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与栖霞山

《桃花扇》是孔尚任历时十余年，三易其稿完成的作品，甫一面世，就洛阳纸贵，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欢迎。全剧借侯方域、李香君离合之情，写家国兴亡之感，而其归结处被安排在栖霞山这一特殊的地理景观，饶富意味。

栖霞山又名摄山，位于今南京市栖霞区的中北部，距南京城东北约20公里，是茅山延伸到南京的北支，位置较为偏僻，六朝唐宋元之时，游览者少见，到明嘉靖、隆庆时开始逐渐为士人关注，旅游活动兴盛，明末清初，有大量的遗民逃入山中。孔尚任游历南京时，曾到过栖霞山，并拜访了道士张瑶星，他在《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一诗中写道：“著书充屋梁，欲读从何展。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孔尚任诗文集》卷二）从中可见张瑶星虽为道士，但忧世之心犹在，因此当向人说起往事时，不免涕泪横流。张道士和栖霞山给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创作《桃花扇》时，他选择以此人和此山收结，可算事出有因，但又不仅仅因为此，还有着别样的寄托。

山岳在中国自古即有特殊内涵，最早如《山海经》所记，山中多有精怪，随着道教、佛教逐渐发展，宗教进入山林，名士也游览、隐逸山中，形成了山岳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既在尘俗世界又与之保持距离，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栖霞山当然也是如此。剧中人物汇聚栖霞山是在第四十出《入道》，时间为南明弘光二年（1645）七月。此时弘光朝廷已灭，金陵之地已为清兵占领，两个月前弘光皇帝半夜弃城而逃，众多大臣也逃之夭夭，城中百姓更不用说，李香君随苏昆生、蓝瑛到城东栖霞山避祸，侯方域与老赞礼也来到山中，并且都寄居在道观。侯、李最终相见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七月十五中元节，这是道教的叫法，佛教称为盂兰盆节，俗称鬼节，是祭奠祖先、普度亡魂的民俗节日。作为明遗民，他们在此为明代皇帝和大臣举行“黄箓科仪”，即“救世祖宗”的黄箓斋，他们视明代君臣为“祖宗”，自然是与新的清王朝对抗，但也只能是一种仪式性表达，多少显得有些悲凉。

栖霞山本为佛教圣地，“古来与荆州玉泉、济南灵岩、天台国清，共称天下四绝名山”。（《摄山志》）孔尚任自然知道，他《游栖霞寺》诗就说：“有树皆松桂，无人不佛仙。”（《孔尚任诗文集》卷二）在佛教名山之中，他却选择了道观道士，而非佛寺僧侣，来使侯、李醒悟入道，除与张瑶星相识外，或许也有叙事策略上的原因。因为佛教认为人生皆苦，故以死为解脱，而道教希求长生不老，对于普通遗民来说，并不需要以死来殉国，可能更希望在新朝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且最后忠臣成仙，奸佞为神鬼所苦，也更适合运用道教的神仙观念来展现。

这场修斋活动能够举行，主要是由于栖霞山“人迹罕至、地方幽僻”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军尽管攻入金陵，却还来不及进山搜查，栖霞山得以暂时保持平静，与外界隔离开来。孔尚任在此将栖霞山作为明王朝的象征，即明代的政治地理空间已无，所剩者唯有一座孤山，也可以看做是文化空间的微小残余，留给侯、李等人在这里聚集，哀悼先朝。然而栖霞山非世外桃源，不可能长久独立于新政权，由此不得不再有《余韵》一出。

《余韵》设定的时间已经是三年后的顺治五年（1648）九月，原先山中的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三年前的文人名士当然都是明遗民，他们离开栖霞山，投入清朝的王庭中，预示金陵彻底陷落。这不仅是明朝军事的溃败，也是明文化的断裂，短暂存留的山中明文化空间就此被新的政治所笼罩。文士都已离去，剩下的是樵夫苏昆生、渔翁柳敬亭等，他们逍遥山水间，把南朝的兴亡旧事，付之闲谈，柳敬亭编一首《秣陵秋》弹词诉说史事丝毫不差，苏昆生编一套《哀江南》北曲放声悲歌。和所谓的文人名士相比，他们对于先朝似乎更有感情。《余韵》中，老赞礼还在世俗红尘忙着祭祀财神，但对于世间一切早就看透，正如他的《神弦歌》说的：“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三人喝酒畅谈时，一皂吏出场，他本是明朝贵公子，今是清廷一小吏。他入山而来，不是游山玩水，是奉清廷之命，搜寻隐藏山林不主动归顺的明遗民。苏、柳等不以山林隐逸自居，奈何皂吏正要访拿他们，只好各自逃走。

《余韵》一出被认为是“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梁廷枏《曲话》）。这种言尽意不尽的表达效果与象征手法的使用密切相关，栖霞山象征还残留的明代文化空间，苏、柳等遗老可以在里面生活；皂吏象征清朝势力，它在政治稳定后，已开始清理前朝文化，即使隐藏在深山里，也要“访拿”殆尽。明亡清兴的历史就这样被孔尚任反映在栖霞山文化空间的变换中了。

作者：何安平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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