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传世国宝”之一四羊方尊，准确出土地在哪?

▲ 豕尊。因为这对“獠牙”，学界曾一度判断豕尊是野猪造型。但当时未阉割的、年满3岁的家猪，也会露出呈獠牙状的犬齿。

湖南青铜器以动物造型居多，且主要是从山区、湖区偶得的。借湖南省博物馆主办“春秋战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契机，本报记者邀请了多位当地资深的文物工作者，为我们介绍部分器物的前世今生。

去湖南省博物馆观“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不少青铜器的研究者都会特别关注一个展区——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迹”之第一单元“青铜时代的南方礼乐”。此地以人面鼎、皿方罍与大铙起领，展出了大量食器、酒器、乐器。这里的食器和酒器展柜前总是人头攒动，且特别容易吸引小朋友。原来，这里展示了猪尊、牛觥、虎卣、象尊、羊尊、马尊等等，常常是家长边读展览说明，边对器物指指点点，和孩子进行问答——这是什么动物，那又是什么？

“以动物造型居多，这是公认的湖南青铜器的一大特色。”说到家乡的青铜器，现年78岁的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熊传薪颇感自豪，“湖南是我国长江以南出土青铜器最多、最重要的一区，而且很多青铜器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一单元的展览入口处，记者看到柱墙上贴着一幅大图，图文并茂地标注了在湖南各地出土了哪些商、西周重要青铜器。从出土地点来看，它们的出现似乎零星分散，遍及湖南全境。熊传薪介绍，湖南的青铜器主要不是在墓葬里集中发现的，而是散见于山顶上、山脚下、湖区等等，可能是古人用来祭祀山川河湖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分布特点，这些珍贵文物常常是在偶然情况下获得的。

为四羊方尊找到准确出土地

出土于湖南的四羊方尊，被誉为“十大传世国宝”之一，现存国家博物馆。不过，这件国宝的“身世”传奇，甚至人们都不知道它的确切出土地点，直到1963年夏天……

▲ 出土于湖南省宁乡月山铺转耳仑四羊方尊

“我在宁乡待了三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就是1963年7月2日，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确切出土地点。”现年86岁的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说起这段55年前的往事，依然神采飞扬。他记得，当时盛传四羊方尊是在湖南省宁乡县沩山观音庵出土的。“后来，我在宁乡月山挨家挨户去问，发现其实它出土于宁乡月山铺转耳仑。”

事情还要从1963年早些时候说起。当时，宁乡黄材公社寨子大队秘书姜伏宗在炭河里塅溪河中拾到的一件商代“癸举”兽面纹提梁铜卣，卣内藏有1100余颗玉珠、玉管，他便将这批文物送到了湖南省博物馆。时任博物馆考古部负责人的高至喜看到这些文物，就想去当地实地探访。6月30日，他和馆里的老技工漆孝忠两人来到宁乡黄材找到姜伏宗，在他的指引下来到提梁卣的出土地进行初略勘察。凭着以往的经验及从村民处听说的各种“宝贝”出土传闻，高至喜觉得这一区域很可能有文物集中的遗址存在。不多久，他们就在提梁卣出土地上游约20米处，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址，找到了大量遗存。高至喜发现的这处文化遗址，便是后来引起考古界高度关注的“炭河里遗址”。

第二天上午，高至喜和漆孝忠从黄材沿塅溪河而行，前往月山铺——高至喜曾听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说，当地有人收藏了20多件商周青铜器。“可我们一路打听这个人和青铜器的消息，大家都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只能找了家公社招待所先住下，一家家地去打听。7月2日，当他们走进村民姜景舒（锦书）家中时，偶然得知他和兄弟20多年前在转耳仑挖红薯土时，曾挖获了一件有四个“水牛”的宝物。“我当时就想，会不会是四羊方尊？”高至喜马上请姜景舒带路，前往宝物出土地查看。在到达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转耳仑，也就是黎家冲背后山腰后，姜景舒告诉了高至喜他的挖宝经过——

1937年，姜景舒在转耳仑挖红薯土时铁锄碰到了一个“硬东西”，以为是石头，没有管它。没想到，第二年，1938年4月的一天，他在挖红薯土时铁锄又碰到了这个东西，挖出来一看，竟然是个文物。经过商议，姜氏兄弟以400大洋（一说240大洋）将此器卖给了黄材的一名古董商。不久，这个古董商又把这件宝贝高价卖给了长沙的古董商。由于长沙的古董商是几个人集资购宝，最终因分赃不均闹到了长沙县政府，惊动朝野，宝贝便由省政府接管。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这件宝贝的横空出世，当年8月27日，中央社发布了《宁乡黄村发现周代古鼎》的消息，长沙的《力报》《国民日报》《观察日报》均刊登了这则新闻。从照片和文字描述看，这件宝物就是四羊方尊。

