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钱振伦《制义卮言》叙论

▲钱振伦书裴夷直诗

钱振伦为清代咸同间著名的诗文选家与骈文作家、制义名家，他未刊的《制义卮言》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在制义文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钱振伦不仅是咸丰间一位著名的八股文名家，也是一位见识独到的八股文批评家，《制义卮言》为我们全面了解、评价钱振伦的文章学思想提供第一手的文献。

版本与作者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制义卮言》，钱振伦撰，清稿本，封面有钱恂题识：“制义卮言二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仅存第一册（卷一至卷四），为海内孤本。卷五至卷八已经佚失。钱振伦在《樊南文集补编自序》中说：“庚申，贼扰江浙，仓促渡江而北，平生书箧，悉付灰烬，而此本居然独存。”钱仲联先生曾忆道：“余幼时先父曾命我抄写五、六部，以半数寄伯父（指钱恂——引者）处。日本侵华，我家全毁于炮火。《唐文节钞》无一留存，伯父处计亦无有矣。”（钱仲联《〈示朴斋骈体文〉未刊集外文》，《学术集林》第四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制义卮言》之卷五至卷八可能即于某次战乱中散失。此稿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誊写工整。此书题名前后不统一，卷一、卷三和卷四，题作《制义卮言》，卷二则题作《制艺卮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制义卮言》部分

钱振伦，原名福元，字仑仙，后字楞仙。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卒于光绪五年乙卯。道光十年取入归安县学，十五年乙未恩科中式本省乡试举人，十八年戊戌会试中式贡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馆授职编修，二十四年甲辰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以大考二等开列在前升国子监司业，三十年庚戌丁母忧回籍，终制不出。生平淡荣利，不谐于俗。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婿，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姐夫。

生平著作有《樊南文集补编笺注》十二卷、《示朴斋骈体文》六卷、《示朴斋骈体文续存》不分卷、《示朴斋制义》四卷、《制义卮言》八卷、《鲍参军集注》、《示朴斋骈体文剩》。此外，曾撰有《吴兴钱氏家乘》，未付刊，岁久钞本亦不完，后钱恂续以成编。曾任同治十三年《续纂扬州府志》主纂。据钱仲联先生所记，其祖父尚有《唐文节钞》十册，今佚（同上书）。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吴格先生曾将他购得的《示朴斋剩稿》复制赠送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剔除其中李联琇一文，以《〈示朴斋骈体文〉未刊集外文》为题，将其整理本发表于《学术集林》第四卷。钱振伦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他的《樊南文集补编笺注》《鲍参军集注》和骈文。张之洞曾称“《示朴斋骈体文》用唐法”，以钱著为清人骈文宗唐法之代表（张之洞《书目答问·别录》）。

钱振伦的制义在当时已颇有影响，“《示朴斋制义》之刻，早已不翼而飞，有目共赏”（魏大缙《跋》，钱振伦《示朴斋骈体文》，同治六年金陵崇实书院刻本）。钱恂称《示朴斋制义》四卷初刊于咸丰七年，已佚；再刊于同治七年，微有不同（钱恂《吴兴钱氏家乘》卷二）。但今湖南图书馆藏有同治四年刻本，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有同治五年刻本，均为四册不分卷。同治五年刻本前有吴昆田序，称其制义“于国朝则追步方朴山、陈勾山，而有明正嘉之格义、隆万之机法、启祯之才气，亦备具于中焉”。

相比之下，钱振伦的制义批评与理论则较少受到关注，这或许是因为《制义卮言》一书一直未刊，传播范围不广。然此书在清代制义文论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主要内容

