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故事 | 交警队里的“刑警”

屠彦旻，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交警支队事故审理大队警长，34岁，中共党员，2009年1月参加公安工作。2012年4月起，他开始从事交通事故调查、处置以及重大肇事逃逸类案件的侦办工作，他喜欢把自己叫做“交警中的‘刑警’”，通过分析案情，从现场留下的痕迹中抽丝剥茧，找到指向肇事逃逸车辆的线索。走上事故审理岗位6年以来，屠彦旻共破获了50余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件。

抽丝剥茧找到肇事逃逸电瓶车

调查交通事故时常常需要面对并问询事故当事人和家属，特别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中，被害人和家属眼神中“写满遭遇变故的痛楚”，屠彦旻觉得，“找到肇事者，是他们对我的期待”。

案子交到屠彦旻手中：伤者说不清肇事者的体貌特征；监控视线被行经的大货车遮挡；流量巨大的非机动车道上留给屠彦旻的仅是几个模糊的黑点……他反复观察，从事发前后20辆经过的电动车里发现3辆嫌疑车辆在时间上最吻合。经过推演比对，屠彦旻最终锁定了嫌疑车辆，并还原了车辆的行车轨迹，根据事发时间，屠彦旻推测，嫌疑人应该是每天都骑着这辆橙色的电动自行车沿这条路线上下班。

经过一个星期的走访排摸和两昼夜的守候伏击，屠彦旻与同事最终将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事故调解要“动嘴皮”更要“换位子”

在交警事故审理大队，处理调解交通事故是民警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对民警脾气、耐心和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那次长达半年的“调解拉锯战”让屠彦旻至今记忆深刻：那是发生在天山西路的一起电动自行车与行人相撞的事故，行人死亡。死者是一名退休老教师，肇事者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受事故双方委托，由屠彦旻进行调解。

肇事方：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能力差，在上海的暂住地是一处临时工棚，老家也是非常拮据，根本没能力支付死者家属最先提出的赔偿金额。

死者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坚持要肇事者支付巨额赔偿金，甚至把气撒在了民警身上……

第一次调解：屠彦旻做的更多是一名倾听者，他耐心地听家属提出要求，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分析了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这次调解双方没有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但离开调解室时，家属的情绪明显平缓了不少。

第二次调解：屠彦旻单独约谈了事故双方，向死者家属说明了肇事者的家庭情况，并对肇事者开展工作，希望双方尝试“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感受，为下一次调解做好了铺垫。

第三次调解：肇事者妻子还提出了到死者家属家中帮工表达歉意的想法，在屠彦旻“撮合”下，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死者家属的认可，为肇事者进一步获得家属谅解争取了机会。

……

经过五次调解，双方终于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事后，双方当事人共同制作了锦旗感谢屠彦旻。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事故双方共同申请调解，民警调解不成功的，就可以让双方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法院申请调解，屠彦旻完全可以找到依据，不再继续由他组织调解。“但当时双方都很信任警察，希望我继续调解，那这就是我的分内事，一定要做得圆满。”

处理、调解了2000余起交通事故，今年33岁的屠彦旻已经成了队里有名的“老娘舅”。 “我是个话痨，处理和调解事故需要耐着性子“动嘴皮’还不算难，难的就是要想办法让双方‘换位子’，消除对立情绪，尽量达成一致。”

作为一名从事交通事故调查和侦办肇事逃逸类案件的民警，为了追查事故、解答疑问，屠彦旻自学研究人体损伤学，琢磨刑警破案的手法和技巧，在他看来，做好一件事不分大小，都需要一颗匠心。

作者：何易

编辑：王翔

责任编辑：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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