此后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渐渐地，四羊方尊没了音讯。解放后，1938年曾在长沙感受过“四羊方尊热”的周恩来总理想起了这件宝物，责成文化部追查。可当年参与运送的人或是不幸丧命，或是断了音信，一时不知从何查起。

没想到，1952年，蔡季襄在清理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批国民党遗留物时，偶然发现了盛放四羊方尊碎片的箱子！高至喜听蔡季襄说，四羊方尊在日寇轰炸沅陵时，从香几上掉下来震碎了。也有人说，是运送四羊方尊迁往沅陵的车队在路途中遭日机轰炸，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

1954年，国内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接到了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花了两个多月，才让它“起死回生”。1956年，经过与宁乡县政府的沟通，四羊方尊交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在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并收藏。

“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里，还有四羊方尊的残片呢！”高至喜说，前往宁乡调研四羊方尊出土经过时，看到了姜景舒当年卖宝贝的时候，曾把之前不小心敲掉的方尊口缘处一块云雷纹铜片和两块羊角残片留下来作纪念。经多方努力，姜氏兄弟最终将文物残片无偿捐献给了湖南省博物馆。现在，姜家还保留着1977年宁乡县文管所负责人写下的收条：“今收到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茶园生产队姜景舒同志古铜（即四羊方尊之部分）。”姜家后人回忆，当年县里还给姜家发了一支钢笔、一个口杯、10元钱作为奖励。高至喜记得，2007年四羊方尊“回老家”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时，还取出了这些馆藏残片进行比对，“完全对得上”。

▲ 高至喜（右）、熊建华近距离观摩四羊方尊

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告诉记者，早在新石器时代，羊就成为陶器的“仿生”对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比如，在易学家的研究中，“羊”被借用为“阳”的象征符号，“三阳开泰”就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他认为，羊或羊形在商代祭祀礼仪中，可能与象征秋天的虎对应，是象征春天到来的祭祀符号。

地基中挖出豕尊

在展览中，豕尊是一件位于中心展区“养尊处优”的青铜器。熊建华带记者走到“猪头”处，指着“猪嘴”两侧铸造的“獠牙”说，因为这对“獠牙”，学界曾一度判断豕尊是野猪造型。但他更倾向于历史学家刘敦愿先生的提法，认为这是家猪造型。他绕到“猪尾”处，笑着说：“你看，这是头公猪，而当时未阉割的、年满3岁的家猪，也会露出呈獠牙状的犬齿。”记者看到，在豕尊的“猪背”上，还有一个椭圆形的盖子，盖上立着一只鸟。“这只鸟原本已经坏了，这是根据残存情况复原的。”熊建华介绍道，鸟站在猪背上，其实是当时牲猪野外放养的一个佐证。记者看到，在豕尊身体两侧的“猪肘”处有四个洞，其中有横穿的管孔。熊建华说，学界推测古人可能在此穿上棍子或藤条或绳子，用以抬举。在这件豕尊的“猪头”左后方、“尾巴”等部位，记者发现有些地方的花纹并非严丝合缝。“这就是留在器身上的历代修复痕迹，可见这件器物曾经长期被反复使用。”熊建华说，“公猪在古代可是最神圣场所的祭品，而且只有地位极高的人物才能拥有。”

那么，这件豕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豕尊是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熊传薪告诉记者，1981年年初，湘潭县九华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生产队队员朱桂武在平整新房地基时，发现了这件猪形铜器。次日，朱家父子便抬着这只30多斤的铜猪去县政府。考虑到县里没有文物管理部门，县政府建议他们乘车将铜猪运到位于长沙的湖南省博物馆。当时，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何介钧接待了他们。“奖励了他们父子800元。”熊传薪说。

经专业人士鉴定，这是一件商代的豕尊。于是，湖南省博物馆立即派人前往调查豕尊的出土地点。据何介钧在《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一文中的记录，豕尊出土于长沙南约20公里的湘江西岸，尊埋在距离地表1.5米、直径约1米的圆坑中，圆坑附近没有其他器物，豕尊属于窖藏出土。有趣的是，近豕尊处的填土是疏松的山沙，与窖藏本身的泥土不一致。考古人员认为，沙土不积水，豕尊周边填满沙土，应当是为了保证铜器周边相对干燥。

熊传薪告诉记者，同样在修房过程中发现的，还有1977年在衡阳市郊出土的牛尊（牺觥）。这件器物在“湖南人”展览中也可以看到。熊传薪说，从这件牛尊的头部和角形判断，它的外形参考了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有个盖子，盖子上铸有一只老虎，既起装饰作用，又是实用的捉手。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牛尊虽然不大，但制作非常精良。”熊传薪说。

