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哲学翻译的顶峰： 利类思与《超性学要》

▲拉丁文《神学大全》，徐家汇藏书楼藏，1832年版

虽然《超性学要》是《神学大全》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将亚里士多德哲学推介给中国人的重要作品，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进入学者视野。根据方豪，民国时期《超性学要》国内藏有八个版本。徐家汇藏书楼所藏《超性学要》30卷尚未为学界使用。该版有诸多批改、校点的痕迹，应该是徐宗泽为了重印而做的校补工作。1930年徐宗泽所校补的《超性学要》由土山湾印书馆铅印出版。

对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而言，汉语文献在传教过程以及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学界对此已有公论。在明清天主教汉语文献中，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则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超性学要》则可视作亚里士多德哲学翻译的顶峰。

《超性学要》是圣托玛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而且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汉语语境的需要，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新名词，在体例上也做了改变。译者根据儒家释经学的习惯，在每一章正文之前置入《圣经》经文或天主教圣人之言，并有较为详细的注疏。与原版有所不同，中文版每章分为“经、疏、驳、正”四个部分。《神学大全》原书为拉丁语，是阿奎那的代表作，也是中世纪神学的集大成性的作品。《神学大全》分为三集：第一集为上帝论，第二集为伦理学，第三集为教理神学。原书体例是大学教材，不分章节，亦不分卷，共讨论了613个问题。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哲学讨论天主教神学的核心议题，将中世纪经院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以来，晚明入华传教士尝试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或阿奎那神学），如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中运用四因说论证上帝存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等等。对于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以及士大夫而言，亚里士多德哲学比基督宗教本身的影响可能还要大。

▲1930年版《超性学要》出版校样

▲1930年版《超性学要》

明末入川的“天学国师”

《超性学要》的译者共有两人：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人，1606年出生于西西里，16岁入耶稣会。入华前，曾教授古典学三年。1637年入华，一开始在江南地区传教，后入京协助汤若望纂修历法；1640年进入四川传教，成为第一个进入四川传教的西方人。1641年，利类思付洗30余人。因为利类思患病，安文思从杭州抵达四川协助利类思管理教务。安文思，字景明，葡萄牙人，1640年入华，1642年进入四川，协助利类思传教。1648年与利类思一起入京，期间除有一次奉帝命赴澳门外，未尝离开北京。安文思不仅协助利类思翻译《超性学要》，参与《超性学要》的校订工作，而且还翻译了《复活论》二卷。

▲利类思（LodovicoBuglio，1606—1682）

据《圣教入川记》，利类思、安文思在成都传教之时曾遇反教活动。得益于武官阎某、吴继善等人的帮助，反教活动得熄。吴继善，字志衍，太仓人，吴梅村同宗弟，崇祯十年（1637）进士，知成都县，《四川通志》以及吴梅村的《志衍传》均载张献忠攻成都，“城破，(吴继善)阖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难”。但实际情况是吴继善投降了张献忠。投诚之后的吴继善被授予大西政权的礼部官员，起草祭天文，并推荐利类思、安文思为其所用。从1644年至1647年，利类思与安文思被困于张献忠政权。

关于利类思、安文思在大西政权中的经历，《圣教入川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二人受张献忠安排，馆于署中，为其制作天体仪、地球仪、日晷等器物。利、安二人曾让张献忠岳丈全家受洗入教。利、安二人虽然在张献忠军中遭受种种折磨，但因其“极喜”汤若望之天学明言至理，希望利、安二人为其政权制作天文仪器，因而得以幸免于难。

1647年1月3日张献忠战死，利、安二人为清兵所获。又因汤若望在京城已获满清优待，利、安二人最终得到清兵保护。1648年被肃王豪格送至京师。虽然汤若望在顺治时期地位逐渐上升，天主教得以快速发展。但一开始利、安二人并非因此得到朝廷优待。据魏特《汤若望传》，1648年利、安进入北京后，汤若望因为二人曾经在张献忠政权担任官职，因此对于如何营救他们，汤若望的态度有所迟疑。利、安二人对此十分不满。直到历狱之时，双方才彻底消除误解。1649年，利、安二人曾致信杭州的耶稣会中国副省阳玛诺，对汤若望的人品、生活作风等提出十一条指控，指责汤若望违背誓约。1650年，被当作俘虏的利、安二人被送给满人佟固山为奴。

