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8岁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杰出教授布兰顿,师从理查德·罗蒂和大卫·刘易斯。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3年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2016年,美国教育网站评选出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健在哲学家,布兰顿入选并名列第4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发《布兰顿研究在中国》一文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刘学良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兰顿是当代哲学界中最富有盛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使之清晰》开辟分析实用主义新路径
布兰顿的哲学深受罗蒂、塞拉斯、达米特和麦克道威尔等人的影响,同时也特别重视传统哲学理论,将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以及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路径——分析实用主义。他的哲学体系集中表达于1994年出版的《使之清晰——推理、表征和推论承诺》一书中。哈贝马斯在2000年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布兰顿的《使之清晰》:“它是理论哲学领域的里程碑,如同罗尔斯1970年代的《正义论》是实践哲学领域的里程碑一样。”布兰顿以其推论主义为主线,就语言、心灵、逻辑、认知等一系列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论语义学和规范语用学思想,并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给出了一种新的实质性的说明。
▲刘学良和布兰顿在上海
刘学良介绍,布兰顿于2002年出版的以推论主义重新诠释哲学史的著作《先哲往事——意向性的形而上学》和2008年出版的主张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互补的论著《言行之间——走向分析实用主义》,“共同构成布兰顿的理论大厦,使原本零散的哲学论题以一种逻辑的脉络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既总结了过去的哲学成果,又为当代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2003年,国内期刊首次在介绍罗蒂时提到布兰顿
自2003年学术期刊首次出现布兰顿的名字直到现在,国内哲学界已经发表了至少五十多篇讨论或引用布兰顿观点的论文。刘学良撰文介绍,从2003年到2009年为第一阶段,是对布兰顿哲学进行初步了解;从2010年到2017年为第二阶段,对布兰顿的哲学展开了更全面的研究。国内最早对布兰顿的了解是与罗蒂分不开的。2003年,《世界哲学》刊登了罗蒂的“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和“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这两篇译文就提到了布兰顿的推论主义思想。
▲罗蒂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陈亚军在匹兹堡访学推进了对布兰顿的深入了解
2010年开始,国内对布兰顿哲学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是陈亚军教授于2009至2010年在匹兹堡大学交流访学一年,期间每周定期与布兰顿学习和讨论《使之清晰》这本巨著。这是中国(大陆)学界第一次与布兰顿的直接对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陈亚军归国后在国内学术杂志上连续发表多篇有关布兰顿的访谈、书评、论文。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使布兰顿哲学走入公众视野。2015年底陈亚军出版著作《匹兹堡问学录——围绕<使之清晰>与布兰顿的对谈》,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布兰顿哲学的著作,记录了他在匹兹堡大学访学期间与布兰顿的多次访谈内容,所讨论的范围不仅包括布兰顿的哲学观点,同时包含其他相关的哲学问题。
▲2015年底,陈亚军出版著作《匹兹堡问学录——围绕<使之清晰>与布兰顿的对谈》,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布兰顿哲学的著作
据悉,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主任陈亚军教授目前已完成对布兰顿的《阐明理由》的翻译,即将出版。该中心的青年教师孙宁博士已经完成了《匹兹堡学派研究》一书,陈亚军与孙宁还将着手翻译布兰顿的核心著作《使之清晰》。
