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大学生对话②｜破解我们的困惑，致敬你们的沉潜

▲ 77/78级大学生代表: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78级地理专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77级数学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77级中文系）(从左到右)

【导读】3月25日，报社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第120期讲堂《致敬与分享:青春·奋斗·责任》。俞立中、张春、陈平原三位77/78级资深大学生和时艺丹、魏一、王铸、朱哲奇、崔佳颖五位17级大学生，以及钟斯佳、李辰两位即将入学的18级大学生，展开了两代大学生之间的对话。本次演讲音频请登录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搜讲堂2017)收听。

40年前的1978年2月底77级入学，9月78级入学;2017年9月17级入学，今年9月18级入学……

▲17级大学生代表:华东师大魏一、浙江大学时艺丹、复旦大学朱哲奇(从左到右)，分别主持讨论

<对话一> 成长与社会

魏一(华东师大教育学部、考自吉林延边一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和科技优势广泛渗入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在两年间就改变了许多认知，科技加速了社会的更新迭代，也使我们在专业的选择上有所变化。

从兴趣出发选专业，当下跨学科特点显著

当年，陈老师因受家庭影响选读中文系，俞老师喜爱化学和地理，最后进入了地理系。张老师在西方攻读硕、博期间，除了拿数学、管理学位外，还辅修了金融课程。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春:我选择金融时，亲朋好友都不赞同，他们不理解学数学出身的我为何不选计算机而选金融。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时代变迁，对中国的前景、变革都有许多想法。我认为，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社会问题会更有体系、更具逻辑，这也是我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初衷。因此出国前我就定下志向。

魏一:老师们对专业的选择大多从自己的兴趣以及当时条件出发，而当下，不仅有了很多新专业，而且很多专业都具有跨学科特点，比如我所在的教育信息技术系，它融合了编程、多媒体和教育三个方面，时艺丹就读的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需要学习海洋、计算机和机械三类专业课，方向会侧重海洋通讯。

俞立中:鼓励大学生出国几年，但并非人生“必要”

魏一:跨学科教育重在培养综合性人才，体现了这个时代的需求。同时大家开始提前思考是否要出国。朱哲奇是否也想出国?

朱哲奇(复旦大学法学院、考自上海七宝中学):我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中国和英美分属不同法系，我目前没有出国的打算。一方面，中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在国内学习法学，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更适合自己与社会的发展。在我看来，数学、物理等理工科学生出国固然可学到最前沿的知识，但也要付出学费、语言、额外精力等成本。因此，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想法。

魏一:俞老师当年也是出国留学的受益者，您又执掌上海纽约大学这座中外合办大学，请问您如何看待出国问题，这对大学生是一种必要的人生体验吗?

俞立中:“必要”两字太绝对了，我不赞同。但若有机会、有经济能力，我很鼓励学生到国外看看。在国外学习，可拓展学术和文化视野，也可学会从不同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我生于上海，长在上海，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工作。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两段经历均不在上海，第一段是上山下乡，在黑龙江农场九年多时间，它练就了我的坚韧，丰富了我的思想，让我在困难的生活与艰苦的环境里逐渐认识中国，思考中国的问题。第二段是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的五年，不仅完成了博士研究，也让我学会了比较，看到了由于文化背景与社会经历的不同，人们面对同样的问题时会产生不同看法，促使我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世界，学会了换位思考，对问题认识更丰富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以后的人生发展影响巨大。

我建议首先要立足中国，把出国学习和为国家与民族的服务联系起来。同时，还要思考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这样才能将中国的未来真正融入到世界的大格局中。

魏一:我们从讨论中看到社会的发展对成长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选择。总的方向是，我们处于多元化社会，认识事物的角度也更趋向多元化。

慕课无法代替校园学习，大学贵在面对面的沟通、思维间的碰撞

魏一:现在学习途径非常多元化，很多学科都可选择慕课的方式获得。请问陈老师，您若在当下，会选择出国，还是通过慕课去完善自己?