顺治十七年（1659），杨光先著《辟邪论》，批驳天主教中的核心教义如上帝论、耶稣基督论、圣母论、天堂地狱说等。1662年，利、安二人撰《天学传概》（应为李祖白撰，撰于1663年）以应之。1664年7月，杨光先弹劾汤若望及各省传教士。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入狱受审。其他传教士由地方官拘禁候处，受此牵连的许之渐等被罢官。是年冬，杨光先付梓出版《不得已》，对传教士、天主教以及西方历法展开全面攻击。1665年3月，汤若望论法拟死，其余传教士俱杖充。是年5月，利类思撰《不得已辨》为天主教进行辩护；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辩》为西方历法辩护。两书均以“条驳”的形式对杨光先的指责一一进行辩论。1669年，杨光先被革职，南怀仁补钦天监监正。1670年，各省传教士令归各省居住。康熙十六年（1677），安文思去世。二十一年（1682），利类思去世。朝廷均赐葬银。

除了《超性学要》，利类思还撰有《弥撒经典》五卷、《司铎典要》二卷，与安文思、南怀仁合撰《西方要纪》等等。利类思中文著作可以分成四类：首先，神学类，如利类思译著之代表作《超性学要》。《超性学要》卷帙浩繁，反不如利类思所撰简述天主教教义的小册子流行，如《主教要旨》等；其次，礼仪类著作，如《弥撒经典》《司铎典要》《圣母小日课》《圣事礼典》《善终瘗茔礼典》《已亡者日课经》等；第三，因为历狱而撰的护教著作，如《圣教简要》《不得已辨》《奏疏》等；第四，进呈御览作品，如《西方要纪》《天主正教约征》《狮子说》《进呈鹰论》等。可以发现，利类思的作品中，“著”、“述”的数量要低于“译”，而译作之中，除了《超性学要》之外，数量最多当为宗教实践的礼仪类作品，尤其是有关弥撒、瞻礼、七圣事、丧葬礼、驱魔等规仪及礼仪中所念之经文。利类思对于“念经”的重视，或可反映出他与明末清初其他传教士不同的传教路径，也反映出其对“宗教实践”的重视。另外，在其汉语作

品中，除了《超性学要》之外，甚少见到士大夫信徒所作序跋，其与士大夫交往或可从中有所管窥。而且，在利类思的中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怀仁、鲁日满、安文思、柏应理等传教士，但从未见到清初最为重要的传教士汤若望之姓名。虽然利类思在《圣教简要》的末尾提及汤若望的著作《圣（主）教缘起》，但在其他著作中，未曾见到汤若望参与订阅等编辑活动。此亦反映出利类思、安文思曾与汤若望之间有过嫌隙与纷争。

利类思的中文作品反映出清初天主教传教的两个趋势：首先，清初天主教徒社会地位比明末有“整体下移”，社会中下层居多，缺乏类似于明末三柱石之信徒；其次，由于中下层信徒增多，传教士更加重视翻译“宗教实践”类作品，以满足信徒对“宗教性”的需求；第三，礼仪之争对于传教士的汉语文献影响颇为显著。

利类思译本：融合中西经典注释体例与方法

受杨光先反教以及礼仪之争的影响，在耶儒差异日益彰显的情况下，利类思认为有必要翻译《神学大全》，以此作为护教、辨教之资。在《不得已辨》中，利类思多次提示读者有必要参考《超性学要》，方可对降生救赎等教义有正确之理解。同样，在《圣教简要》末尾，利类思特意提醒读者“已上特大略耳。讲明圣教实理，书册充栋，而其要义载《天主实义》《超性学要》《圣教缘起》等书”。由此可见，利类思相信《超性学要》对于理解天主教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利类思穷尽全力翻译《神学大全》，正是对清初耶儒张力日显、杨光先反教等之反应。