讲堂今刊发陈亚军教授四年前所写的《布兰顿其人其书》一文,该文选自其著作《实用主义研究自选集》,帮助读者和学人走近布兰顿。相信,布兰顿将同此前来上海各高校交流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普特南、查尔斯·泰勒、福山、桑德尔等当代知名的哲学家一样,给中国学术界和民众带来更丰富的视野和启迪。
▲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版刊登了刘学良撰写的“布兰顿研究在中国”一文
布兰顿其人其书
文/陈亚军
近二十年前,经由普特南的文章,我结识了麦克道威尔。后来更知道,他在当今美国哲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相比之下,布兰顿进入我的视野,要晚得多。2000年,《罗蒂和他的批评者》(Rorty and His Critics)一书的出版,让我记住了布兰顿这个名字,后来罗蒂、哈贝马斯在一系列著述、访谈中对他的高度评价,引起了我对这位匹兹堡学派领军人物的兴趣和关注。2009年,当有机会再访美国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到匹兹堡,到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所在的匹兹堡大学去,亲身感受这两位当今美国哲学界之翘楚的风采,并在布兰顿的指导下,认真阅读他那部著名而又艰深的《使之清晰》。
▲2000年,《罗蒂和他的批评者》(Rorty and His Critics)一书出版
初次见布兰顿:主动提出每周聚会一次商讨学术
第一次见布兰顿是在匹兹堡大学哲学系的迎新酒会上。那天,我到得晚了些,进入哲学系大厅,远远就认出了布兰顿。人群中,他个头并不起眼。比起多数美国人,布兰顿是偏矮的。然而他那长达一尺多、直达胸际的美髯,却是绝无仅有的属于他的标记。布兰顿面色红润,笑声爽朗,在一群人中,很是独特。他身着黑色T恤衫,深色宽松牛仔裤,一副典型的美国教授的休闲打扮。见到我,布兰顿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此前我们已经有过多次信函往来,他是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联系人。在询问了生活是否安顿、工作条件是否满意等等之后,布兰顿问起我的研究计划。我告诉他,这次来匹兹堡的目的,是想阅读他的《使之清晰》,弄清他的推论主义语义学,同时也想对他做两次访谈。
听完我的陈述,布兰顿立即热情提议,每周聚会一次,讨论我的问题。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哲学系给我的邀请信中,系主任瑞克茨(Thomas Ricketts)教授清楚地写道,如果没有需要,我不必定期约见布兰顿(“You are not required to meet with him regularly, but may consult with him as needed during your stay.”)。我把这理解为一种尽量不要打搅布兰顿的委婉表达。对此,我当然完全可以理解。来匹兹堡之前,我并没有指望和布兰顿做定期交流,他的提议出乎我的意料。看得出来,布兰顿是一个热情洋溢、性格爽快的人。
酒会上与麦克道威尔交流,感受其罗尔斯式的腼腆
和他相比,酒会上的麦克道威尔更像是一位英国绅士。他上著衬衣,下穿西裤,声音低弱、表情矜持,面色略显苍白。我主动上前向他问候并告诉他,我和我的学生刚刚读了他的《心灵与世界》一书。麦克道威尔问我是不是中译本,看来他很在意自己作品的翻译质量问题。我告诉他是英文本,他会心地笑了,说“这本书的德文本译得不好”,一副无奈的样子。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说起了翻译的问题,谈到维特根斯坦、塞拉斯以及他自己的哲学观点。
▲麦克道威尔著作《心灵与世界》
当我说罗蒂是第一位发现塞拉斯价值的人时,麦克道威尔表示不赞同,他告诉我,罗蒂之前已经有人对塞拉斯评价很高。我问他,在匹兹堡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表上,为什么不见一门有关欧洲哲学的课程?麦克道威尔解释说,这其实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据他说,原先有位讲授海德格尔的教授,后来离开了。我接着追问,是像罗蒂当年离开普林斯顿那样离开匹兹堡的吗?对此,他未置可否。他告诉我,海德格尔翻译过来的东西并不好,他自己曾经读过一些,感觉很困难。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是说翻译造成的困难?还是海德格尔的风格造成的困难?我们谈话时,旁边人声嘈杂,有时我得把耳朵贴得很近,才能听清他的声音。
麦克道威尔的笑容很可爱,像孩子一样单纯。很可惜,我那天晚上看见的麦克道威尔式的笑容,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我唯一一次和麦克道威尔的谈话。也是在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和罗尔斯很相像,性格内向甚至腼腆,平时沉默寡言。有一次,布兰顿在家里开party,我到得最早,随后麦克道威尔、古普塔(Anil Gupta)也到了,三人坐在一起,面面相觑,谁都不开口。我没话找话,没来由地冒出一句:“我们系要盖一座哲学楼了”,现在想来,真是愚不可及。还好,布兰顿进来接了一句,“这听起来真是不错”,否则真不知如何收场了。
