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有一条超棒的褪色牛仔裤

▲中学时代的魏斐德

【导读】斐德和我最后走上了不尽相同的路途，各自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相关联的学术领域做了学者。但我不记得我们两51年前的那些长谈中曾经提起过这两个国家。我经常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变得与十几岁那时如此不同了吗？是我们后来生活中的工作距离自己期盼的太远了吗？还是像俄国人会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共同的“命运”仍然在无声地展现吗？

今天诸位共聚一堂追忆斐德，但大家所知的他往往都是作为一名成年人、一位学者、一位远比我优秀的同事。在他生命中的过去51年里，我们见面不超过五六次，分别在美国东西两边的海岸度过我们的成年生活，尽管我们研究的中国和俄罗斯相邻，我们两人却始终没有机会比邻而居，共育学术。

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值得提及的话题，因为我可能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对斐德的少年时代非常了解的人。我们刚认识时，我还是个小男生。1954到1955年读高中的时候斐德和我就是朋友了，有时还做室友。斐德比我大一岁，比我高一级,当时他读高三。

派斯特学校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一所全日制寄宿高中，现在是一所非常有名的私立预科学校，但在那个年头，它几乎还只是一个从旧汽车旅馆和毗邻的灰砖石房子拼凑而成的校园，富裕的单亲、异常、漂泊不定的父母将年纪尚小的孩子们“寄放”于此，据说，是为了教育。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样一个学校，在那样一个热带地区，在那样日益狂放的20世纪50年代，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想象不到，你可以读读（如果你能找到的话）斐德1962年以“伊文斯·魏克曼”的半假名出版的平装小说《皇家棕榈大道17号》。这本小说对在那里的学生生活进行了小说化的记叙，很容易发现，书中的小镇“冲浪港”就是劳德代尔堡，“坎贝尔学校”就是派斯特学校，尽管我没在主要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但斐德的密友在书中和我同名 “史蒂芬”。

在那时，派斯特学校有相当多出身于各种有名抑或无名家族的寄宿生：双亲健全的孩子们（例如斐德），来自充满丑闻家庭的孩子（例如一个德州女孩，她父亲杀了她母亲），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拉美流亡独裁者的后代。但斐德在学校里是第一号的大名人。就算我们自己没读过他父亲创作的那些畅销小说（最有名的一本是《小贩》），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也都看过由著名影星演绎的那些小说改编的电影。父亲大名鼎鼎，他自己又带着好莱坞、欧洲和加勒比群岛的异国情调魅力，斐德的名字无法被我们忽视。

▲魏斐德与父母夏日在佛罗里达海边漫步的照片上了杂志的封面。

我们两个都身量不高，体格不壮，留着平头，穿着南佛罗里达标准的便服。虽然斐德和我那时看起来有那么点儿相像，我们却似乎不太可能做朋友。在到派斯特学校之前，我只在肯塔基州居住过，但斐德曾周游过世界，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斐德的小说，哎呀，夸张了我们的老于世故和成功。除了姑娘迷，我俩其他方面的爱好并不相同，我爱打篮球和高尔夫球，斐德爱读书；我幻想成为职业运动员，斐德则已有志于学术；印第安纳大学是我理想的学校，而斐德无疑是直奔哈佛的。

然而，在那个火热的年月，斐德和我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常相聚在派斯特校园、在劳德代尔堡白昼与黑夜的沙滩上，以及那些根本不在乎一眼就看得出我们仅有16岁的下等酒吧里（美国法律规定未满21岁不能进入酒吧并喝酒）。我们的友谊有两个特殊的标志物，我那时就想到，今天也依然记得。

一个是斐德的汽车，一辆40年代产的“林肯大陆”，一款经典的大敞篷车，车尾装有备胎，在电影之外我只见过这么一辆。对我来说那是我能想象的最酷的车，也是斐德在学校外令人惊叹的生活的标志物。偶尔他让我开那车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几乎是亲兄弟了。

我们友谊的另一个象征物就是斐德那条超棒的褪色牛仔裤，几乎跟他的林肯车一样老，那种磨损度如现在你能从店家买到新的做旧的那般，但在那个时候只能靠常年穿着才能磨损成那个样子。我像羡慕林肯车一样垂涎那条牛仔裤，斐德只是偶尔让我穿一下。1955年春天斐德毕业时，他把这条裤子“遗赠”给了我，而他本人则从那时起的20年里在我生命中逐渐褪色。我珍视这条牛仔裤，只要能穿的场合都尽量穿着，因为害怕洗坏了，我就很少洗它，以至于我母亲抱怨说：“裤子都已经没法忍受自己那么脏了。”一两年后她趁我不注意便无情地把它扔掉了，这让我沮丧了很长时间。

最后，我还想提及有关我们学生时代友情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斐德极其温和的脾气和超乎常人的礼貌。派斯特学校有很多由金钱、地位、宗教和种族偏见加妒恨划分的恶意团体。当然，斐德的特殊经历、他的世故和博学可以给他一些理由去蔑视其他学生，但他从不那么做。正因如此，他才会和我这个肯塔基州出身的犹太乡下人做朋友吧。就我所知，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因此喜欢斐德，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好人”。很多年后，当我遇到斐德的一些大学校友和同事，他们大多来自普林斯顿，我毫不惊讶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和崇拜他。

此外,我的记忆还残留着一种困惑。斐德和我最后走上了不尽相同的路途，各自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相关联的学术领域做了学者。但我不记得我们两51年前的那些长谈中曾经提起过这两个国家，即便这两个国家肯定曾明显地出现在新闻报道里。我经常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变得与十几岁那时如此不同了吗？是我们后来生活中的工作距离自己期盼的太远了吗？还是像俄国人会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共同的“命运”仍然在无声地展现吗？

这就是在斐德背部手术后，我一直想在下一次我和他以通信方式（当然是我写给他）交流的时候问他，却再也无法问出口的事。这也是我将十分怀念他的原因之一。现在的斐德举世瞩目，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我们同样稚气方脱之时，再见少年斐德。

作者：史蒂芬·柯恩（Stephen F. Cohen）/纽约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  本文收入梁禾编《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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