陈平原:几年前，大家希望通过慕课实现知识的迅速传递，甚至颁授学位。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太合适的。首先，慕课虽然可以帮助我们更便捷地获取知识，但专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大学，慕课并不能代替我们与老师、与同学的交流。面对面才是教育的根本，因材施教是得以成长的根基。因此，慕课可以作为入门或业余学习的工具，但不能取代专业训练。

第二，用慕课来学习中文，效果并非最好。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更像是给一个人的人生打基础;慕课学习效果最好的，应该是技术性学科。

第三，谈论是否需要出国，在今天看来有点矫情。很多有能力的人用脚投票。若干年前，北大不会想到会有学生被录取后弃学，而今天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可能会面临这一问题。

前年我在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有人问我，“听说北大所有优秀学生都出国了，留在北大的人还认真学习吗?”我当时有些激动地反驳道，“以中文系为例，最好的学生在国内，还在坚守中国文化”。就北大中文系来说，最好的培养方案是在中国拿学位，在国外学习进修一两年。

俞立中:非常赞同。学校教育除了知识传授还有技能和素养的培养与熏陶，更多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包括各种社会和科研实践。面对面的大学教育，应该是现代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张春:慕课可以用于传授知识，但无法实现思维碰撞。现代文明中存在诸不同的文明价值体系，对于自身价值观与体系的培养都需通过互动和辩论来获得，这也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

俞立中:如何让高中文化的爷爷听懂何为法学

陈平原:你们这代人的特点是擅长面对手机及电脑荧屏，缺乏面对面沟通的愿望，即便与父母一起吃饭，也都在看手机。但那是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互相沟通、互相了解的最佳时刻，是一个家庭和睦相处最重要的仪式。朱同学，假定你跟家人吃饭，没有上过大学的爷爷好奇，问你什么叫法学，请你给他一个简要的回答。

朱哲奇:按照我爷爷高中生的文化水平，我会这样说，爷爷，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院学的是法。在古代，“法”字写作“灋”，意味着法要平之如水。“廌”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只要有人犯法，廌就会进行裁决，如同代表公平和裁决的雅典正义女神。我们学习法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中国的法治，把法学更加规范化、合理化。

俞立中:纽约大学原校长是位著名的法学教授，他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日活动的模拟课堂教学中作了很多前景假设:气候变暖让南极成为一片沃土，假设现在从世界各地去了一万个人，会发生什么问题?　然后层层追问，“大家会想到，由于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同，很快人群就会产生混乱，甚至冲突。是不是应该制定一个规则用以避免争端?　是不是所有人都应当参与规则的制定呢?”学生回答，是的。“那两岁的小孩应不应该参加?”学生又说，不应该参加，应该有年龄的规定。他就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话题，切入到什么是法律，法律要研究什么，法律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故事让我思考，我们的教育该怎样让学生主动参与而不是背诵概念。

<对话二> 青春与困惑

张春:学成是否返回家乡，国家利益和个人兴趣兼顾

时艺丹(浙江大学海洋大类、考自河南南阳一中):相隔40年，青春依然围绕着奋斗、拼搏和希望，但也从来离不开困惑和疑虑。进入大学，我们有强者如云下自我定位的茫然，有和父母沟通、交友恋爱的苦恼，等等。今天，就两类困惑请教老师们。在学成之后应该回到家乡，还是留在大城市?

▲浙江大学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17级学生时艺丹演讲《我的大学梦》

崔佳颖(复于大学法学院、考自山西晋城一中):寒假期间我的家乡山西晋城举办“学子归巢”活动。留还是归，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抉择。我想许多年轻人都希望留在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北上广，但都不回去，家乡如何快速建设呢?还有作为独生子女，在外发展时，父母谁来照顾?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同学的两难。