▲约翰·罗尔斯,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写过《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等名著
受邀参观布兰顿的山野别墅,感受其自然王国和健谈
2010年1月20日,新学期开学后,我和布兰顿第一次见面。刚一落座,布兰顿就告诉我,他想邀请我和妻子安娜,去他山中的别墅度周末。据他说,除了我们和他的妻子芭芭拉之外,参加聚会的还有哲学系的一位年轻教师卡尔(Karl Schafer)。当晚,布兰顿给我寄来了正式的邀请。两天后,星期六的早晨,卡尔开车,携我和安娜一起前往布兰顿的别墅,驱车一个半小时。此时匹兹堡市区已经没有多少残雪,山中却仍然一片白雪皑皑。大片树林,结着冰锥。放眼望去,到处闪闪发光,宛如童话世界。在银装素裹下,森林成了一片冰的海洋。顺着山路,车越行越上,大约在海拔二千一百米的地方,终于抵达了布兰顿位于树林中的别墅。
布兰顿谈论和麦克道威尔的友谊:不受相异观点影响
别墅面积很大,完全掩在森林中。进门是一个小小的玻璃房,摆放着不大的长形条桌。往里,右手是厨房,穿过厨房,是一个布置典雅的餐厅,也是我们用晚餐的地方。一张可容八到十人就餐的餐桌,为墨绿色台布所覆盖,上面摆放着蜡烛和一些干花。餐厅的左手是客厅,几张沙发,随意地躺在地毯上,对面墙上悬挂着几张兽皮。据布兰顿说,这是他们从丹麦带回来的一种类似狼一样动物的皮毛。墙的对面是一个壁炉。下午,我们围坐在此,看着壁炉中燃烧的火焰,感受着燃烧所带来的温暖。话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同时也聊了哲学系的一些趣事。其间,卡尔问起布兰顿的《使之清晰》是否有中译本,布兰顿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回答。我告诉卡尔,这本书翻译的难度很大,如果要翻译,首先应该是理解。
谈话中,我问了布兰顿一个关于麦克道威尔的问题,他们两人的关系如此密切,而观点却彼此冲突,一个主张经验主义,一个坚持理性主义,却又都宣称自己是新黑格尔主义者,这怎么可能?布兰顿说,这是很多人都感到难以理解的。比如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皮平(Robert Pippin)就对他们两人怎么竟然在一个系里共事,而且还能保持深厚的友谊,感到困惑。布兰顿解释说,这样的批评、交流和私人友谊完全是两码事。他和麦克道威尔的情谊如此之深,用他的话说:“我不会在麦克道威尔仍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离开这里的”。
▲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皮平
下午,布兰顿带着我们参观他的“领地”。他以大约每公顷一千多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方圆五十公顷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树木、湖泊等,都是他的私人财产。我们一行四人,穿着高统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蹒跚而行,观赏布兰顿所拥有的大自然。这是真正的大自然,小溪、小湖、不同的岩石、鸟类。没有篱笆,更没有铁丝网,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不担心安全问题吗?”,布兰顿告诉我,这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故。
深夜休息凌晨工作,惊讶于布兰顿的天赋与勤奋
从雪地散步回来,布兰顿兴致勃勃,系上围裙,下厨为我们准备晚餐。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布兰顿是一个非常平易的人,做饭、收拾房间、招待客人,样样都很拿手。据他说,当孩子们小的时候,他每天还要为他们讲故事,陪他们玩游戏。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喜欢烹饪。晚餐前,布兰顿喜欢喝一些餐前酒,或是调制的混合酒。看得出来,他十分善饮。他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也喝一些其他种类的烈性酒。那天的晚餐很正规,布兰顿制作了烤排,还有一种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蔬菜,主食是烤土豆,餐后有苹果派加冰淇淋甜点。在摇曳的烛光中,大家品尝着布兰顿挑选的红葡萄酒。那天晚上,我因为头痛早早上床就寝,卡尔也返回匹兹堡了。布兰顿、芭芭拉和安娜三人,一直聊天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当我起床来到餐厅时,只见布兰顿已经在准备早餐了。他笑着告诉我,他早已经起床工作几小时了。昨天喝了那么多酒,深夜才休息,况且又是周末,他居然第二天凌晨还在工作!