《制义卮言》卷首有咸丰九年（1859）作者自叙，表明此书与梁章钜《制义丛话》之不同：“乃取梁氏之书读之，见其上述列圣之敷言，旁稽名宿之绪论，体裁掌故，殚见洽闻。于斯事之源流固已详且尽矣。惟中丞生长乾嘉之际，当时墨体以铿訇藻丽为工，后则敭历中外，恒欲藉是以觇经世之学。其于因题立制，惨淡经营之处，或不尽以告人。视余之约言卑论，呶呶焉惟恐弗喻者。固质性之敏钝不同，抑亦处境为之已。昔徐廉峰侍御论列八韵诗，为《试律卮言》。兹所追录不及梁氏之赅博，因名之曰《制义卮言》，盖将出其穴见以相质。而梁氏所已言者，间亦申其义，纠其失焉。”可以说，梁章钜《制义丛话》代表了道光时期制义批评的最高成就，钱振伦的《制义卮言》则代表了咸丰时期制义批评的最高成就。钱振伦清楚他与梁章钜之间的不同。梁著是“上述列圣之敷言，旁稽名宿之绪论”，在体裁、掌故、源流方面甚为着力，而“于因题立制，惨淡经营之处”着墨不多。钱著采取详者略之，略者详之的策略，建构自己的批评特色。

全书共八卷。第一卷为总论，作者对制义有清醒的定位：“制义为文之一体，谓其于道未尊则可，必谓天地间不应有此一种文字，则过也。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欧冶之剑、秋之奕、宜僚之丸、痀瘘丈人之蜩，皆以精思运于无间，不自知其所营为艺也。若夫宋之斤、鲁之削，则习之者多耳。今之时文几于斤、削矣，而能臻于和、兑之流者谁乎？”第二卷专论明代制义，仿唐诗学之初、盛、中、晚的分期法，分明文而论之。认为这样做“不特穷是体之正变，亦可资以论世焉”。制义之流变与时世之变迁、与文风士习相呼应。第三卷论清代制义与明代制义之衔接承续，从而揭示清文宗法明人，或师其意，或变其法。认为制义之流变本处于自身的渊源承续之中，不能以时代人为地割断。第四卷专论顺治至雍正间制义，着眼于其雍容华贵的开国气象。其间以方苞之奉敕选文为集大成之盛举。卷五至卷八已佚，据该书《叙例》，第五卷述乾隆至近人之制义，指出乾、嘉间墨体多闳丽，道光间墨体多清转，“风气所趋，为干禄计耳”。乾、嘉、道之八股文风尤为人所诟病。“桐城、金坛辈即返制义于王、唐、归、胡”，显然是出于对时文之不满。第六卷分题类而述作法。以题类为纲领去展开对制义文法的论述，这是清代制义理论的一大特点。第七卷仍属制义文评，专录一些能独摅己见而仍确当书旨者。第八卷则为艺林笑谈杂记，“有冗碎无可附丽与夫忍俊不禁者，姑汇入焉。睡余酒半，可资谈枋，可供轩渠”。可以看出，该书第一卷为总论，第二卷至第五卷，以制义家为纲目，纵论明清制义之流变与风格之多样性。第六至第七卷为制义文法论、风格论。第八卷则为附记。

全书构架恢宏，论说精当，是一部明清制义批评史。它以制义家为纲目，以历史演进为线索，褒贬予夺，持论公允。

文献价值与文论价值

文献价值

钱振伦为清代咸同间著名的诗文选家与骈文作家、制义名家，其生平著述之传世者主要是《樊南文集补编笺注》《鲍参军集注》《示朴斋骈体文》《示朴斋制义》。这部未刊的《制义卮言》可以让我们看到钱振伦在制义文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认识到，钱振伦不仅是咸丰间一位著名的八股文名家，也是一位见识独到的八股文批评家。它为我们全面了解、评价钱振伦的文章学思想提供第一手的文献。

关于清代制义批评史，学界主要关注陈名夏、吕留良、储欣、王步青、梁章钜、路德等人。除梁章钜外，这些人主要以选、评八股文而著名。梁章钜的《制义丛话》采用话体的形式，直接承续诗文批评中的话体，在道光朝的制义批评中独树一帜。钱振伦的《制义卮言》则是咸丰间制义话体批评的典范之作。这一文献使我们对咸丰朝的制义批评有更加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学术史范式，学术性立场

关于制义之历史功过，明末清初以来，有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狂风骤雨式的怒批。这种怒批自有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考虑。但如果把明清制义写作史和批评史作一种历史的、客观的评估的话，学术史的范式和学术性的立场显然更为重要。这一方面，康熙时期的俞长城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可谓开其先河，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则更以“话”体形态作历史总结。钱振伦的《制义卮言》承梁著的范式而来。全书由总论、作家论、类型论、作法论、制义文论、艺林杂记（近乎史料记述）构成。它不是简单地排列作家作品，而是以“初、盛、中、晚”的流变框架描述明代制义史，以清真雅正与流变去描述顺、康、雍之开国气象和乾、嘉、道之闳丽多变乃至“干禄”之风。有相对成熟的学术史范型，在史述中传达相对理性的历史评价。

