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和坚守：对翻译争议的期盼

近几年来，由于受互联网迅速发展，以及翻译产品市场化加剧的影响，在我国翻译界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并由此引发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一些争议，如怎样看待快餐翻译、众包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在实践中的应用等。随着我国加快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步伐，如何面对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出现了翻译可否“连译带改”的不同争论。一向受冷落的翻译学术界，因为产生争议而热闹起来，这是活跃学术的好现象。这场争议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首先，怎么看“快餐翻译”。因为网络翻译、人工智能翻译的出现，对传统翻译和出版的模式、手段和营销等，都带来了新的挑战。网上盛行碎片式、流水式“众包法”的翻译，使得翻译进度出现飞跃式变化，一本30多万字的《乔布斯传》，从翻译到上市，只用了35天就完成了。小布什的《决择时刻》一书的翻译出版，同样也只用了一个月。以往靠一两位翻译家用几年时间译出一本书的惯例被打破了。对此，出版方因为快出版抢占了商机，为它叫好：而读者发现译本差错太多，又连连摇头。

其次，怎么看“连译带改”。在外销的中译外方面，最受关注的争议，莫过于如何评价“葛浩文式翻译”。葛浩文是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他在翻译莫言作品中，采取了“连译带改”的方法，在《天堂蒜薹之歌》一书中，甚至对原著的结尾也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对此现象，支持方认为，“翻译是多维的，不能宥于语言讲对等忠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忠实对等的翻译，是柏拉图式的空想。”媒体上还有文章说，“忠于原著成为‘走出去’的绊脚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成了这种主张的成功案例。而反对方则认为，“连译带改”背离了翻译的基本原则，若未获作者授权，译者擅改则有侵权之嫌。

上述不同观点，从各方自己角度出发，似乎各有理由，难有定见。但笔者以自身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体会认为，面对当前翻译争议，必须秉持包容和坚守这两种态度。

翻译是一种社会性劳动，翻译成果是供他人使用的。译作必须经过传播，被受众接受，才能实现其价值。于是翻译就存在学术与传播两个层面。从学术层面来看，翻译学是一门语言科学，翻译作品要遵循不同语言文字转换的要件、方式和规律，要求转换准确、到位，其重点在“文字转换”之上。中外译家曾经倡导的翻译理论，不论是尤金·奈达的“等效翻译”、严复的“信达雅”，还是鲁迅的“信、顺”、傅雷的“神似”等等，无不以忠实原文为首位。简言之，即任何“转换”，都不能离开“信”，这应该是翻译学术必须坚守的一项基本原则。

再从传播层面来看，此时翻译作品，已变成翻译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在这个领域，它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受众接受它，从而广泛地实现其价值。其诉求重点，也就从完善“文字转换”，转向追求“传播效果”。一旦翻译作品进入市场，就具有商品的属性。同其他商品一样，为了追求产品价值的最佳实现,势必寻求更好的推销手段。原先重在“转换”的那些规则，被重在“传播”的需求所替代。那些“快餐翻译”“众包翻译”“连译带改”等等新的翻译模式，就在这种需求之下应运而生了。

在当今文化多元化时代，翻译消费的需求，也是多种类多层次的。对翻译，有的只要求信息传达，不注重文字对应；有的更追求翻译快捷，而不拘泥翻译精准。尤其当今处于“微时代”，线上浏览、微信本、图解本等浅阅读方式，深受许多受众所钟爱，因此，对于那些异于传统翻译模式的翻译现象，既然法律不禁止，市场有需要，就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承认它的正当存在，让消费者去判断和选择。而相关的管理部门，则要对此做好服务与管理工作。

只讲包容当然不行。翻译毕竟是一门严谨的语言学科，是一种思维再创作，需要知识和智慧的投入，不能将它同市场上可以人工复制的物质产品同样看待。在当今翻译领域，既要展现包容，更要倡导坚守。必须坚守翻译的学术属性，维护语言文字转换的科学规律，以及传统审美的要求。

译文可以不可以改，允许或拒绝怎样改，恐怕不会有一种通用的模式。在我看来，只能从实际出发，分别加以对待。在翻译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译者必须获得作者允许删改的授权，才能得到改动作品的合法性。进入公共版权期的作品，原作者虽已无法发声，但按常理，作者都会期望维护自己作品的完整性，因此译者也应该尽力尊重这种可以理解的意愿，不可轻率删改。对于那些文字准确性要求严谨的翻译，诸如法律文书、商业契约、历史文件、纪实文学和其他非虚构作品等，都应该舍弃“连译带改”，而是要恪守翻译职业道德，遵从传统翻译规则，进行规范的翻译，力求使译作忠实而完美。

总之，对待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新观点、新现象，必须理性分析。有的该扬弃，有的该包容，有的就该坚守。在翻译领域，就让便捷卫生的“快餐”，与精致美味的“佳肴”，各应所需，各行其道，互补共进，促进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地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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