早餐后,布兰顿领我参观他的楼上工作室。他告诉我,他的《使之清晰》一书,主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眼下,工作室正在重新装修,但站在工作室的窗前,放眼眺望,山峦起伏,森林环绕,心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澄明、宁静。这是哲学家理想的工作之地。布兰顿在此,每天至少写作三到四个小时,长年累月,坚持不懈。他的成功,与其说出自天赋,不如说出自勤奋。他和麦克道威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种非常高的聚精会神的能力。据布兰顿告诉我,普特南在这方面甚至更加突出,“他居然能在牛津做洛克讲座的时候,利用上一讲后的空隙时间准备下一讲的内容,要知道那里有多少餐会的干扰!”在布兰顿开车送我们回匹兹堡的路上,他说起自己和麦克道威尔工作方式的不同。他自己每天坚持写作,先做大量笔记,然后成文。而麦克道威尔则一直蕴酿,最后才动笔,而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则几乎废寝忘食,直到论文完成才能罢手,“《心灵与世界》写完后,麦克道威尔差点被送进医院”。
▲布兰顿的著作《使之清晰——推理、表征和推论承诺》
布兰顿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每次见面,他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时我一个问题刚开头,他已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不等我说完,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在匹兹堡的一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谈他的这本书,但除此之外,也谈他的经历,学界趣闻,美国政治,学校环境,教育制度等等。在匹大,我偶尔也听到过抱怨,说布兰顿是哲学系最傲慢的教授。我无法为布兰顿辩解,但我想说,就我和他的交往而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相反,我看到了他身上那平易近人的常人的一面。
《使之清晰》花了18年,试图综合规范语用学和推论语义学
迄今,布兰顿有8 部著作问世,其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是他于1994 年发表的长达741页的巨著《使之清晰》。布兰顿为这本书的写作,前后用去了18 年的时间,说它是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夸张。这是一部极具“野心”的大书,它试图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将原本在人们眼里完全对立的不同哲学传统、立场综合在一起。比如,它试图将弗雷格传统与黑格尔传统综合在一起,将刘易斯风格与罗蒂视野综合在一起,将融贯论和所予论综合在一起,将规范语用学和推论语义学综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综合,都是以一种细致、系统的方式完成的。对此,罗蒂曾经感叹道:这是“任何其他入甚至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但是,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奎因的《词语与对象》、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以及麦克道威尔的《心灵与世界》等著作相比,学术界对布兰顿的《使之清晰》的关注过于迟缓。2005年之前,讨论这部著作的文字并不多见。虽然人们知道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经典,但它那巨大的篇幅、系统的论证方式以及独特的概念用语,使大多数人对它望而却步。用《伦敦书评》上一位哲学教授的话说:“尽管它(指《使之清晰》)很著名,但在我的同事中,几乎没有人读过它(我是说读过它,而不只是购买了它,或蜻蜓点水式地接触过它)。”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奎因的《词语与对象》
齐泽克也说道:“有些哲学著作,甚至一些刚问世不久的经典,它们广为人知并被求助,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人逐页阅读过它们(比如罗伯特·布兰顿的《使之清晰》)。”记得一位美国教授在谈到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要把它翻译成中文,你得先把它翻译成英文!”布兰顿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部晦涩之作,他于 2000 年发表了这本书的简写本,即它的导论《清晰地表达理由》,希望通过这部更加简洁的著作,让人们更容易地了解他思想的基本脉络。
2005年后,学界尤其德国学界开始重视《使之清晰》
2005 年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先是2005 年4月,在匈牙利佩奇大学召开了专门研讨布兰顿的《清晰地表达理由》和《逝去的伟人》两本书的国际学术会议。同年,《语用学和认知》杂志集中刊登了包括麦克道威尔在内的多位学者讨论《使之清晰》的文章,并集结成书,于2008年以《(使之清晰)的语用学》为名出版。一年后,即2006 年的冬季,德国明斯特大学举办布兰顿哲学研讨会,布兰顿到会作公开演讲,并对会议论文逐一回应。会后,这些论文以《罗伯特·布兰顿:分析的实用主义》为名于2008 年在德国出版。2010年,著名的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了由维斯(B.Weiss)和万德勒(J.Wanderer)合作主编的《解读布兰顿:论<使之清晰>》一书,该书作者囊括了一批当代重要哲学家,如达米特、麦克道威尔、泰勒、丹尼特、赖特等。它的问世是一个标志,表明布兰顿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之一,而他的《使之清晰》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由维斯(B.Weiss)和万德勒(J.Wanderer)合作主编的《解读布兰顿:论<使之清晰>》