在讨论作家作品及其流变时，不偏执于个人兴趣，而是把史家的客观立场与个人的历史判断相统一。比如对于明代，王夫之曾经针对“成弘法脉”对成化、弘治间的制义进行猛烈抨击。他首先对成、弘间两大代表性人物王鏊（守溪）、钱福（鹤滩）进行否定。明代以来，一直有“钱王两大家”的说法，王夫之举出钱、王之作的浅俗处，认为他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岳麓书社，第844页）。“世所谓‘成、弘法脉’者，法非法，脉非脉耳。”（第845页）王夫之之所以力贬成、弘，是因为其制义不能真正揭示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不致力于经学，而斤斤于法与脉，因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埽地矣”。（第844页）作为一位经学家、史学家，王夫之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如果从写作史、批评史的角度，这种批评显然不能称为公允的学术立场。

对于明代各时段的制义，方苞的评价是：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不与焉。正、嘉则专取气息醇古、实有发挥者；其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剿袭先儒语录、肤廓平衍者不与焉。隆、万为明文之衰，必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乃无流弊；其专事凌驾、轻剿促隘、虽有机巧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不与焉。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俪弃规矩以为新奇，剿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故别而去之，不使与卓然名家者相混也。（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

每一时段的制义文风均有其利弊优劣。自洪永至化治之制义文风，作为制义文体之初创期，诸法未备，文风简朴。从积极的方面说，“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简要亲切；从消极的方面说，拙劣之作则“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方苞的评价是公允的。只是为了示范后学，他的《四书文》只选各时段的优秀之作。

钱振伦在该书的一开始即说：“有明一代，化、治专衍注疏，正、嘉始开风格，隆、万尚机法而流为纤佻，天、崇尚才情而过于驰骋。”（卷一）稍有贬抑之意，但其实是为了褒扬“本朝”之久道化成。而在实际的批评中，钱振伦既不像王夫之那样立足经学而贬抑技法，也不像方苞那样只选杰作佳构，而是直面各历史时段各家制义之优劣、评断其高下。他认为，那种认为“文莫盛于天顺以前，至成、弘渐衰”的说法，“无异诋建安之绮丽，薄羲之之姿媚矣”，都是缺乏历史发展的辩证眼光的。“要知法久弊生，凡事皆然。补偏救弊，固扶持世道所与有责耳。”（卷一）项煜为制义名家，但其人品则为时贤与后人所诟病。钱振伦说：“项水心（煜）文不惟好与大注作难，并好与白文作翻。塾师以此讲授，谓可救子弟文笔之平，此大谬也！所恶于平者，特用笔无曲势耳。岂全篇议论皆与圣贤背驰而后谓之不平哉？且文即平，不过一艺之不工耳。专学项稿颠倒是非，流为小人之归，所失不尤大耶！”（卷一）又指出：“韩敬、周钟辈，揣摩元诀，则文中之乡愿矣。”（卷一）褒贬予夺，立场鲜明。

评断公允、观点鲜明，这是史家应有的态度。

义理与文法并重

八股取士制度的原初设计，是通过经义考试使儒生在应试的约束下专注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理解，从而达到信仰与人格的培养。康熙间理学家陆陇其说：“制义者，所以发挥圣贤之理也。能言圣贤之言者，必能行圣贤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托之民人社稷，则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是取制义之意也，是五六百年来所以行之而不废也。”（陆陇其《黄陶庵先生制义序》，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九，康熙刻本，第14a页）嘉道间陈用光说：

“国家以四子书命题取士，盖导以庸行庸言之谨，而勖以温故知新之业。士修其业，宜皆能励实学以应上之求矣。”（陈用光《重刻一隅集序》，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六，清道光十七年刻本，第6册第52a页）“学莫先于穷经。《四子书》，穷经者之所首务也。国家取士，沿前朝旧制，以《四书文》觇学者之藴蓄。”（陈用光《重订姚先生四书文选序》，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六，清道光十七年刻本，第6册第54b页）由科举之文进而求于经史之贯串，以穷经为致用之本。