张春: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1981年提前毕业去美国攻读硕士，当时就有这样的感觉。父亲对我出国曾提出“学成必归国”的条件。1987年我博士毕业本应回国，但我感觉自己只是会熟练地运用数学公式，对实际金融操作还知之甚少，即便回国也不能学有所用。所以，一直等到2004年才来到中欧商学院，成为新中国后大陆第一个全职归来的金融学终身教授。当时，也有在上海照顾年迈多病父亲的责任。

我们有一些传统是需要改变的，例如家庭和个人的关系束缚过紧。在择业上，还是应该按照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希望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想、爱好、特长和能力，我们要考虑兴趣、能力和学有所用，当然不能和国家利益相悖。

朱哲奇:强关系和弱关系，罪不在手机而在自我抉择

时艺丹:有一组词语叫做“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指的是可以信任、托付的关系;弱关系就是指泛泛之交。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交软件的存在，似乎拉近了距离。有一个著名的价值选择实验，用一百万拍卖你最需要的东西。投票结果是，大部分人选择拥有五个值得信任的终身朋友。这体现了当代人的一种心理趋势，尤其是通讯发达的时代，在手机上能见面听声，为什么我们却感到愈加孤独、不被理解、或难觅知己?

朱哲奇:宾夕法尼亚大学在2015年邀请了30多位语言学、法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共同创立了Phobbing一词，意思是:我就在你面前，你却拿着手机，看也不看我。“StoP Phobbing”，就是不要再看手机。

高中时我基本不用微信，进大学之后开始频繁使用。微信好友从0激增到700。但大多是所谓的弱关系。在遇到困难、挫折和苦恼无人倾诉时，才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强关系。

我觉得，强关系和弱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在有手机的时代也可以选择放下手机，处在成长阶段，应当留出时间享受学习的时光。

▲陈平原

陈平原:青春期会强化孤独，但它是求学期必须经历的沉潜

时艺丹:请教陈老师，为什么我们越向外界伸出双手却越觉得孤独?

陈平原:孤独并不是你们所独有的，或许你爷爷、你爸爸也都感觉孤独，但他们会独自克服。因为青春期的缘故，感觉特别灵敏，孤独感会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五四时期曾有作家写了一篇小说，渲染主人公的孤独与寂寞，郁达夫看后写信给他说，这种凄清的感觉放在心里独自琢磨，反复品味，是很舒服的，写出来就可惜了。人在某个年龄段，确有对孤独的品味、鉴赏与自傲。

我承认，在青春期各种矛盾、各种心理纠结在一起，每一种情绪在特定时间都会往强烈的方向发展，因此更容易体会到孤独。但这不完全是负面情绪，某种意义上，孤独感与博学深思相关联。正因为孤独，你才更容易撇开浮尘，沉潜下来，与千古圣贤展开深入对话。

<对话三> 理想与责任

朱哲奇:理想为责任描绘蓝图，确立发展方向;责任为理想立法，连接社会中的每个人。大学期间我们都有理想，如何把握理想与责任间的连接，让责任落地，今天的老师们是我们的榜样。

陈平原:请给中国大学发展一点期望、耐心和掌声

朱哲奇:陈老师，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您的理想是帮助年青一代上更好的大学，那么从您人文研究的视角，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世界各国相比，还存在怎样的差距?

陈平原:你的提问假设了世界各国大学水平都很高。当我们说中国大学需要努力时，参照系是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高校，而不是智利或马来西亚的大学。若以世界各国大学而论，中国大学的位置，我的判断是中等偏上。不管怎么说，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要靠前得多。

大学的发展需要管理水平、国家财力、学术传统，也需要民众的支持。请记得，现代中国大学发展至今，只有120年的历史，相比有四五百年甚至七八百年历史的国外名校，还嫌稚嫩。

而这120年间，真正走得比较顺的是最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是调整期，因国家财力较薄，教育投入有限;后20年，也就是从1998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算起，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第一次超过4%，此前只有2%上下。加上国内生产总值连年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今天中国优秀大学获得的财政支持，其实令许多国外大学羡慕不已。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七年，一度十分羡慕他们的教学环境，但现在，若论硬件设施，港中大不见得比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名校强。我们的办学宗旨、组织结构、教学体制等确实存在一些缺憾，但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过度贬抑，妄自菲薄。