目前,《使之清晰》已有多个版本的译文问世。就国际影响而言,这本书在德国受欢迎的程度更大。与当今众多英美哲学文献相比,布兰顿的《使之清晰》在风格上迥然不同。英美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对体系哲学的反感。这主要包括两个意思:一是它只关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对于系统的论述方式不感兴趣;二是它只强调论证,对哲学史的研究嗤之以鼻。罗蒂在区分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时也说过,要告诉人们一个哲学家属于哪个阵营,只要看看他书架上的书和杂志。如果他有很多书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写或是关于他们的,他或许会同意别人把他描述为大陆的,或至少不是分析的;如果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哲学杂志》、《哲学季刊》以及《哲学评论》,那么他一定被划入分析哲学的阵营。
如果用此标准来看布兰顿的《使之清晰》,那么它到底属于哪个哲学传统会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它的论述风格显然是分析哲学的,弗雷格、达米特、戴维森是其重要思想资源;而另一方面,它对哲学史的重视,对康德、维特根斯坦、塞拉斯的青睐,又使其具有一种大陆哲学的视野,尤其是它对问题的系统讨论方式,在英语哲学世界更是难得见到。《使之清晰》显然属于伯林所谓的“刺猬型”著作,它在崇尚“狐狸型”哲学风格的英美哲学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当笔者向布兰顿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给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认为,你说的确实是20 世纪英语哲学界的情况。它不是历史视角的,不认为哲学史有重要地位;大体上说,它不是体系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它遵循分析哲学伟大奠基者弗雷格、罗素的榜样,认为可以从无处(nowhere)开始,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经验——这里没有预设哲学史上的各种争论——开始,阐明哲学问题。”
布兰顿接着谈道,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后几十年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著名哲学家,尽管没有采用大部头哲学著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却是体系化的哲学家,如戴维森等人,而塞拉斯更是将分析哲学的视阈扩大到了对哲学史的关注。至于《使之清晰》的写作风格,布兰顿说,这是个人的兴趣问题,在他看来,尽管哲学中的进步是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地通过文章来完成的,然而也有一些具有内在联系的话题,它们并不适宜用文章的篇幅来加以阐述。布兰顿的趣味是体系的哲学,那是他的工作风格,这意味着一种思想的统一。
我理解《使之清晰》书名的四重含义
用七百多页的巨著,构建一种统一的思想,它既表明了作者坚忍不拔的努力,也向它的读者提出了挑战。
这本书的读者首先遇到的困惑可能是书名。记得在快要离开匹兹堡的时候,我曾问布兰顿,“使之清晰”这个书名到底是指什么?布兰顿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他只是告诉我,这里这个书名的意思是多重的。就我个人的读书经验而言,在“使之清晰”的多重含义中,以下几点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它使罗蒂所开创的哲学路线更加清晰了。罗蒂是布兰顿的老师,他的问题和视野直接影响了布兰顿的运思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兰顿是用分析哲学的细腻论证方式,将罗蒂的那些宏观论题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并对其作出了清晰的阐释。对此,布兰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曾这样说道:“罗蒂关心的话题是我所关注的话题,但我也认为,刘易斯所运用的形式方法是严格和清楚的,是思考哲学的正确方式,只是说,我想把它们运用到不同于刘易斯所阐述的另外一套问题上。”
罗蒂的“实践”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精髓,彰显了语言、思想的工具作用,强调了人和世界之间非表象的存在关系;而他的“融贯”则显示出分析哲学塞拉斯-戴维森路线的影响,突出了关于信念的推论主义诠释;这种“融贯”纯粹是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它和“世界”以及不同人的不同社会视角,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在《使之清晰》的第一部分,布兰顿借助弗雷格、达米特、戴维森、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的思想资源,不仅清晰地论证了罗蒂融贯论的基本主张,而且将推论语义学和规范语用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融贯”、“实践”、“社会”这三个在罗蒂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却又相互分离的概念,有机地综合为一个整体。其中,规范语用学具体讨论了语言的“社会”、“实践”特性,而推论语义学则着重从实质有效推论(融贯)的角度而不是从传统的真理、指称角度,解释了语言的语义内容,最终语义学决定于语用学,语义学的初始概念要由语用学加以解释。