因为《神学大全》卷帙浩繁，利类思并未将其全部翻译。第一大支全部翻译完毕；第二大支未译；第三大支第一段未译完，第十段由安文思翻译，亦未译完。此外，由于是陆续翻译完成，所以译本按其内容分成不同部分,分别刊印于不同时期。其中，第一大支分成四部书单独付梓刊刻。全书目录四卷、《论天主性体》六卷、《论三位一体》三卷、《论万物原始》一卷，共十四卷，1654年刻于北京，有胡世安序、利类思自序，由金弥格、郭纳爵、安文思订、值会郭纳爵准；《论天神》五卷、《论形物之造》一卷，共六卷，有利类思自序，由柏应理、闵明我订，值会南怀仁准，1676年刊印；《论人灵魂》六卷、《论人肉身》二卷、《论总治万物》二卷，共十卷，有高层云叙、利类思自序（康熙十六年），由闵明我订、值会南怀仁准，刊印于1677—1678年。第三大支第一段《论天主降生》由闵明我订，值会南怀仁准，刊刻时间未知。第三大支第十段《复活论》，有姜修仁序以及安文思自序，由鲁日满、利类思、南怀仁、柏应理阅，陆安德准，刊刻于1677年。由于此年安文思已去世，所以《复活论》正文前附有《安先生行述》。

现代汉译《神学大全》分成三集，每集下分若干题，题下则为若干节，每一节含“质疑、反之、正解、释疑”四个部分。第一集共有119题；第二集分成上下两部，共392题；第三集（含补编）共191题。全书共702题。

《超性学要》则译成三大支，每支分段（简体字版译为卷），每段分论，每论分章，共有38段、612论、3120章。一般来说，《超性学要》的“论”应该等同于《神学大全》的“题”。但对比《超性学要》与《神学大全》，可以发现二者略有差异，如《超性学要》第一段第十八论为“天主之爱”，第十九论为“天主之义之慈”；而《神学大全》第十八题为“论天主的生命”，第十九题为“论天主的意志”。《超性学要》第一段共23论，而简体字版《神学大全》第一卷共有26题；第二段共14论，简体字版第二卷共17题。因此，《超性学要》中的“论”与现代英译本或汉译本《神学大全》中的“题”并非一一对应。《超性学要》的“论”要比《神学大全》的“题”数量要少。此外，《超性学要》的“章”也比《神学大全》的“条”（或“节”）要少，如《神学大全》“问题1”下有10“条”（“章”），但《超性学要》第一“论”下只有“五章”，其中，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九章、第十章均没有翻译。根据《神学大全》，第二、三、四章讨论神学是否为科学（scientia）的问题；第九章、第十章则讨论《圣经》中隐喻、语词含义等问题。

拉丁语版《神学大全》每“章”（article）之下分成四个部分，即“质疑、反之、正解、释疑”，利类思译作“辨、反、解、答”。但是利类思并没有严格按照拉丁语版《神学大全》的体例来进行翻译，而是根据清初儒家士大夫的阅读习惯，分成“经、疏、驳、正”四个部分。其中，“经”是引自《圣经》原文或圣人名言，实际上此部分内容来自“反之”；“疏”来自“正解”；“驳”即“质疑”；“正”即“释疑”。《神学大全》先将所有的“质疑”放在一起，最后一一进行“释疑”；而利类思则将其拆散，先列一条“驳”，然后进行“正”，接着再列“驳”，并进行“正”。《神学大全》先列出“质疑”，即引出问题，并列出“质疑”的原因；然后引经据典，引出权威意见；接着是对经典及权威意见的理解与解释；最后，逐一驳斥之前所列出的“质疑”。《超性学要》则模仿清初儒家经典注释体例，先列经文或圣人名言；然后对经文或圣人名言进行疏解；最后逐条列出反对意见以及正确解释。很显然，利类思在体例上的更改，反映出其适应清初儒家经典注释的习惯，积极融合不同的中西经典注解与诠释体例、方法。

所谓“超性学”，即“神学”