面对这一制度设计，作为应试教育的批评与理论专著，出现了两种理路：第一种理路是一种“顶线思维”，即把应试视为通经之途，只有对儒家经典有深入具体乃至富于个人特点的理解、感悟，才能写出既符合经典又别开生面的八股文。首场三艺之题出自《四书》，同题的现象屡见不鲜（截搭题只不过是同题以不同部件的面目出现而已）。面对相同的试题，数百年来的无数制义之间出现了水平高低有别、风格各异的情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考生的经学水平与文史修养、乃至子、集趣味之不同。钱振伦说：“稼书理题文或疑近于语录，然《执射乎二句》乃似史记。”（卷四）指出陆陇其之制义与其理学家修养分不开。第二种理路则是一种“底线思维”，即认为只要掌握应试秘籍，起码可以入选中式。这一类书被称为“揣摩”之作，是清代十分流行的制义文论形态，也被鄙称为“干禄”之书。钱振伦的《制义卮言》属于第一种批评理路。他说：“《时文绪论》以姚姬传《四书文选》前数则为最精，近刻何义门有数则似专论前明之文选。又《八铭塾钞》及《立诚编》前各有数则，皆可启迪初学。若项水心《论墨》、朱岵思（锦）《会元薪传》之类，则揣摩陋本耳。”“乃唐翼修（彪）《读书作文谱》犹极言不可删，《丛话》引其说而是之。唐氏干禄之书，持论甚鄙，独于大结意在复古，可谓进退无据。”但他并不拒斥文法之论。

荐举与科举、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不同的人才观和培养、选拔方式衍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批评理念。不同的出发点，决定制义选家、批评家对待制义的态度。历来之制义论家，大体采用三种立场：第一种是视制义为经义，制义乃是表达对儒家经典之精义的领悟，因而视技法为第二义，更蔑视琐碎之八股文法书。王夫之说：“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岳麓书社，第847—848页）第二种是视八股文之选评旨在“度人金针”，视制胜于场屋为举业之目标，注重技术性、规律性、注重效率，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得效果的最大值，清代那些汗牛充栋的制义文法书可为代表。第三种是在前两者上寻求最合理的姿态与范式，以经义为旨归，以技法为筌筏，既强调义理，又重视文法，采取“就文词章句之末而推极于身心性命之际”策略。钱振伦的《制义卮言》可归入第三种。

论家的这些不同立场实来自对于科举取士制度的不同态度。关于科举取士之利弊，即使是官方内部也有不同看法。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行，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欵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然而礼部的答复则是：科举之弊，固然如舒赫德所言，但是，能否得真才，关键在于“责实”。“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清史稿·选举志》）礼部的这一答复是最为务实的。高言复古、高言经学旨归，倘不责实，也是空言。“以古文为时文者”，不见得其人格境界或者道学精神比一般人高尚。应试教育有其自身特点，其最鲜明的特征是主要服务于阶段性目标，它可以暂时悬置经学旨归，而把学习与考试规划成一个技术性处理的过程。至于“侥幸日众”，我认为那也是科举（乃至一切应试考试）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方式所应该有的“成本预算”。

应试教育的人才培养、选拔方式至今仍是最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因而王夫之式的决然否定的态度并未在后世的制度层面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些把人才培养简化成应试秘籍的传授态度与作法，自然是祸害人才的，正如钱振伦所说的：“时文之《八铭塾钞》，犹唐诗之《别裁集》也，皆可束缚中材，不能牢笼上智。余尝与人论及，或谓平庸已甚，何从觅径寻途？或谓模范不踰，究胜横驱别驾，试平心参之。”

相比之下，第三派才是最有建设性的。钱振伦《制义卮言》属于第三派。因而对于不同的制义选本与批评，他都能以兼容而通观的态度予以评断。他说：“前明书家多以思翁为第一。若谓守晋人之绳尺，则以允明为第一可也；谓得吴兴之正传，则以仲温为第一可也。即如制义斯事，开山作者，谓圣可以守溪为第一；原本古文，包埽一切，可以震川为第一；能大能小，变化无穷，可以正希为第一。至本朝文家林立，与书家同，必推何人第一，定论殊难，故孔谷园（继涑）论书云：‘文运方隆，会当俟诸异日。’”他注意到文有“传世”与“荣世”之别：“熊、刘所以为开国元音者，以其真气盘结，小有疎舛，不足为累。储礼执所评两家文稿，论多造微。吴兰陔以可入读卷绳之，则取便揣摩，无关宏旨矣。惟言‘传世之文，熊较真；荣世之文，刘较近’二语颇允。”