▲分析哲学家戴维森、维特根斯坦
其次,它使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结合更加清晰。长期以来,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一直处于既冲突又关联的互动中。在我看来,古典实用主义的基本旨趣是现象学的或黑格尔主义的而不是分析哲学的或康德主义的,在詹姆斯和杜威的视阈中,语言和世界紧紧嵌合在一起,世界是概念化的世界。“语言转向”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实用主义的这一世界观受到挑战。意义和世界的分离,将原本已经统一的世界重新分离开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取代了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知识论的话题重新回到了哲学舞台的中心位置。
早期新实用主义者如罗蒂和普特南,受语言转向的影响,以放弃世界为代价,来保证哲学的自洽性。而后期普特南和麦克道威尔,则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下,重新复活古典实用主义的“世界”。布兰顿首先站在罗蒂的立场上,坚持推论主义语义学,然而,和罗蒂不同,他并不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使之清晰》的第二部分,是布兰顿最新颖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思想。他一方面要在推论主义背景下,解释表象维度的内涵及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做出实质性的说明。布兰顿在阐述这些思想时,已经明显超越了罗蒂的立场,而和麦克道威尔、普特南靠得很近。古典实用主义的现象学世界观和分析哲学传统,不仅不相互龃龉,反而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1926-2016)
最后,它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向人们展示了“说”是对“做”的清晰表达,规范原则是对实践中的隐含规范的清晰表达。规范是布兰顿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人类实践主要是语言实践,而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规范是一种基本的制约,人与人的交往和沟通,就是彼此对于对方的规范身份的不断计分过程。在《使之清晰》的前三章中,布兰顿详细论证了规范的性质、作用、地位等。在讨论规范来源时,布兰顿舍弃康德而走向了维特根斯坦和实用主义。传统理性主义者如康德认为,规范意味着清晰规则或原则,它们由理性所颁布。布兰顿反对用清晰的原则解释规范的起源,认为这会面临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所说的“无穷倒退”;规范不是来自理性原则,而是来自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隐含的规范决定了后来以原则面貌出现的清晰的规范。“知道什么”来自于“知道如何”。语义学最终要追溯到语用学,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只有在它们的实际使用中,才能最终得到说明。
与这一思路相关,布兰顿在这本书中还认为,语言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实质推论和逻辑的形式推论是同一种推论。逻辑语汇是对语言实践中所隐含的实质推论的一种清晰表达,而不是对于实质推论的解释,它和实质推论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逻辑语汇的意义就在于,使掌握这种语汇的语言实践者具有一种表达的能力,将赋予言谈以语义内容的语言实践中所隐含的推论关系,用一种特殊的断言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以便于人们更好地说理。
《使之清晰》的“硬核”是关于语言性质的“推论主义”说明。在“推论主义”背景下,布兰顿展开了对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一系列话题的讨论,比如意义问题、语言使用的问题、单称语词和谓词在推论中的地位、知觉观察报告和理性能动性、“真理”的回溯性质、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社会要素等。所有这些讨论都以推论主义为中轴形成了一个体系。原本零散的话题被一种清晰的方式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了一起。
《使之清晰》奠定了布兰顿在当今英美哲学阵营中的地位。在我看来,由于力图将原本对立的不同哲学传统统一在一起,并将这种统一的细节以一种细腻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它的学术理论价值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赏。或许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对过去不同哲学传统的总结,更代表了美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已经到达复旦的布兰顿将留下神秘又幽邃的哲学足迹
作者:刘学良 陈亚军 李念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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