（或“道科”）；“性学”则指“哲学”。按照利类思的翻译，“超性学”等同于“天学”，但不同于作为“哲学”之一部分的“天学”。此理解与《名理探》一致。在《名理探》中，超学包括“因性之陡禄日亚”及“超性之陡禄日亚”，即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与神学（Theologia，自然神论）。利类思认为“天学，西文曰陡禄日亚，云陡指天主，本称陡斯；云禄日亚，指讲究天主事理也。”《名理探》中将泛称“陡禄日亚”译作“超学”。（包括超形学与超性学）而专称“陡禄日亚”，即指超性之学。因此，利类思所谓的“天学”实际上就是指专称“陡禄日亚”，即“神学”。因为“天学”涉及天主事理，“匪夷所思，咸赖古今《圣经》为准”。直到“圣多玛斯”，“详考《圣经》暨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若一学海然，书成命曰‘陡禄日亚’，义据宏深，旨归精确，自后学天学者悉禀仰焉。”而且，此书“由初迄末，层层相发，序若鳞次，累累交承，贯似珠连，望之浩瀚，拟河汉之无极，悉意探穷，玅解灵诠随触而出，读者莫不爽然自失，怡然首肯也，学者推为群言之折衷、诸理之正鹄、百学之领袖、万圣之师资”。因此，利类思有意将此书“遍译华言，以告当世”。所谓“要”，“举其槩也，实详且广，且论此学者，有多大学士……然而大要畧具于此矣，盖谓其原本云”。利类思在《凡例》中分别对《超性学要》所出现的名词进行了简要解释，如“十伦府”（范畴）、“五公称”（概念）、“推辨之首列、次列、收列”（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脱名”、“合名”、“原先”、“时先”、“顷”、“互视”（关系）、“直然须”（绝对必然性）、“既然须”（假定必然性）、“位”等。这些专有名词与《名理探》相一致。

▲民国《名理探》、《超性学要》线装书一组21册，其中《名理探》为西方逻辑著作从译述方面介绍到中国的最早的一部，颇具史料价值，保存较好。（资料图片）

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超性学要》的前言与凡例业已影印出版，载《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二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超性学要》全部影印出版，收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9-13册。《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二册节选国图所藏1932年铅印本《超性学要》卷十。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超性学要》书影

徐家汇藏书楼所藏《超性学要》30卷（其中第一大支26卷，第三大支第一段4卷，目录4卷）尚未为学界使用。徐家汇所藏《超性学要》共16册2252页。该版有诸多批改、校点的痕迹，应该是徐宗泽为了重印而做的校补工作。1930年徐宗泽所校补的《超性学要》由土山湾印书馆铅印出版。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版本与徐家汇版本内容基本一致，但底本中的胡世安序、利类思自序以及“凡例”均在目录的第一卷，而对校本的则在正文第一卷。在编排体例上，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超性学要》（Courant，chinois 6907、6908、6909）亦有所不同。法国藏本目录4卷，卷首无序言亦无“凡例”；正文第一卷卷首有胡世安序、高层云叙；卷十一、卷十七均无利类思自序。

▲徐宗泽（1886—1947）

第一大支论共三段，论天主创造万物、总治万物，共二十六卷（目录四卷），分别刊于1654、1676、1678年。此二十六卷内容集中论述天主或上帝论，包括天主的性质、名号，天主三位，天主造天神、造物、造人，以及天主主宰万物。

基督论是杨光先反教著作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翻译、付梓第一大支之后，利类思没有按照原书的顺序，翻译第二大支。因为第二大支论人究竟归向与或助或阻之善恶，以及论人之诸德慝。利类思选择将第三大支第一段天主降生与在世之行实翻译出版，以此作为向反教者或世人详细解释基督论。杨光先反教及反教者对耶稣救世之怀疑，或是促使利类思跳过第二大支，直接翻译第三大支第一段之重要原因。其动机无非是希望此翻译可以为天主教的基督论进行辩护、说明。而且《神学大全》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护教、辩护色彩。有关基督论的种种疑问及辩论，正可以为清初日兴的反天主教思想带来辩驳资源。其中诸多章节所讨论的问题正是反教者关注之重点，如天主降生宜否？天主子取真肉身宜否？圣母受孕是否仍童贞否？圣母称天主母宜否？等等。但对于引起更多争议的耶稣受难、复活、审判等内容并未翻译。