请记得，大学成长是个缓慢的过程，你在努力往前赶，别人也在发展。而且，办学水平高低，还取决于你的国民素质以及政府管理方式。我还是那句话:当下中国大学，既乱七八糟，又生气淋漓。你到世界各国大学走走看，像中国这样举国上下铆着一股劲，推着大学往前闯的有几个?所以，我对中国大学满怀期望，只是希望别太着急，免得动作变形。请在座的各位，包括家长、教授、学生，给中国大学多一点期望，多一点耐心，也多一点掌声。

▲77级大学生后援团童世骏

张春:培育国际化金融人才需要时间

张老师，您回国的理想就是为中国培养国际金融人才，上海要实现国际金融中心，也亟需这类人才。请问，您回国14年了，是怎样一步步实现这个理想的?

张春:这个理想比较大。中国的经济，尤其是金融这几年发展迅速。一方面，现在是全民学金融，这其实不太正常;另一方面，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金融还很落后，同时我们对中国金融的特性理解还不够，因此，理想到责任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其中有这样一些挑战。首先，中国缺乏国际化金融人才，与国际接轨程度不高。其次，对于今后中国金融如何发展还缺少清晰的规划。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的金融体系、金融理论暴露出其局限性，亟需我们根据中国实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第三，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如何走到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管理模式，这点和国际上一流大学尚有差距。俞校长所在的上海纽约大学在探索，我们上海交大的高级金融学院也在探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特别同意陈老师所说，要给中国大学一点时间。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去培养国际金融人才，但要真正做好，还需要一点时间。

俞立中:尝试改变一个角度培养创新性人才

朱哲奇:俞老师，您认为，为了培养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大学生，管理者和社会需要做些什么?　您如何连接理想和责任?

俞立中:我一直认为，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的问题。今天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必然会影响到大学。如果我们对成功的理解永远只有“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这条路，那今天这样焦虑的心情永远不会改变。当中国的社会逐步走向理性，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趋同性能够变得多元化时，大学就具备了良性的社会生态环境。

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内因和外因。但是创新的精神是可以培养的。

首先，大学教育一定要激发和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习兴趣，在兴趣的前提下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而不是功利引导———找好工作、多赚钱。这么功利的目标会毁了很多孩子。

第二，教学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它不是吐槽或愤青，而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和比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挑战权威与既定标准，但非盲目，而是不断变化情景、条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情景下，思考已有知识和规则的不合时宜之处。

第三，人文精神的培养。今天的主题涉及“责任”两字。人文教育不仅是学一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而是只有了解更多思想和文化以后，才会更加全面地思考问题。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在培养一个人对社会、对人类，或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在当下大学教育中，这方面非常缺失。

第四，构建跨学科的思维能力，就是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融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所以我想，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过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应该是人，创新人才是科创中心建设的基础，而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这是大学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人才培养方面，如果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进行思考，我觉得对高等教育会有更大的推动。

钟斯佳:在跨文化交流中知晓自我兴趣

▲点评代表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三学生钟斯佳、李辰

张春:钟斯佳同学，你为何选择去国外念大学，如何看待你今后的理想和责任?

钟斯佳(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三学生):最初我也想走高考之路。在高二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每天在学习却不知将来要做什么。我选择出国读大学，一则希望有越跨空间的契机，与不同背景的人们进行沟通，18年来中国文化养育了我的思维和人格，但其他文化，比如非洲文化等，会有不同的思考和切入点，同时，我也很想出国看看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张春:我很赞成你的想法。全球化如此深入，我们国家非常需要能够理解不同文化背景、进行跨文化沟通的人才。(120期讲堂由讲堂工作室、华东师大哲学系、团委、宣传部承办。感谢北大17级辛青融、彭勃，清华大学17级曹晨玥、周鹏同学参与前期策划)

摄影：报记者　袁婧 参与整理：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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