他强调制义的经学根基，作为这种理解之延伸的，则是他对制义体有特别的认识，他说：“诗家不妨涉禅，而时文忌之。诗家不讳绮语，而时文忌之。其体似较尊矣。然诗家亦以落言诠、涉理路为戒，古文多尚议论，而时文忌近策略，其指为较醇矣。然古文家又以语录平弱为戒，故知各营其业者，专门之学也。兼通其蔽者，通人之见也。”在“以古文为时文”的强势话语面前，钱振伦甚至认为时文“其体似较尊矣”。所以在《制义卮言》中，他常以诗文书画传统去诠释时文现象。制义论家吴懋政曾仿元好问《论诗绝句》以论时文，钱振伦以其不称体，遂仿梁武帝《书论》，评明代及清代制义各四十家，如：“王守溪如禅家初祖，作者为圣。钱鹤滩如三代法物，质而有文。唐荆川如天马鸣銮，驰驱不失。薛方山如良玉离璞，磨琢无瑕。诸理斋如独行之士，一意孤行。嵇川南如直谏之臣，昌言不讳。茅鹿门如高手写生，神采焕若。瞿昆湖如名卿对客，词令斐然。”“熊次侯如昆仑原积，磅礴万山。刘克犹如旭日初升，光芒六合。王迈人如峭壁千寻，藤萝莫附。戚价人如良金百炼，渣滓全融。”（卷一）他又以古文传统模拟、评说时文，如：“姚姬传《古文辞类纂》、李申耆《骈体文钞》，如邹阳书、贾谊论之类，往往互见，故知文之至者，无所谓骈，抑无所谓散也。方侍郎奉敕选《四书文》，专取大题。王巳山《塾课分编》八集专取小题，而时文名篇亦未尝不互见，故知文之至者无所谓大题，抑无所谓小题也。”以“至文”连结古文与时文。他以诗论模拟制义论：“渔洋《古诗笺》五言详于汉魏六朝，至唐而止；七言则唐以前较少，而下迄宋元。缘作者之多寡不同，而选家因之也。王氏《八编》启蒙只选明初，别无下集；式法行机率选隆、万；精诣以下则多选天、崇，而本朝文以类从焉——亦因其自然之势耳。”诗选与时文选在编纂上有相同的难题。他把时文比书法：“时文以整比为正，犹字以楷书为正也。”在把制义与诗文、书画传统相模拟时，制义之尊也自然而然地被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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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是清代制义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梁葆庆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说：“应举之文，前十数科雅尚奥博，堆砌饾饤，竞以子史隐僻语角雄长。戊寅、己卯，渐归清真，曩时强凑摭拾恶习，淘汰几尽。”（梁葆庆《墨选观止》，道光壬辰刻本，第1a页）认为乾隆后期至嘉庆时期的制义“雅尚奥博，堆砌饾饤，竞以子史隐僻语角雄长”，嘉庆末年，文风始归清真。则道、咸时期乃是一个拨乱反正时期。早在雍正朝，世宗即对其时的文风深表担忧，“屡以清真雅正诰诫试官”（《清史稿·选举三》）。方苞奉敕编《四书文》之后，“行之既久，攻制义者，或剽窃浮词，罔知根柢……嘉庆中，士子挦撦僻书字句，为文竞炫新奇”（同上书）。身处道、咸这个拨乱反正时期，钱振伦的《制义卮言》不作偏激之言，站在学术史的立场，去反思此前的制义史。可以说，钱振伦的《制义卮言》，是继梁章钜《制义丛话》之后的一部重要的制义文论之巨著，代表了咸丰时期制义文论的最高成就。（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为2017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清代稀见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17JZD047]、20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明清程墨评点与文论的关系研究》[15BZW1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维昭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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