后世余响

《超性学要》付梓之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向康熙皇帝进呈《穷理学》六十卷。南怀仁辑入傅泛际《名理探》、利类思《超性学要》等书，“录其概要，参以己意”。《穷理学》企图全面、系统推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知识，包括逻辑学与方法论、测量、力学、机械等内容。但南怀仁将《名理探》、《超性学要》中所涉及的神学、宗教内容全部删除，如将“超性学”所含“形而上学”与“神学”（“自然神论”），删除后者，只保留前者，”“超性学，超有形之性者，是因性之陡禄日亚，即默达费西加。其论在于循人明悟所及，以测超形之性”。原因则在于“殆进呈之书未敢涉及教理耳”。因此，《穷理学》中的“超性

学”仅仅指形而上学。而南怀仁对《超性学要》之选录，只是辑入其中与亚里士多德理论有关而已。

《名理探》《灵言蠡勺》《斐录汇答》《修身西学》《空际格致》《寰有诠》等著作，与《超性学要》一起构成了明末清初亚里士多德哲学东传的历史。清初南怀仁企图“集当时西学之大成”，全面介绍、推广亚里士多德哲学，却被康熙皇帝以“文辞甚悖谬不通”，仅将其进呈本发还了事。南怀仁希望以清廷之力刊刻流布亚氏之哲学的“宏愿”亦未能实现。康熙本人对西学甚有兴趣，但似乎是为了展示个人的博学或对西人之优容。经过改朝换代之后，士人对西学的渴求似乎没有晚明那么热切。因为对于士大夫而言，一切又回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正轨。当然，哲学本身并非那么容易理解，加之翻译成汉语之后，使得《穷理学》语句确实诘屈聱牙而难懂。其中一个例证或许如《超性学要》凡例所揭示：专有术语过多，且难以在既有汉语语境中找到合适的词语与之一一对应。利类思在其自序中即如此表示：“下笔维难，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大支数十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殆非谦辞也。

虽然《超性学要》是《神学大全》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将亚氏哲学推介给中国人的重要作品，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进入学者视野。1877年，R.K.Douglas出版《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藏中国刻本》著录《超性学要》；1883年考迪埃（Henri Cordier）的《中国书目》著录《超性学要》；1926年，徐宗泽出版《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1927年，徐宗泽在《圣教杂志》发表《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译本》；1928年藤原茂一访问不列颠博物院，注意到馆藏《超性学要》。这些著作表明，直到20世纪20年代学者才开始对利类思所译《超性学要》进行学术研究。

在《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一文中，徐宗泽甚赞《超性学要》，“西士神学书中，所译之书，最有价值者，乃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一书。”又指出利类思在翻译过程中有所节选的情况。后徐宗泽在《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译本》一文中，对圣托马斯的生平事迹、著作等均有简要介绍，又对《超性学要》的章节内容、逻辑关系、译者利类思等有详细之论述。徐宗泽指出，“《超性学要》乃一部神学书，乃一部圣教哲学书。圣人之功，在将亚利斯忉德（亚里士多德）之哲学，去其不合于圣教之学说，存其玄奥之理论，系之统之，而组成为圣教之神学哲学也。”“信德与理性，有相维相系之关系，信德不反理性，理性得信德而益彰。”徐宗泽注意到利类思所译《超性学要》与原书有很多不同之处，《超性学要》的“段”、“论”、“章”“有完全遗而不译者”，甚至有难懂之处也未译，“每章中有辞意难明者，亦未全迻译”。此外，《超性学要》的目录、章节次序，甚至内容也有改动。因此，《超性学要》并非是对《神学大全》的现代意义的“翻译”，而是选译，甚至是再创作。徐宗泽对此译本评价甚高，“利氏《超性学要》译本，虽不句句译出，字字诠解，然文不讳义，无损于大体。信达雅三字，吾谓此书有之。”