植树邂逅象尊

在展览中，还有一件动物造型的器物人气颇高——象尊。在象尊后的展板上，还绘有线描图。“象尊虽小，但器身花纹极为繁缛。”在熊建华的指认和讲解下，再结合线描图，记者发现象尊本身就是个“动物乐园”：“象鼻”前端有一鸮，鸮上伏一虎，虎口衔一蛇，“这个蛇叫烙铁头蛇，现在湖南邵阳、郴州一带还有”；“象额”中点部位两侧各蟠有一条蛇；“象耳”正面是双头蛇状纹饰，背面是一对凤鸟，耳下是凤鸟纹；“象脖”向后延伸一直到“象腰”的地方，有虎首图案，“象肚”下还有兽首；前腿上有虎纹；在臀部和后腿部分，饰有兽首和夔龙纹。“象尊可以说是在动物身上叠加动物，从头部前腿到前腰就有14个动物。”熊建华说。

▲ 象尊及其纹饰线描图

那么，象尊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象尊是农民种树时候挖到的。”熊传薪告诉记者，1975年2月，湖南醴陵市仙霞公社狮形山的一位农民在山上植树时，在距地表15厘米处挖出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当时，这件青铜器还滚到了山坡下，他将它捡回来，回家后放在火里烧，发现烧不坏，就放在了家里。一天，公社干部去他家时，看到了这个青铜器，就给湖南省博物馆写了信。熊传薪收到信后，前往公社调查。“我到了以后，发现这是件商代的青铜器。”他说，按照当时有关规定，他只能按1.5元/斤的铜价向农民回收这件器物，“这件5斤重的象尊，当时只要7.5元”。考虑到文物的价值，熊传薪提出再奖励农民30元，“结果公社干部不同意这么 ‘高额’的奖励，最终商议下来，补助了农民15元”。熊传薪记得，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位农民特地找到熊传薪，后追加了400元奖励费。熊传薪说，湖南发现的象尊不止一件，但目前明确出土地点的仅此一件。比如，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象尊虽都被认为出土于湖南，但准确的出土地点并不清楚。

在湘江流域，为什么会出现“象尊”呢？熊建华认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出自中国农业史上“象耕鸟耘”的提法，即从一些史事记载来看，商时期人们认为经大象踩踏过的土地是最好的“耕地”。当时的湖南也是大象的一处活动区域，因此象尊可能是湘江流域的商代人对“象耕”这种文化记忆与现实存在的形象表达。另一种解释是，象尊可能与某个古老的象图腾部族有关，具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湖南缘何多动物形器

在“湖南人”豕尊的展览说明上，有这样一段话：“以动物造型的尊，艺术地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宗教观念，作为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起着巫术般的祈愿避邪作用。”

对于湖南为什么出土这么多动物青铜形器，熊传薪提出两点推测：一是可能是由中原人入迁湖南时带来的；二是可能是当地人就地取材，把看到的想到的动物用青铜表现出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已经登峰造极。”他说，尤其是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在形式上别具一格，且技艺臻于完美，“说明湖南在3000年前已是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艺术欣赏和创作水平都很高。”

对此，熊建华有他的见解：“湖南青铜器的纹饰意义，可能更多的是与当地农业生产有关，其中最突出的是展示 ‘物候观念’。”说着，他带记者来到“湖南人”展陈的第三部分“洞庭鱼米乡”，这里展示了距今1.5万年至8000多年前的稻谷标本。“1.5万年前，湖南的先民就开始了人工栽培水稻，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熊建华说，由此，气候的变化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含义，且与农业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国古代气象学最关注的就是物候、气候、节气，尤其是物候。”当然，最初的物候学知识比较初级，古人主要根据植物的萌芽、开花、结果，动物的蛰眠、始鸣、繁育、迁徙及气候中的始霜、初雪、初冰、解冻等，来“指导”农事安排。这在一些先秦文献，如《夏小正》中可以看到。“青铜器上的一些纹饰，很难用图腾概念解释，但用物候观念去解读，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举例道，蝉纹的蝉并不威猛，但在青铜器上出现频率却相当高，这应该就与它在物候学上的意义有关。同时，他发现湘江流域出土的很多青铜器上蛙、龟、鱼、蜥蜴等纹饰，在造型特点、组合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地区表现的同类纹饰差异很大。“这些不同之所以产生，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些纹饰要传达的是各地不同的物候情况或知识，而不仅是原始的宗教信仰。”

在采访中，多位青铜研究专家都表示，湖南大量动物形器的出现原因，目前学界还未取得共识，仍处于推测阶段，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文：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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