第一篇）。

由此可见，卫礼贤在1926-1929四年间，年年讲解《易经》，然也心系佛缘，念念不忘，时时引证。

为进一步追寻找卫礼贤论佛踪迹，我打开第二本书。

那是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卫礼贤翻译注解，C.G.Jung（卡尔·荣格）评注]。可以说，这是卫礼贤最后一本著作。1929秋德文本首版，1930年3月作者去世。1931年，其好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筹划出版英译本。

点拨者告诉我，卫礼贤在《金花的秘密》内，以注解方式，思考比较佛教与道教，兼及孔学和易经等等。

我被提醒特别关注，在凯瑞·贝恩斯的《金花的秘密》英译本(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62)中，附有卫礼贤遗孀Salome Wilhelm (莎乐美·威廉)1957年前言，引了一大段卫礼贤在1926年有关佛与道的议论。

Richard Wilhelm wrote the followi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is meditation text in 1926:

“……The text combines Buddhist and Taoist directions for meditation. The basic view is that......”[沈按：上摘第一句是莎乐美·威廉的引入语。引号内选摘莎乐美引卫礼贤。其中“meditation”可译为“沉思”、“冥思”、“冥想”等，也可译作“禅”。试译大意：“1926年，卫礼贤介绍这本‘禅’书时写　了如下之语：‘……本书综合佛家与道家的冥想之法。基本观点是……’”]

这条信息显示，卫礼贤在1926年，不仅关注、译介综合佛道的作品，并已在其著述中比较佛教与道教的“basic view”(基本观点)。

略读　《金花的秘密》前部，已见卫礼贤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探讨佛教与道教的基础教义，用词直涉一定深度。已述我不打算评议卫氏对佛学的理解，因而不录成段整句，仅摘短语或非完整句。以下数例取自该书第7页，汉译皆大意：

1. “a religious trend, which, stimulated by Buddhism, ... but in a way clearly different from Buddism”（“一种因佛教而起的宗教倾向，……但明显与佛教不同”）；

2.“a thought absolutely foreign to Buddhism”（“一种与佛教大相径异的想法”）；

3.“the influence of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at that time dominated thought in China, is not to be underrated”（“大乘佛教主导那时的中国思潮，其影响不容低估”）；

4.“Buddhist sutras are cited time and again”（“佛教经典被反复引用”）；

5.“a purely Buddhist method which was practiced in the T'ien-t'ai School”（“一种天台宗实行的纯佛教方法”）；

6.“there appear purely Buddhist ideas which repudiate the world and emphatically shift the goal towards nirvana”（“其中体现若干纯佛教意念，否定现世，刻意转向追求涅槃”）。

从上述摘语可看出，卫礼贤在1929年以前，对大乘佛教和天台等宗派已有了解，认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曾起“主导”作用。他还能在被译原著中辨识所引“佛教经典”，并颇具信心地谈论与“纯佛教”有异同之“倾向”、“想法”、“方法”和“意念”，……诸如此类。

冰冻数尺非一日之寒，我被引导往前回溯。

第三本书是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易经：变化之书》），即卫礼贤翻译并注解之《易经》（凯瑞·贝恩斯英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三版）。其中，卫礼贤解释第52“艮”卦时，比较佛法与《易经》之侧重不同。

While Buddhism strives for rest through an ebbing away of all movement in nirvana, the Book of Changes holds that rest is merely a state of polarity that always posits movement as its complement.Possibly the words of text embody direc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yoga. [沈按：我请另一位较有专攻者试译大意，附此仅供参考：“佛教通过运动的消退进入涅槃而求得静寂，而《易经》则认定静寂只是一种极性的状态，是运动的一种补充，或许代表了一种练习瑜伽的方向。”译者按：尚未通读上下文，猜测该小段意思或许是佛教追求的是完全的静寂，而《易经》只是动中求静。动是常态，静只是“动”的一种特定的状态。]

卫礼贤译注的《易经》，几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1923年德文初版。由此可推知，1923年该书面世之前，卫礼贤对佛学已有相当知识。

以上只觅轨迹，不评观点。我想，卫礼贤其他著述中，可能还有痕可循。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相关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

为此再作小结，记下本文所议卫礼贤涉佛脚印（范围缩小到佛学知识）：

1922年，与钢和泰认真讨论翻译佛经，并试译佛教评论（根据卫礼贤未发表日记）；

1923年包括更早，比较佛学与《易经》，评议涅槃（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年包括更早，综合比较佛教与道教基本观点（根据遗孀摘引的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1929年，反复援引佛学讲解《易经》，关注北方/传佛教，提及禅宗。（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8年左右，可能远距参与翻译佛经的具体项目（根据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回忆）；

1928—1929年，与太虚商定大规模翻译佛经（根据文献记载，基于当时记录和/或另一当事人太虚回忆）；

1928—1929年，为太虚口译佛学演讲并代讲（根据文献记载，同上）；

1929年包括更早，不断比较佛与道，了解佛教宗派如大乘和天台，讨论纯佛教等概念（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连续性显见，细节需充实，思路历程待探讨。

未及结论的尾声：思考线索

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翻译佛经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从我熟悉的父亲习惯，他回忆此事多用“Wilhelm”而极少用“卫礼贤”，也提示了可供还原当时语境之参考信息。（辨析习惯和语境等，得综合各个层面，将牵涉到有机梳理史料等较大论题，非数语可解释，容另议。）

近年来整理父亲资料，时逢父亲所历不同于定论、众说或已发表的他人所述。我每每彷徨，不知何倚何从。可是，一件接着一件，已遇多个例证，父亲的记忆有理有据，可供纠误和填缺。较近一例可参见拙文《沈仲章回忆斯文·赫定片断：采集品放行瑞典案》（载《古今论衡》第30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补充了不少斯文·赫定不甚清楚的内情。更有意思的是，文内讨论一个地点，赫定在事后几年内出版的书面报告，与父亲在几十年后的口述回忆不一样。我先取赫定之说，但旋即发现当年即时会议记录，所录地点却正是父亲这位现场经手人所忆。

回望时约四载的本专题探究过程，我的注意力半途转向卫礼贤佛缘循迹，庆幸有所获。然而，对我最关心之事，即沈仲章与卫礼贤的佛缘历程如何相交，仍无足够材料可下结论，离终点尚远。

叹息力量有限，人生有涯。我最想弄清楚的这一问题，也许终不可解。好在因父亲回忆而起的探索之旅，也是一种经历。

探索多歧路，除了继续搜寻沈仲章遗存资料，谨在此标志另三条值得追踪之线：

其一，最近听说，鲁雅文长女鲁幼兰怀念在北平的童年，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于是我顿感亲近，父亲天性喜欢跟孩子玩，会不会当年逗过牙牙学语的鲁幼兰？　又听说提及鲁雅文的中国缘，会让九十多岁的鲁幼兰欣慰，这便成了促我抓紧完成本文的一大动机。此外，我已邀请鲁雅道，合作撰文介绍鲁雅文。但愿通过细察鲁雅文涉佛之前因后果同道，又能得到新的启迪。

其二，关于由钢和泰策划促进的翻译佛经之举，以及由他引导研习梵文和佛学之人，不知学界是否已作详尽梳理？

其三，我翻阅卫礼贤著作，瞥见卫德明涉佛之痕。可惜目前无暇分身，探讨卫公子对佛学的兴趣是否因卫礼贤引导。我想，卫德明本人可自成一题，建议有志者关注。而分析卫氏父子佛缘有无因果传承，或许也将有助于思索卫礼贤与鲁雅文译经有无因缘沿续。

借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语，盼“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溯源疏流，“共参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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