1930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与北京公教教育联合会各出所藏，“重付排印”。上海、北京两重印本内容类似，只是北京本于标题下注明拉丁文原书题名。另外，北京本有华亭高层云序，及康熙十五年利类思自序，而上海本皆无。但上海本第一大支二十六卷，后附第三大支《降生论》四卷，及《复活论》二卷，北京本皆无。另外，卷首顺治甲午利类思序，北京、上海本迥异。此次重印使得《超性学要》得以在半个世纪以后再次在中国学界流通。再版后，学界评价甚高。1931年的《青年月报》第一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期均有对《超性学要》的介绍，后者的介绍尤为详细。北京公教联合会版《超性学要》，共9册，其中第一册论天主，第二册论三位一体，第三册论万物原始，第四册论天神，第五册论形物之造，第六册论人灵魂肉身，第七册论宰治，第八册论天主降生，第九册论复活。有拉丁语的题名、编辑导言。底本应来自西湾子天主堂藏本。第一册有高层云叙、胡世安序、利类思自序及康熙十五年利类思序。上海版的《超性学要》，由土山湾印书馆铅印，线装18册，《总目》四卷、《天主本体论》二十六卷、《降生论》四卷、《复活论》二卷，共36卷。

▲康熙刻本《超性学要》

另据方豪，1932年马相伯曾对徐家汇藏书楼藏本有校补，同年由光启社重刊。1930年10月份《圣教杂志》有“超性学要发售预约启”，其中提到徐家汇藏书楼藏有《天主性体》六卷、《三位一体》三卷、《万物原始》一卷，共十卷，顺治十一年付梓；《天神》五卷、《形物之造》一卷，康熙十五年刊印；《论人灵魂》六卷、《论人肉身》二卷、《论总治万物》二卷，康熙十六年出版；《天主降生》四卷、《超性学要目录》四卷、《复活论》二卷。并提及“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亦有一番改良印刷之准备，其藏本模糊处，经马公相伯四月之久，补校告成。今已开印二月有余。”并对开本等有描述，“全书用八开中国连史纸二号字”，共二十六本一千三百八十张左右。因此，1930年公教联合会在北京刊印9册《超性学要》；1932年，上海土山湾铅印经过校补之后的26册《超性学要》。前已述及，校补底本今仍藏于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藏《超性学要》首页书影及校改痕迹

1931年到1933年期间，外国学者如Benno M. Biermann，Theodor Mittler，Hermann K？ster及武藤长藏开始陆续发表论文，探讨阿奎那《神学大全》的汉译情况，并对《超性学要》的体例、内容、成就多有介绍。

1947年，张金寿受方豪命撰《论超性学要各版本之同异》，指出当时《超性学要》主要有七种，并对各个版本之间的同异有较为详细描述。张氏认为，虽然上海土山湾铅印本“多失其本来面目”，但“较其他诸本完善多矣”。

利类思汉译之后，张金寿、谢扶雅曾有相关译本问世。张金寿曾将《神学大全》第一册内容译成中文，分别题为《论天主唯一》、《论天主位三》。此两册由上智编译馆于1951年出版。今上海图书馆藏有张金寿赠土山湾图书馆《论天主唯一》三校稿底本，题赠时间为1950年，内文有诸多改动之处。谢扶雅曾撰《圣多默的神学》，选译《神学大全》等著作内容，于1965年由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出版。

▲拉丁文《神学大全》，徐家汇藏书楼藏，1832年版

但直到21世纪初，完整版的《神学大全》汉译本才问世。2008年，据1961年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出版的拉丁文版Summa Theologiae，并参考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台湾中华道明会及碧岳学社联合出版了完整版汉译《神学大全》。此版本是目前最完整的《神学大全》汉译本，共17册，索引1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学者段德智主持汉译《神学大全》，其中第一集《论上帝》全五册，已经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基于徐家汇藏书楼的点校本《超性学要》由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自1654年利类思翻译《神学大全》以来，将近三个半世纪之后才有完整版汉译《神学大全》，由此或可窥探出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的缓慢历程。（作者为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肖清和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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